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人生而平等’这个抽象概念进入个人和民族的头脑,就再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比它更难以控制的了。”
……
在新阶层的眼中,击垮王朝帝国不是更先进的武器,而是这些无孔不入又充满诱惑的思想。
蒸汽机带来了广泛的经济变革,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变革分成几步走的时候,政治变革也在推进。
大唐内部轻易的扑灭了这股浪潮,那是因为洛氏的存在,所以在广泛的帝国土地上,还未曾有类似于王朝末年那种大规模流民难以存活的大事发生,换句话说,大唐帝国内部,矛盾还没有激烈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大唐的命运本不该如此,因为洛氏本不该存在,洛氏用世界之外的力量(圣痕)干涉了正常发展的世界。
当然,在外人看来,这就像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总是英明),重复发生,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
在大唐之外,即洛氏政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地带,规律的运行则更为明显。
经济和政治的并行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经济是基础,在经济基础改变的过程中,它创造了新的阶层,譬如在上古时期走向奴隶制国家时期,出现了奴隶主,在周秦之间出现的地主,以及在蒸汽时代之后出现的新阶层。
这些新阶层绝不仅仅是有不同的利益,比如奴隶、土地、雇工,更大的不同是意识不同,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不同,用比较通俗的言语来说的话,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是不同的,对于这個世界的理所当然是不同的。
奴隶制理所当然的用奴隶来生产,随时杀死奴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等级是天生存在的,血脉是生来高贵的。
地主不能随便杀人,但在权威之内,为他耕种的佃农,生死也操持在手中,等级依旧是分明的,社会上存在着明显的三个阶层,军事贵族阶层,知识分子士人阶层,供养上述两个阶层的农民。
这些在新阶层眼中都是不正常的,他们对血脉生出了挑战,认为生来高贵的存在,是错误的。
这种认知是从商业实践中得到的,在自由贸易中,新阶层深受封建对贸易的阻碍,封建贵族身上浓厚的本地主义,让贸易难以成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摆脱皇室对商业的限制,远比农业税高的商业税的逐渐增加。
在这样的实践中,一个甚为大胆的想法就出现在新阶层的脑海中,那就是推翻现在所有阻碍贸易发展的体制,建立一个适合发展的体制。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广泛的地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关系是并不和睦的,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的生死以及是否统治是漠不关心的。
当然,这种情况在大唐有显著的不同,大唐皇室在民间拥有更广泛的声望,但这依旧不足以面对新的概念,那便是民族。
在蒸汽时代之前,并没有民族这个概念的产生,那个时候只有朴素的人种观念,他们称呼自己为汉人、罗马人、夏人、胡人,这是一种夹杂着族群和文化的称呼。
这种称呼是相当脆弱的,对于最底层的百姓而言,这种称呼随时会变化,尤其是汉人。
在先秦之前列国各有称呼,秦朝太短,汉朝的时候汉人出现,但在汉末分裂之后,这个天下就变成了燕人、魏人,汉这个字眼似乎是王朝的名字,而不是一个族群的名字。
那个时候指代族群通常使用“夏”这个字眼。
直到大唐出现,唐人喜欢用汉人来指代自己,汉在某种程度上,和夏基本上并列。
但汉的范围依旧是比夏小的,夏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概念,它已经不仅仅凌驾于汉之上,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它还凌驾于罗马等一切其他的概念之上,它是各族群联系在一起的枢纽。
在这种超越一切的文化感召下,产生的各民族,不是彻底对立的,而是类似于春秋战国时的那种国人。
……
在一个国度中,年轻人总是最蓬勃有朝气的群体,就像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总是怀有崇高的理想,心中热血未凉,总是推动世界的进步,对抗世界的黑暗和不公。
在帝国王朝的变革中,阶层似乎决定了一切,主导着人的行为,但现实不是如此,这个世界总是会发生这样的事——
统治阶层中的热血青年拥有良好的学识,拥有更高的视野,意识到世道的腐朽,并不愿意同流合污,于是主动加入反抗行列中。
这些青年拥有远多于大多数中低层民众的资源,在突破了阶层局限后,拥有更多的可能,在变革的过程中,当他们和来自基层的力量合流后,就会迸发出惊人的力量,既而形成改天换地的波涛。
即便这些波涛将会毁灭他们本来家族的生存土壤,他们也在所不惜,完全是为了心中崇高的理想。
这样的人,在洛氏中,尤其的多。
在蒸汽时代到来后,世界的变化很大,但洛氏的变化更大。
一千多年中始终团结一致的洛氏,似乎拥有都服从家主命令的洛氏子,都发生了改变。
洛氏之间的关系依旧和谐,但那只是私人关系,在思想上,洛氏之间的对立相当严重。
洛氏的实验室遍布各地,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家族之中,这就是其中之一的明证。
在洛氏内部有许多对大唐现状不满意的人。
在许多人看来,通往伟大的道路上,洛氏这个家族就是许多正面例子本身,这个正面是对封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