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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远航归来返航（第2页）

他为朴实明快辩护，对这种方式极为赞赏。因为诗歌应该面向人民大众，让他们能看得懂，听得明白。他的主张和他的创作实践是一致的。他正在写新的作品：《元素颂》，接着是《新元素颂》，《颂歌第三集》。这些作品以朴实、简洁的语言歌颂了普通劳动者和平凡的事物。他说过：“我自觉地以诗为大众服务，同时也绝不让别人把这种奖赏夺走，因为我喜欢像得勋章一样把它佩在胸前。”

斯大林和平奖

聂鲁达返航又出航，他离不开辽阔的大海。1953年12月，他去莫斯科参加了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会议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这次大会，和20年前的第一次大会，隔着一条血染的壕沟，那就是伟大的卫国战争。

会议厅走廊里不时响起男子汉之间响亮的亲吻声，那是和老战友重逢的作家们在相互热烈问候。他们是战胜了死亡的胜利者。苏联作家们正是以这种典型的俄国传统方式迎接了聂鲁达。虽然远隔重洋，但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他们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他们最初认识诗人是在西班牙内战的炮火硝烟中。在“绝不后退一步”的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殊死战中，诗人曾和他们生死与共。而在废墟上重建斯大林格勒的春天，他们肩并肩，以建设大军的“一支歌，再一支歌，还一支歌”，代替了“机关枪子弹的嘘声”（《伐木者醒来吧》）。

聂鲁达以智利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言，他谈的是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作家的责任和使命。这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

诗人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总是旗帜鲜明。文如其人，他的诗歌就是他的心声，他授权南方出版社发行了他的诗集《政治诗》。

1953年12月，聂鲁达获斯大林和平奖，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无疑是与刚颁布的诺贝尔和平奖的鲜明对比。谁不知道获奖的马歇尔将军曾在中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他正是国防部长？！

两年前，聂鲁达曾和爱伦堡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到中国，向宋庆龄女士颁发斯大林和平奖。现在，爱伦堡又赴圣地亚哥完成新的颁奖使命。

但进智利却大不易，甚至可以说，是难于登安第斯山。一年前，就是因为智利政府不许入境，爱伦堡等苏联作家就没能出席圣地亚哥的美洲大陆文化大会。这次，他们总算到了圣地亚哥，但也是费了不知多少周折，才被放行。

智利警察千方百计地阻拦爱伦堡入境。在机场，他们没收了他在飞机上消遣用的拼图游戏板，硬说那里有传递秘密指示的密码。爱伦堡是个养花种树迷，他到处搜罗奇花异草。为了备忘，他在一张小纸上记着：要找点儿智利南美杉种子带回去。警察搜到了这张纸片，如获至宝；这可是企图鼓动阿劳科人闹事儿的铁证。这些不学无术的家伙，把南美杉：“araucarias和智利土著印第安人阿劳科：araucanos混为一谈。这些自以为高明的警察还特地请了一个“专家”，徒劳无益地把爱伦堡带的一本他译的俄文版聂鲁达诗集再译成西班牙语。不知他们究竟想从中找到什么？！这些警察如此“推理”，不知依据哪家逻辑。就是推理大师福尔摩斯对此恐怕也只能是“莫名其妙”。这一切让爱伦堡真是哭笑不得，他简直是重新落到了沙俄时代，在基辅监狱被警察审讯。

由于政府当局从中作梗，没有一个剧场肯为颁奖提供场地。最后，颁奖仪式只能在萨沃依宾馆举行。出席仪式的除了爱伦堡和他的妻子柳芭，还有中国著名诗人艾青、萧三。智利国家文学奖获得者费尔南多·桑蒂万主持了仪式。这样一个和平奖的颁发，却让智利当局惊恐万状。他们如临大敌，公开设了警戒线，派警察把宾馆围了个严实。因此，颁奖仪式本身就成了一次保卫和平的战斗。

爱伦堡在颁奖演说中，愤怒地谴责了法西斯主义，同时，满怀深情地赞扬了聂鲁达。而聂鲁达则把这位和平使者在智利的遭遇与战争狂们受到的礼遇做了尖锐对比。那些鼓吹战争的政客们在这儿总是受到官方的隆重欢迎，被敬若上宾。决没有人去没收他们手中的小玩意儿，去追究写在纸片上的植物名称，更不会把他们的译诗再译回原文。在智利，“战争”与“和平”真是泾渭分明。

