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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章（第1页）

在处方上签字。

随后，他同另一位医生分别给患者用了若干毫克的「冬眠灵」注射药。1986年6月29日凌晨，

患者夏素文死亡。后王明成和蒲连升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起诉，1991年5月6日，一审法院判决两人无罪，但检察机关提起抗诉，1992年6月25日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法院虽然判处两人无罪，但巧妙地回避了安乐死这个问题。因为「冬眠灵」是慎用品，而非忌用品，其致死量是800毫克，但蒲医生给患者只用了87。5毫克。

法院最后认为，医生的行为不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夏素文的直接死因是肝性脑病、严重肝肾功能衰竭，不排除褥疮感染等原因，也就是说蒲医生对夏文素实施的并非真正的安乐死。如果药物是患者致死的直接原因，法院就无法回避了。

王明成被释放之后，患上了胃癌，他多次希望能有人对他实施安乐死，但均遭拒绝。2003年8月3日凌晨，王明成在极度的病痛中停止了呼吸。

生存还是死亡，这个哈姆雷特式的诘问，在安乐死中被追问到了极致。

今天，人们讨论安乐死有关问题的时候，往往拒绝形而上学的道义考量，而倾向从后果角度进行功利主义的考虑。

反对安乐死的人士，大多认为救死扶伤是医生神圣职责，延长生命是医生不可推卸的责任，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挽救患者的生命，安乐死不仅不道德，还违背了医学的宗旨，这也使医学故步自封，失去发展的机会。

允许安乐死将使得患者至少失去三个治愈的机会:自然康复的机会、继续治疗恢复的机会、医学发展治愈的机会。

他们担心允许安乐死将造成严重的伦理危机，它不仅会使那些居心不良的人利用安乐死来谋害他人，还可能纵容那些不愿照顾亲人的家属放弃对病患的照顾，这将使得家庭成员的互相扶助义务变得越来越冷漠，更有甚者，它还可能会为医疗人员谋私打开方便之门。

而赞同安乐死的人却认为，人的生命只有在有质量的状态下才是有意义的，对于濒临死亡的患者，在穷尽一切治疗手段都无效的情况下，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尽量减少他所承受的痛苦呢?

安乐死并非从生到死的转变，而是在死亡过程中，让人从「痛苦」到「安乐」。这是对患者人格的尊重，如果不顾患者的意愿，在根本无法治疗的情况下，空谈救死扶伤，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承受无法忍受的痛苦和煎熬，这是对患者人格尊严的亵渎，这才是真正的不道德。

为了医学进步而无视患者尊严，把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治病良方，这太不人道，更何况，医学的发展并不总是依赖于临床医学，大量的疾病都是在实验室攻破的。

在病人无法治愈的情况下，用医疗设备维持他的生命特征，这将浪费大量的医疗经费，反而不利于医学的发展。至于安乐死可能带来的家庭和医生责任问题，赞同者认为这完全可以通过严格的法律条件来加以限制。

相反，如果视安乐死为犯罪，那将会出现大量私下的安乐死，这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为恶化。

然而，脱离形而上学的功利讨论会陷入无解的难题，功利主义所考虑的变量总是有限的。如果出现新的变量，先前的功利计算就要推翻重来。

比如，赞同者认为允许安乐死可以节约医疗经费，促进医学发展。但是，如果允许安乐死，若医生对安乐死的条件判断失误，是否会引发严重的医患冲突，导致医疗经费成为维稳支出，让医疗经费更加短缺?

赞同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谁也无法真正说服谁。在这两种立场之间，其实有一种折中，这就是尊严死。尊严死是指患者事先以书面形式确认，如果疾病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属于无法挽救的，就拒绝没有意义的延长生命的医疗措施，如停止采取呼吸机、人工透析、化学疗法、静脉输血、补给营养液等措施，而让其自然死亡。

尊严死与安乐死相似，但又有很大不同。它不同于积极安乐死，尊严死不主动为患者

提供致死的手段和方法，它也不是消极的安乐死，它不需要在患者濒临死亡时就可以实施，比消极安乐死的时间有所提前。

尊严死的观念最早在美国产生，后来推广到很多国家，日本现在也很流行，很多人都在「不进行没有意义的延长生命，积极迎接自然死」的文件上签名。

在日本尊严死协会的《尊严死宣言》上签名的会员，截至1994年，已近7万人。

尊严死并不存在像积极安乐死那么强烈的道德指责，医生没有实施积极的终止生命方式，因此它和民众的情感以及法律没有太多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