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接下话茬,因为这时服务生给我送来一张便函,他们以299块为我抛出了500股。很明显,这里的报价和市价有时差。我让电报员抛出的时候,棕榈海滩报价板上是301点,但同一时间纽约证交所里的价格已经不是这个价了,所以如果当场有人愿用296块的价位买走我的股票,我会开心得要死,马上接受。可见,我不用限价交易是正确的。假如我限价300块抛,那我就永远脱不了手了,我必须保证自己不被套住。
我在股价300块时买的安纳康达,他们在299价位抛出了500整股,在299点抛出了1000股,在299抛出了100股,在299点抛出了200股,在299抛出了200股,其余是在298价位抛出的。哈丁公司最聪明能干的场内交易员花了15分钟才帮我脱手最后100股,他们不想把股价砸死。
接到最后一笔卖单的成交报告后,我正式开始做空,这才是我上岸的真正目的。我必须这么做。市场已经疯涨过了,急需做空。但大家又开始看涨。市场走势告诉我,涨势已经到头。毫无疑问,做空很安全,想都不用想。
第二天,安纳康达开盘在296块以下,等待股价继续上扬的奥利弗·布莱克早早来到大客户室,准备随时现场迎接它突破320块。我不知道他是否持股,持了多少,但他看到开盘价时却再也笑不出来了,他一整天都没笑。安纳康达持续下跌,最后我们收到消息说,根本没人接盘。
这已经够说明问题的了。我的账面利润持续增加,每个小时都在提醒我,我的判断是对的。于是我卖空了更多的股票。可以说卖空了一切股票!现在可是熊市,所有股票都在跌。第二天是星期五,华盛顿的诞辰纪念日。这时我持有相当大笔的空头,所以必须放弃钓鱼,离开佛罗里达,纽约有人等我。谁在等我?我自己啊。棕榈海滩太远太偏僻了,电报的往返会耽误大量宝贵的时间。
我离开棕榈海滩赶往纽约。星期一,我被迫在圣奥古斯丁逗留了三个小时等火车。那里有家券商,我自然要去看看市场的表现,不会干等着。和上一个交易日相比,安纳康达又低了几个点。实际上,它后来一直跌,根本停不下来,直到那年秋天的大崩盘。
回到纽约后,我连续四个月都在卖空。市场反弹挺正常,我就不停地平仓然后再做空。严格说来,我没能坚守仓位。别忘了,我曾经把在旧金山地震中赚的三十万美元全赔光了,我判断对了,却赔光了。经历过逆境,人会特别享受身处顺境的感觉,即使他没有爬到最高峰,所以我采取了安全的操作模式。只要劳动,人就会赚钱,但只有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判断才能赚大钱。做这行一定要理论结合实际,既要研究理论,也要用理论预测未来。
虽然现在看来,那场战役的策略并不完善,但结果还不错。那年夏天,市场出现盘整,显然难有大作为了,我们要一直等到秋天才有大事可做。我的熟人们都准备或已经到欧洲去度假了,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我也清了盘,坐船去了欧洲。我共获利75万美元,对当时的我来说算一个不小的数目。
我到了艾克斯莱班45,玩得很开心。我也确实得休个假了,能带着大捆钞票在这么个地方度假真是太棒了,而且还有一帮好朋友和熟人,大家都一心玩乐。在艾克斯莱班,想找乐子一点都不费劲。华尔街是那么遥远,我完全想不起来,在美国的度假村可从来没有这样放松的感觉。我不用听别人聊市场,也不必做交易。我手里的钱够用很久,而且当我回到纽约,就有办法把整个夏天在欧洲的开销都赚回来,甚至赚得更多。
一天,我在《巴黎先驱报》上读到一条纽约快讯,说斯迈特公司宣布派发额外分红。消息一出,斯迈特股票大涨,整个市场也恢复了强劲势头。当然,这也改变了我在艾克斯莱班的一切。这条消息明确表明,多头集团还在和大环境做殊死斗争,与常识和诚实对着干。他们很清楚会发生什么,便想用这套手段哄抬市场,好在暴风雨袭击他们之前把所有持股倒进市场。也可能是他们觉得危险不像我想的那么糟糕,那么迫在眉睫。华尔街的风云人物们也会像政客一样不顾实际情况去空想,这跟普通傻子没什么区别,我可不能那么干。也许证券发行商或新股承销商可以承受这种空想带来的后果,可投机商绝不能染上这样的恶习,那将是致命的。
无论如何我都知道,总有人在熊市炒作多头,他们无一例外都注定一败涂地。我一读到那条快讯就开始不舒服,而我知道只有一种做法可以让我平静下来,那就是放空斯迈特。为什么呢?内线们在金融危机迫近的当口提高股息率,就像跪着求我放空一样。这很让我生气,就像小时候那些对你说“你敢打我吗?你打我呀,你打我呀”的人一样。他们在激我卖空它。
我用电报下了斯迈特的卖单,同时建议纽约的朋友们一起放空。当我收到券商发回的成交报告时,发现成交价格比我在《巴黎先驱报》上看到的报价低了6个点。你明白当时的情况了吧?