爱伦堡夫妇就下榻在聂鲁达在洛斯金多斯的家“米却肯”。这是一所用石头和锈迹斑斑的木头搭盖成的房子，从山那边吹来的冷风刺骨。爱伦堡叼着烟卷，苦笑着说，即使是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他也从来没这么冷得发抖过。但是到了晚上，整个房间就暖和起来：壁炉里冒着火苗的木柴噼啪作响；桌上有让人暖和的酒；特别是深厚的同志情谊，温暖着每一颗心。

五十寿辰

聂鲁达不过命名日，但对过生日却很重视，几乎一次不落。它是人生征途中的里程碑，对于奋进者，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诗人的50岁生日过得特别隆重，这毕竟是他在人生道路上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日子。庆祝活动不只是在7月12日那一天，也不只是在那一个月，可以说是持续了整整一年。

实际上，它在半年前就开始了，这就是向智利大学捐赠图书。诗人总是以极有意义的特殊方式庆祝生日。按照《埃尔西利亚》杂志的说法，诗人是捐赠了一个图书馆，这话说得还真不夸张。捐赠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经过公证处公证，诗人把自己珍藏的5000册图书和各种珍稀海螺等收藏品郑重移交给智利大学。

这些赠品堪称无价之宝。那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的海螺来自各大洋。5000册书来自世界各国。它们是聂鲁达30年间穿洋过海走遍世界，以极大的热情费尽心血搜罗到的，这批书，不但数量大、范围广，而且不乏珍本奇书。从几百年前的但丁、彼特拉克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意大利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美第奇美第奇（1449—1492），意大利诗人。、培根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作家。，到现代的朱尔斯·拉弗格朱尔斯·拉弗格（1860—1887），法国印象派诗人。抒情讽刺诗大师、“自由诗体”创始人之一。、兰波、洛特雷亚蒙洛特雷亚蒙（1846—1870），法国诗人。，历代名家作品尽在其中。不少是首版本，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另外还有克维多、塞万提斯、洛佩·德·维加、魏尔兰、普希金、比利亚梅迪亚纳伯爵比利亚梅迪亚纳伯爵，是西班牙著名诗人胡安·德·塔西斯—佩拉尔塔（1582—1622）的封号。等作品的首版本。有古版书：17世纪古版培根著作，1664年版的路易斯·德·贡戈拉全集，1500年版的彼特拉克诗集。还有雨果的《海上劳工》，书中有雨果本人的亲笔修改和注释；附有作家亲笔信的普鲁斯特的《盖尔芒特之家》。另外，还有雨果、福楼拜福楼拜（1821—1880），法国重要作家。、魏尔兰、普鲁斯特等作家的珍贵手稿。兰波的资料有30份，包括他的姐妹伊莎贝尔·兰波的两封亲笔信，是她由马赛写给母亲的，信中讲述了兰波在医院去世的情况。这些资料是巴黎国立图书馆垂涎的珍宝。这两封信对于聂鲁达还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它们是保尔·艾吕雅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这些图书和收藏品全是聂鲁达爱不释手的宝贝。每一册、每一件上都留有诗人抚爱过的痕迹，散发着强烈的生命气息，记载着诗人思想和感情的历程。他怎么会舍得割爱呢？

捐赠的念头是这样产生的：流亡归来，诗人回到阔别4年之久的家。他走进宽敞而且高得出奇（相当于正常高度两倍）的书房，那里的书几乎要挤破天花板，包括了所有名家的杰作。书房里等待他的是残冬的浓烈气息。“封存的书籍有一股亡魂的气味，直冲鼻子和心灵深处，因为这是遗忘——业已湮灭的记忆——所产生的气味。”（《归来的温馨》）他感到这些心爱的书在他流亡期间也遭受了痛苦磨难：被遗忘，形同死亡。可怜的书！它们也有生存的权利。而它们的价值，只有在被阅读和研究中才能得以体现。

正是为此，诗人曾考虑再三，捐给谁最合适？最初，他想到国家图书馆。但是，这5000册书在那里的几百万册书中，会不会像盐撒进大海，渺无踪迹？最后，他决定捐给智利大学，大学会为了美洲的新诗人们善待、用好这批书的。

