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和尚趁他睡着,把他的头发剃了,又把自己颈上的枷,移戴在他的颈上,随即逃走了。第二天早晨,监差一觉醒来,一看公文、衣包和雨伞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头,和尚也在,可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
联系那时上海的创造社、太阳社诸公,虽心怀革命之志,肩负历史使命却不结合中国文学的实际,把“五四”以来的文学局面搞得风声鹤唳,却忘记了自己究竟是谁,想来,刘半农的这则笑话,还真未必只是笑话而已。
遗文犹在,仍可读出为世故风尘所不能湮没的刘半农精神:作为平凡人的刘半农,有愤世嫉俗的一面,有幽默灵性的一面,有追求功名的一面;作为战士的刘半农,曾有过时代磅礴的生气,有过意气风发向旧世界开火的锋芒;作为隐士的刘半农,依然不失砥砺精神而甘于寂寞,依然不失在“理”与“势”的矛盾中的哲学、人生的思考。
“毕竟书成还是否,敢将此意问曹侯”
——将《红楼梦》研究当作终身事业的俞平伯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其时,距俞平伯移家清华园南院七号,自定东屋室名为“秋荔亭”整一年。他于戊辰年(1928)秋,受聘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中国文学系任讲师。翌年,清华学校改名清华大学,俞平伯开始讲授《清真词》、戏曲和小说,同时到国立北京大学兼课。再一年,在清华大学同朱自清、杨振声等教授合开“高级作文”课,专授“词”习作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俞平伯即刻找到胡适,晤谈时事。30日晚,又致胡适函,“述忧国忧民之心,以为知识分子救国之道,唯有出普及本单行周刊,从精神上开发民智,抵御外侮”。虽是书生救国之道,却见拳拳爱国之心。
胡适等人面对日本亡我之心,也心绪恍惚。胡适很同意俞平伯的建议,他说:“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最后,办《独立评论》便是他们这帮“乱世的饭桶”,用爱国之心、良心抚平伤痛,为国家出点微力,尽点心智的一个重要举措。
从胡适写的《丁文江的传记》中可知,“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俞平伯常常从清华南院“秋荔亭”,乘车到后门内米粮库胡同四号胡适家,参加讨论。在交通不发达时代的北平,那是很遥远的路程。
要知道,俞平伯此时,已渐渐专注于《红楼梦》和其他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由一个诗人、散文小品作家,正在向一个纯粹的学者转化,能如此积极关心国事,已表明其爱国者的姿态。
壬申年(1932)元旦,《中学生》月刊第二十一期,在“贡献给今日的青年”的总题目下,发表了五十二位学界名人的短简。其中俞平伯告诫青年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应当救中国,还要积极创造救国的条件。他向世人宣告:“不存此心,不得名为中国人。”
丁文江曾有名言,称知识分子是“治事之能臣,乱世之饭桶”。此话有些偏颇,更有些深意。1932年11月3日,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俞平伯写《广亡征!》。因文中有令人震惊之名言“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与《中学生》里的短简大唱反调,自我否定,而被批判为投降主义汉奸论调。书生啊,有时是民族理性的代表,有时是酒囊饭袋,一脑袋糨糊。
认真阅读《广亡征!》可知,其实总体上是痛彻心扉的陈词、一腔沉痛的爱国之言。但错在缺乏理性分析,遂得出悲观结论。原本是批判当权者误国之罪,却因骨子里的孤傲之气、书生之见,做出了错误的表达。
前面已介绍过的废名,对好友俞平伯看得清楚,他在《古槐梦遇·小引》中说:
我常心里有点惊异的,平伯总应该说是“深闺梦里人”,但他实在写实得很,由写实而自然渐进于闻道,我想解释这个疑团,只好学时行的话说这是一种时代的精神。
惊鸿一瞥,说得端是剀切。俞平伯身上反帝反封建的意气,一直都没有泯灭,作为一个爱国的有良知的作家,在虎狼窥伺的国家危亡之时,他终不是“深闺梦里人”。他的血液里、他的文章里,激荡着爱国主义的回响。
俞平伯,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八(1900年1月8日)生于苏州。原籍浙江省德清县。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曾祖父俞樾,著名经学家。道光二十四年(1844)恩科举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官庶吉士、编修、河南学政。罢官归苏州治经学,主讲紫阳书院及杭州诂经精舍。后以会试复原官,一生著述甚多,作诗词,写小说,编戏曲,著有《春在堂全书》计一百六十种,近五百卷。俞平伯六岁时,已享弄孙之乐的俞樾方故去。
父俞陛云,晚清探花,也是饱学之士。母许之仙,是清朝松江府知府许祐的女儿,也精通诗文。俞平伯自幼从母读经书,九岁入塾从师学古文。后又入苏州平江中学,乙卯年(1915)秋,十六岁的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全家迁入北京,居北京大学后垣毗邻的东华门箭杆胡同。两年后,陈独秀携《新青年》也租住该胡同。
俞平伯十七岁时,师从北大教授、训诂学家、狂士黄侃,开始读周邦彦的《清真词》。十九岁时,第一首白话新诗《春水》发表在《新青年》。不久,又作《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一文,据理驳斥保守派对白话诗的责难,提出新诗是“抒发美感的文字,虽主导写实,亦必力求其遣词命篇之完密优美。因为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文辞粗俗,万不能抒发高尚的理想”。同年,与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组织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被推选为干事部书记。次年,第一篇白话文小说《花匠》发表在《新潮》上,后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五四运动爆发,他“浮慕新学,向往民主”,积极投身运动。是年,二十岁的俞平伯从北京大学毕业,准备去英国留学,离开之前,作新诗《别她》,表达对祖国的依恋之情,决心寻求救国之路。翌年与傅斯年同赴英国留学,只在英国住了两个月,因费用不足,返国。
