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了做一个人民警察,坚定了人生信念,即使遭到再大的挫折,我也不想更改初衷。我决定凝聚人生的全部力量,脚踏实地,坚守下去。
哪怕此身无所作为,同行者寥寥,一路崎岖与孤独。没有云开日出,没有苦尽甘来,我也不会后悔。
派出所工作让我获得了新生。
可是在处理一起间歇性精神病人行凶杀人的案件上,我又出了差错。
在其砍倒两个村民后,我接警前往处置,他又举刀追砍我们时,我动用了枪支,警告两枪无效后,我将其一枪击倒了。
此事若是发生在今天,我可能立功了,可那是发生在1999年的春节前夕。
我将被我开枪击伤者送到医院后,枪被收缴了,人被隔离保护了起来。而伤者的不治身亡,我便限入了被审查、被控告,及长期的检讨反省之中。
关键在于对方是不是有精神病。
他能生儿育女,外出打工,杀人时应该是间歇性精病发作。对方抓住警察法规定,对精神病人行凶只能使用约束性手段,控告我越权,故意杀人。
我的人生突然掉进了无底深渊。不论结论如何,我都打算接受。
我终于成了人家案板上的死菜,静等上级调查结论及处理意见的到来。
外面的世界很精睬,外面的世界也无奈。两年后,公安部对精神病人犯罪约束行为做出了不能使用枪支的具体规定。不过上级相关部门也公正地做出了我系正常执法,不是故意杀人的结论。
我再次被安排到了县公安局办公室工作。因为没有任何可以让我失去自由的把柄,落在人家手里。
只要自己不找死,人家再怎么弄,也弄不死你。当年退一步也成全了我自己。
当然,我之所以安然无恙,不被和谐掉,与从市里下来的黄局长坚持公道,为我据理力争,对我进行了坚决的保护分不开。
事件发生后,我没求任何人帮我,可他能主持公道,事到如今,我对他一直心存感激。
好人要一生平安,那不是一句简单的话。我不想栽跟头,却又栽了一个大跟头。
什么事都较真到底,世界三下五除二,那我真的就把自己给玩完了。
把自己玩完不值。我不是习老大,也不是王~~书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法制时代,党和国家不鼓励我们下面的人,破什么釜沉什么舟。
2012年行将结束,阳历年末突然又要搞个同学聚会,吴有才打电话通知我时,我手里已经端起了饭碗。我不想去,便推脱说要赶一个材料,来不了。
后来胡晓华打我的电话,说他难得从长沙回来一趟,一定要和大家见个面。我于是只得放下碗筷,去了人民路上的福临门大酒店,参加了这次紧急拼凑起来的同学聚会。
因为是临时召集的聚会,到场的同学并不多,但也聚集了20多人,在福临门大酒店二楼的大包厢里,坐了满满一屋子。
这次来的几乎都是有头有脸有职务的,除了李文雅在县人民医院做主任医师,是一个技术职称以外,地位最低的就是我了。
我虽然正二八经是省作协会员,全县唯一,但一个无权无钱的三流作家,在这山沟里实在一文不值。
人家厅长、县长、局长、书记、部长喊得朗朗上口,响响亮亮,我看这架势,自告奋勇当起了酒官。
我们同学聚会,为肆无忌惮吹牛、侃山、议国是,总会把不相干的包厢服务员赶走。这次没有谁跟我来抢酒官的位置。
能做酒官的,一般是地位最高或最低的才行。最高的,说话不容别人否定;如我这等最低的,服务态度好,眼看四路耳听八方,能随传随到。
所谓酒官,不过是来来回回围着酒桌转,能快速给大伙斟酒的服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