当时的智利大学校长胡安·戈梅斯·米利亚斯对诗人的意图极为赞赏。该大学决定提供资金建立聂鲁达基金会，以推动诗歌发展，并由此提出了一整套设想，包括在校内成立智利和外国古今诗歌学习研究中心，大力收集各种诗作的初版本、原稿、诗人传记、肖像等，以扩大聂鲁达捐赠书的藏书量。

不久，在洛斯金多斯举行了“聂鲁达诗歌研究基金会”成立仪式，诗人正式把藏书捐赠给智利大学。校长宣读了美好的致辞，特别提及他由此深切体会到诗人和人民的紧密联系。聂鲁达在演说中对这种承认感到高兴，归根结底，这是诗人的职责。诗人不能像扔出去的石头，一去不回头。他有神圣的责任：出航然后返航。聂鲁达就是这些肩负使命的诗人中的一个。他出发走遍世界，去收集各国的书籍，各大洋的海螺，然后，把这些宝物带回来，捐赠给大学。他谨以此薄礼回报人民给予他的一切。这些书籍不仅负载着写成它们的作家的生命，而且也负载着他们的死亡。比如这本《吉卜赛谣曲》就是作者本人，一位被杀害的诗人的赠礼。他就是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聂鲁达永远难忘的兄弟！

诗人回忆起他的青年时代，生活使他懂得了许多从前不懂的东西。他从生活中学到的要远比从理论书中学到的多。他捐赠的书大部分是关于生活和对美的追求的。他把它们献给新的一代，让这些书籍完成它们传播真理迎接光明的使命。对于聂鲁达，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就从捐赠藏书开始。他把一笔精神财富献给了祖国，使它们成为国家公有财产。

谁也想不到，聂鲁达的这一慷慨高尚之举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一个官方评论家竟然写文章抗议，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在智利的挑衅，大声疾呼要“遏止”。还有人在国会指责智利大学接受馈赠，威胁要停发该校的津贴。这股寒流给诗人的捐赠带来了厄运。

后来，诗人不止一次苦涩地回忆起这件事情。当年，为了更好地保存这批藏书和收集品并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他决定捐赠，把它们赠给了智利最好的大学。它们被当成宝物接受了，一位校长还发表了动听的讲话。诗人感到自己完成了任务——使藏书成为国家财产，成为全民的精神财富。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没人再见过这些宝物。无论是书还是海螺，都不见踪影，好像是返回了书店，游回了大海。聂鲁达不由得想道：这捐赠是不是选错了学校，选错了国家？

1954年7月12日，下午6点，聂鲁达五十寿辰庆祝会在智利大学奥诺尔厅准时开始。演员罗伯托·帕拉达以洪亮、悦耳的声音宣布庆祝活动日程，就像黄金时代剧场上的报幕人宣告开幕。聂鲁达发表了演说。他的讲述明澈而透辟，它由诗人生活的精髓所滋养，以不可抗拒的魅力征服了听众。

他讲到许多年前，他由安第斯山南端，横渡茫茫的朗科湖走向内地。在那儿，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祖国的发祥地，找到了既受大自然攻击又得到大自然护卫的诗歌的天生摇篮。那天空、空气、高耸的柏树树冠，似乎都纹丝不动。它们在期待着什么，也许是风。它将摇撼原始密林，整个世界颤抖起来。于是，新的生命诞生。

确实，诗人目睹了河流的诞生。最初涌出的是悄然无声的涓涓细流，它在横卧于地的粗大树干和巨石之间寻觅出路。千百年来飘落的枯叶堵住了它的源头，它必须奋力冲开阻塞，才能浸润着土地向前流成一条河。

诗人想到，诗歌也是这样产生的。它的源头隐蔽而神秘，荒僻而芬芳馥郁，它像奔腾的河流拥着不断汇入的小溪在崇山峻岭中寻觅道路。不仅如此，它还“浇灌田野，向饥饿者提供粮食。它在谷穗里寻路前进。赶路的人靠它解渴；当人们战斗或休息的时候，它就来歌唱。”它歌唱是为了把人们集合起来。诗歌有益于全人类。

在佛罗伦萨，诗人曾应邀去工厂，为工人朗诵自己的诗。他感到难为情：一个来自乡曲蛮荒大陆的诗人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念诗！接着，工人们送给他一本1500年版的彼特拉克诗集。彼特拉克的诗在佛罗伦萨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这位高雅诗人的作品已经为劳动者所拥有。

