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困在蛇口中的我呆呆的看着前方的地面。
那里,一朵干枯了残缺得只剩几片瓣,皱得象纹纸,鲜艳时大概是刺梅样的小黄花,正被微风推着,从我视线的正前方向着我头顶方向,目光追寻不到的位置,滚动着漂移着。
感觉到有人将我从蛇口中连抬带拔的抱了出来。
感觉到串吊在蛇口中的腰部肌肉几乎快被拉断。
感觉到插在蛇头中的手臂似乎断了,被人捏着手腕拉出蛇头。
感觉到有人用装在瓶子里的某种变异动物血液慢慢灌进我口里。
有人在耳边轻声讨论:头部、脸上、四肢和最多着地的侧边身体,除了被搓爆了的冒着血翻着筋骨的皮肉,便是表面基本完好的深青紫色上点点块块的出血点的肉皮。腰部撕裂开的肌肉表面一层像被油炸过发泡样的烂肉,里面一层又像被浸染的发乌的冻肉。
伤的很难看,但伤得真的可能不算很重。
我感觉到战斗结束了,可以受伤、中毒、深度昏睡了。
困极了的我,陷入深度昏迷的我,被老爹背着回了十七楼。
整整七天。
这七天里,陈诚做了这辈子他都没做过的“大手术”。按他们的形容,就像翻肠子似的,将我腰部的伤口翻开,清洗、刮烂肉,缝合大血管、破损的肠子、器官、肌肉,切开皮肉摆正接好所有断裂的骨头。
在老爹的示意下,过程如何惨烈、恐怖都不要紧,只要缝补好放回原位就行。
这七天里,老爹将收到的全部的龟血、蛇血和切成一条条的龟肉、蛇肉,慢慢地不停地一小口、一小块地倒入、塞进我虽如植物人一样昏睡,可一旦有“好吃的”凑近,便自觉张开的嘴里。
这七天里,冯队他们一边帮着老爹照料我,一边在“做通”老爹的工作后,分前后两次抽了我两管血,交了差。
老爹说,战斗结束当天,冯队带领几名战士仔细的“打扫”了“战场”。他们将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红喷被打飞的碎肉、断牙、鳞片,甚至喷溅的毒液、血渍等等能收的都拣拾归纳于一个大蓝整理箱。
至于红喷的主躯干,他们帮着老爹连削带砍地将肉、血留给了我,让老爹护理昏迷的我时,一口口地全部喂给了我,只带走剩下的脑袋、蛇皮、蛇骨和部分尾尖。就连那条黑蛇,他们也将没被动过的部分切出来,只拿走了被鳄龟抓损、啃咬的地方。
至于对“任务”中碰到的此类东西应该首先、全部带回驻地的命令,战士们什么也没说,收拾收拾“残渣”,就抬着几个蓝色整理箱送回了军方驻地。
养伤期我在“睡梦”中不断“思考”,既为自己日后的“出路”和老爹的安危焦虑。也反思着自己在痛感回归之后,是不是太矫情了,太过于细致体会疼痛的“美好”了?
如果在红喷的第二喷或第三喷时,就忍着会喷一身的烧灼,不管不顾的扑上去,在体力“尚足”的时候进行这最后的搏杀,会不会没有这么大的伤损?
也许吧。但现实没有“倒带”的功能,没有游戏中让人总结经验重来一次的功能,只能庆幸自己活下来了。
我完全醒来的第二天,冯队又来了十七楼。
他带来的消息,并不美好。拿到血液的实验室没有得到“良性”、也没有明显“恶性”的检验结果,但依然对我极感兴趣。科学家们不仅想知道我醒来会有什么样的进步、变化。更有个“科学家”想知道,被我的“利爪”伤后会否和普通丧尸或变异丧尸一样的结果。
人家很有“道理”的说:如果要做为“同事”或战友,那就要确定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会不会有危险。当知道我的“利爪”并不能听从我随心的指令出现时,那位“一心为公”的科学家,提出可以用电击来“召唤”我的危机感。
我想杀人可不可以?!
马上离开已经不可能,冯队他们接到的命令不会允许。我已经引起军方某些“重要人物”的重视,“郑重”要求转移驻地实验室“居住”,为国家人民尽自己应尽的义务。
在老爹几次协商后,我们同意先住进学校营地,接受一定的营救搜寻任务,定期接受我们可以接受的“检查”。
老爹沉默着,在车子开进学校时,他突然轻声说:
“只要忍几天,相信我,不会再有什么‘检查’,不会让你落在那种人手里。”
回到营地,信息灵通的文姨母女直接找了上来。营地考虑我们是一家子,在询问了老爹和文姨母女后,给调整安排到一间屋里。
这间三楼的八人间宿舍只有我们一家。老爹和文姨睡靠窗的两个下铺,我和纤纤睡靠门的两个下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