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新诗的第一本集子,也是中国新诗的奠基巨碑,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开山地位,显然不可低估。胡适成为“新诗老祖宗”也顺理成章。正是在《尝试集》的影响下,俞平伯的新诗集《冬夜》也破土而出。这是继《尝试集》后最早的诗集。胡适对《冬夜》的批评多于赞扬。胡适批评《冬夜》过于理性化,表现力薄弱,他说:“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诗,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学家”,“偏要做那很长而又晦涩的诗”。
俞平伯知道,那是老师胡适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这个新诗坛的少年人,要用形象思维,不能用抽象说理。胡适是器重和信任少年俞平伯的。辛酉年(1921),俞平伯刚刚加入文学研究会,胡适就找到二十二岁的俞平伯,让他删定《尝试集》第四版。
胡适的《尝试集》“增订四版”,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的新诗的集子,其文化意义不仅在开创风气、独领风骚的历史地位,更在标榜声气、指引途径、提携新人上。将这么重要的《尝试集》第四版的删定任务交给俞平伯,其深意是不言而喻的。
新诗的“老祖宗”胡适,从此再不删增《尝试集》,是对俞平伯工作的充分肯定。
俞平伯十三岁始读《红楼梦》。二十一岁与傅斯年同赴英国留学的漫长航途中,熟读《红楼梦》,便有了研究《红楼梦》的愿望。《红楼梦》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或学术——所谓“红学”——从《红楼梦》诞生,便已开始。“红学”一词,据《清稗类钞》,最早出现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后又有“咸(丰)同(治)以来,红学大盛”的记载。不过“红学”在那时不是一门严肃的学问或学术,而带有调侃戏谑的味道。真正将它作为严肃的学问对待,是辛亥革命之后。但很少从哲学、美学入手,而是各种“索隐”“释真”“考事”之类的“索隐派”成了主角。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第一篇文章《〈红楼梦〉考证》问世,宣告“新红学”的诞生。而胡适在北大的学生俞平伯、顾颉刚,在老师胡适的启示下,其“红学”研究也硕果累累,与胡适一起,成为当时海内外公认的“新红学”权威与大师。
胡适、俞平伯等人对“新红学”的贡献有二,确立《红楼梦》为“自叙传”。首先,得到鲁迅的认可。鲁迅当时正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屡屡引证胡适考证,并说胡适的“自叙传”,“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其次,断定《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曹雪芹之作,后四十回为程传元、高鹗串通作伪,由高补续。
“新红学”骨干俞平伯、顾颉刚二人在辛酉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量通信,证明他的研究,弥足珍贵。如俞平伯在是年4月27日的信中说:
《红楼梦》作者所要说者,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
5月13日又写信说:“总之《红楼梦》实事居多,虚构为少,殆无可疑。”5月30日,信中说:“从本书看本书作者与宝玉即是一人,实最明确的事实。”
特别是6月18日信中所说:
因为我们历史眼光太浓重了,不免拘儒之见。要知道雪芹此书虽记事实,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亦是有的。从前人都是凌空猜谜,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或者矫枉竟有些过正也未可知。
俞平伯这一段话,正确阐述了《红楼梦》艺术典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道出了艺术真实与艺术典型的全部奥秘。
俞平伯与顾颉刚的另一重大发现,是高鹗续补《红楼梦》后四十回。
一次,俞平伯在旧书摊购得一部《红楼复梦》,书写得颇为无聊。但该书“凡例”前有“前书八十回后立意甚谬”之语。经考证,证明确是高鹗补了《红楼梦》后四十回。
俞平伯潜心研究《红楼梦》,屡有发现。顾颉刚劝说俞平伯将《红楼梦》研究作为“终身事业”,挑起历史大任,日后必定“大功告成”。
1923年3月5日,顾颉刚为俞平伯的第一本红学专著《〈红楼梦〉辨》作序,说:
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后来的不少红学家读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文章,多有取其椟而还其珠者,而俞平伯得其椟更得其珠。
到了1954年秋,继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又开始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从而引导了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而事情的导火线,是李希凡和蓝翎两个青年合作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