庆祝一个诗人的五十寿辰就是庆祝诗歌诞生5000年。从本质上说，诗歌是人类的胜利。它使人类得以沟通，由此我们认识到美洲是一个整体。卢文·达里奥由热带来到冬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来重建西班牙语的诗歌。前一夜，诗人得到一件珍品：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死的十四行诗》手稿，通篇是修改的字迹，是她40年前用铅笔写的。诗人认为，“这些十四行诗达到了永恒雪山的高度，而且具有克维多那样的潜在震撼力。”诗人怀念他们，“是他们使真正的诗歌永远常青”。

聂鲁达承认自己欠着所有诗歌庇护者的债。大自然，山河，湖泊都是债权人。但是，最可敬的老师是时间。在他满50岁时，他忘不了最初的艰难，那美丽而忧伤的冷雨，贫穷，孤苦，寂寞，失望。这苦难是他的，也是他的人民的。他感到自己对人民负着债，“我欠了不知多少债，我希望能用我的歌来偿还”。他承认，对于爱情，他始终是负债者。爱情完全地占据着他的诗篇。如果他最初歌唱的是男人对女人的爱，现在，他还要歌唱对整个人类的爱。这两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爱。

在走过半个世纪的今天，他祝愿祖国以更快的步伐前进。他希望自己的诗歌一如既往，带给智利和各国人民以“爱，和平，尊严和欢乐”。

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们静静地听着聂鲁达坦诚的倾诉，那是诗人对人民发下的誓言。

庆祝活动丰富多彩，召开盛大集会，举办系列讲座和书展，数百贵宾参加宴会。宴会上，人们举杯祝福，表达了对聂鲁达的深情厚谊和衷心祝愿，也表达了他们像聂鲁达一样，肩负诗人的天职——保卫人民的共同信念。

这是世界文化名人欢聚一堂的盛会，贵宾们来自世界各地：中国的艾青和萧三；苏联的爱伦堡；捷克斯洛伐克作协主席、作家扬·德尔达扬·德尔达（1915—1970），捷克作家、记者。和西班牙语言文化学者库特瓦列克；保加利亚小说家迪莫夫迪莫夫（1909—1966），保加利亚作家。；法国著名演员让-路易·巴劳尔让-路易·巴劳尔（1910—？），法国享有国际声誉的演员、导演。演过许多名剧，也演过电影。曾获法国“荣誉军团骑士”称号。……还有众多来自美洲各国的朋友，仅阿根廷一个国家就来了20位，有奥利韦里奥·希龙多奥利维里奥·希龙多（1891—1967），阿根廷极端派诗人，对先锋派艺术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诺拉·兰赫诺拉·兰赫（1906—1972），阿根廷极端派诗人、小说家。、玛丽亚·罗莎·奥列弗等。另外还有巴拉圭的埃尔维奥·罗梅罗埃尔维奥·罗梅罗（1927—），巴拉圭诗人。，危地马拉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聂鲁达在与朋友们的欢聚中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他的老朋友拉斐尔·阿尔维蒂没能来。这位西班牙流亡者由于没有证件，不得不长年滞留在阿根廷，不能“越雷池一步”，过着形同幽禁的生活。

星期天，在考波利坎剧院举行了文艺演出，展示了智利文化的精华。有著名歌唱家的演唱，印第安舞蹈、音乐，来自山村的奇诺人为聂鲁达献上了即兴创作的诗篇。就在这儿，诗人的第一首元素的颂歌《风颂》首次公布于众，由罗伯托·帕拉达和玛丽亚·马卢恩达共同朗诵。

当然，在庆祝聂鲁达五十寿辰的日子里，并不是举世同乐，心怀叵测者不甘寂寞。捷克和保加利亚作家受到了智利当局的“特别关照”，他们的行李箱被警察翻了个底朝天，据说是要找藏着邪恶的共产党文学作品的“秘密夹层”。庆祝大会本来预定在圣地亚哥市剧场举行，但当局以可能会引起骚乱为由硬给改在智利大学。他们制造种种障碍，竭力缩小这次活动的影响。有人宣称，祝寿活动是共产党组织的宣传攻势。《信使报》则登文指责聂鲁达是写俗诗的，他写的诗连那些“一无所知者”都懂。

聂鲁达的五十岁寿辰就是这样在朋友的祝贺中和在敌人的攻击中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