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蒋红安要告诉他:「是呀,你的爷爷非常厉害。他的爸爸也很厉害,能爬到很深很深的锅炉里去!」孩子们彼此相熟之后做了朋友,便有家长来找她,说「蒋老师帮着管管我家的孩子,尽量跟好孩子交朋友。」蒋红安又要跟这样的家长说,我们这里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她还不到二十岁,对于她的工作来说,长得又过于漂亮、娇嫩,缺乏威严。许多家长尊敬她,一来是看在她教师的身份,一方面也是看在她婆家的面子。她年轻气盛还为此恼火过一阵子,可后来她想,既然有帮助,就是好事。然而既然是受婆家荫蔽,婆婆又是校长,什么事情都得要对婆婆交代清楚才好。尤其每天来自家长和孩子大大小小的冲突矛盾不断,一切的观念都还在磨合之中。
蒋红安说每个孩子都是平等的,婆婆便教育她说:「人和人生来就有差别。别的不说,咱们社会主义的孩子跟美帝的孩子,肯定就不一样呀。我们做教育要因材施教,你说的平等太理想化了。」蒋红安说要用宽容的爱来培养孩子,婆婆又说:「做教育要赏罚分明,如果一个孩子只得到爱而没有惩罚,只能成长为一个废物。」
每件事都做得举步维艰,蒋红安年纪轻轻,常有撑不住的时候。她撑不住了就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哭一场。一天她正在那里哭的时候,有人敲门。
「蒋老师,我是董建。」
董建转学到这里时,已经五岁了,是全校最大的小孩。来到幼苗幼儿园,待在蒋红安身边,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个子最高,最懂道理,每天帮着蒋红安忙里忙外,像幼儿园的小主人。有时候很小的孩子好奇他的断臂,他也会坦然地掀起袖子来给人家看。小孩子问他「你还疼不疼呀,你的胳膊还会不会长出来呀,」他也耐心地一一作答。
这一天他敲门进了蒋红安的办公室,看到她眼睛红红的,就问:「您是躲在这里哭鼻子吗?」
「是呀,我需要在这儿哭一会儿。」
「我能跟您一起哭吗?」小小的小伙子红着眼眶问。
师生两个彼此拥抱着哭泣了好一会儿,蒋红安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董建说:「王兴军问我的爸爸犯了什么罪,是不是要偿命。」
「那……我去找他谈谈。」
「没关系,我只是想我的爸爸了。奶奶说爸爸还有八年就出狱了。蒋老师,八年有多长啊?」
蒋红安听得一阵心酸。「八年对你来说,大概很长很长。」
董建难过地低下了头。
「但我想你爸爸也像你一样非常想念你。」
「真的?」董建抬起头来,瘦小的脸蛋上满是惊喜。
「嗯。」
两年时间眨眼过去,董建就要升入小学了。把他送走前,蒋红安问他将来的理想是什么。
「我的理想是爸爸出狱回家。」
蒋红安听了说:「这不算理想,理想是指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小伙子认真地说:「我想成为跟你结婚的人!」
蒋红安哈哈大笑:「这也不算理想呀~」
「那……那我的理想就是,要当一个又勇敢又好的好人,就像你一样!」
办幼儿园日子稍久,蒋红安感受到,教育孩子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对上说服婆婆、对下沟通家长才是最重要的工作。可自己再怎么坚定无畏,所谓的威严和阅历都不是一朝一夕能获得的。若想获得话语权和尊重,恐怕只能学习更多的知识了。
她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把国内外先进的幼儿教育、心理发展方面的书无论好坏都读了个遍。一边读书、一边写心得,学得用心,当然也扎实。有了知识就有了底气,再跟家长们谈起话来,她便越谈越好。婆婆是个理性稳重的人,她冷眼看着蒋红安日日夜夜做的一切,逐渐开始佩服她。在她哪些事处理得不够圆融、成熟时,她也毫不客气地插手点拨。如此几年过去,一切努力终于有了成果。讲道理的好家长越来越多,于是也有了越来越多开朗、健康的孩子从她这里毕业。
可是随着这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她的「后院」起火了。她的年纪日益接近30岁,却还是没有当上妈妈。家里人都坐不住了。说起做妈妈,蒋红安并不抵触。可她不知怎么的就是怀不上。丈夫三天两头要她去检查身体、扎针灸、做理疗,可她工作忙得不得了,基本的检查做完了,其他的就反复推拒。父母更不满意,干脆在上海给她找了一位名中医,要她去调理半年。可她一时一刻也放不下她的幼儿园和孩子们。这下可好,父母直接赶来劝她。他们说她身体要是没有毛病,那就是工作压力太大闹的。女人还是要顾家,岁数也不小了,生个孩子才最要紧。丈夫心里不满,跟她三天两头地打架。这样一打架,种种不满都吵了出来:「哪有像你这样的妻子,我下班了你还不下班,到了家里连饭也不烧,只知道当个蛀书虫。我的衣裳脏了你也看不见,叫我到单位被人家笑话!」
蒋红安方寸不让:「妇女能顶半边天,难道我这半边天就是生孩子烧饭洗衣裳的?」
家里只有一个人没有劝她放弃工作,就是她的婆婆。她既没有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