我原计划月底回巴黎,玩三周再坐船回纽约。但一拿到成交报告,我立刻就动身回巴黎了。到达巴黎当天我就给船务公司打了电话,得知第二天就有一班快轮去纽约。我订了票。
我回到了纽约,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这里是我卖空的最佳战场,这里是我的家,而且我有五十多万美元做保证金。我回来不是因为我看空后市,而是因为我相信精密的逻辑推理。
我继续加码放空。随着银根收紧,短期利率会越来越高,价格会持续走低。一切都在我预料之中。错误的预测曾让我破产;但现在,我总能预测准确,所以做得风生水起。但最值得高兴的事不是这个,而是我知道自己作为一个职业股商,终于步入了正确的轨道。虽然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我知道该做什么,不会再盲目交易或使用不完全正确的方法。股票游戏中,读盘很重要,读盘准,就能在正确的时间进场,也能坚持自己的仓位。但我此时最大的发现在于,必须研究大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准确预测市场的可能性。简言之,我学会了这个道理:股市不是捡钱的地方,你得通过自己的努力挣钱。我不会再盲目赌博,也不再专注于掌握游戏的技巧,而是通过细致的研究和清晰的思考赢得胜利。我还发现,人人都有成为傻子的危险,没人可以完全豁免。只要像傻子一样玩,就会得到傻子的报酬,发薪酬的机制永恒地运作,从不会落下任何人的工资包。
我在带头,所以整个公司都在赚大钱。我自己的操作当然更加成功,所以人们开始到处传颂我的战绩,当然,少不了添油加醋的成分。人们认为是我直接启动了很多股票的跌势。经常会有陌生人跑来祝贺我。当初我跟他们说看跌后市时,他们都认为我赔疯了所以变得愤世嫉俗,现在他们完全忘了当初对我的冷漠。在他们眼里,当初我算准金融危机的本事根本不算什么,他们只看重我现在赚的钱。甚至券商的会计,在总账上我的名下记录我的借款时,大笔那么一挥,都成了一件无与伦比的壮举。
过去,朋友们常跟我说,各大证券公司都在流传哈丁兄弟公司的“少年杀手”的故事,他们说,在牛市转熊的当口,我总以各种方式打破多头集团的撑盘,引领股市正常转空。而到了今天,人们仍然在传颂我的抢钱行为。
从9月下旬起,银根紧缩状况浮上水面,危机在即。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状况,但因为被套住了,所以都期待发生奇迹,不愿割肉。后来,一个券商跟我说了个故事,让我突然觉得自己实在太过温和,并为这种温和感到惭愧。事情发生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
不知你是否还记得,那时贷款都在交易所大厅的资金调度站进行。银行通知证券公司要求其偿付短期贷款时,证券公司一般就知道需要重新贷多少钱。银行们也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可贷资金,而那些有可贷资金的银行就会把钱放在交易所。这些货币会由专门负责短期放款的人打理。每天中午左右会公布当天的新利率,这个数字通常代表到中午为止的平均贷款利率。放款业务通常以公开竞标的方式进行,这样事情的进行就都是透明的,大家可以随时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从中午到下午2点,通常都没有多少货币业务。但一过交割时间,也就是下午2:15,证券公司就会精确地知道自己当天的货币状况,这时就可以到资金调度站,把盈利借给别人,或借入自己需要的钱。这也是公开进行的。
言归正传,10月初的一天,刚说到的那个券商来找我说,现在公司有了可贷资金也不把钱放进资金调度站了。因为几家知名的大券商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钱,准备一有机会就把钱一抢而空。而那些有可贷资金的券商又没有理由拒绝借给知名券商,因为他们有偿还能力,也有足够的抵押品。但麻烦的是,一旦他们得到这些短期贷款,就甭指望他们还了,借方只需说无法清偿,不管贷款方愿不愿意,都只能利滚利重续合同了。所以,如果哪个券商真有钱可以贷给同行,就不去资金调度站,而是派人到大厅里悄声问一些朋友:“要100吗?”意思是:“你想借10万吗?”于是,为银行服务的资金调度站一片惨淡,所以他们自己也这么干了起来。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
而且他还告诉我,10月的那些天,证交所里的这种交易还形成了定规,让借款人自己定利率。你看,如果换算成年利率,在100%~150%之间不等。我想,也许借款人自己定利率,放款人就不会觉得自己太像放高利贷的了,但你肯定知道他们的这个利率不比别的高利贷低。当然,放款人会照章纳税,他们做事规矩,和别的高利贷一样。放款人喜欢利息,所以欣然接受这种做法。
情况越来越糟,出来混早晚要还的,那可怕的一天终于来了。那些多头,那些乐观主义者,那些空想家,那些曾经舍不得小钱、不肯早些忍痛割肉的人,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倾家荡产。那是1907年10月24日,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从借钱人群中早就传来消息暗示说,放款人认为多少利率合适,借款人就必须照做。资金显然更加不够分了。那天,借款人群比平时更大得多。下午交割时间一到,就有一百多个经纪人簇拥在资金调度站旁边,每个人都想借钱来缓解本公司的燃眉之急。没借到钱的话,他们就必须卖掉持股,能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但那时货币少,接盘的更少,再低的股价也没人接盘,整个市场仿佛一块钱都看不到。
我朋友的合伙人和我一样是空头,所以他们公司不需要借钱。我的朋友,就是讲这个故事的那个券商,刚从资金调度站憔悴的人群中脱身,就过来找我了。他知道我通盘做空了整个市场。
他说:“天啊,拉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景,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要崩盘了,我们要失去什么东西了,我觉得现在好像所有人都破产在即。你不能再卖空了,市场上已经没有资金接盘了。”
“什么意思?”我问。
他却答非所问:“你听说过把老鼠放进玻璃钟罩,然后抽掉里面空气的课堂实验吗?你会看到可怜的老鼠呼吸越来越急促,他的肚子就像快速起伏的破风箱,努力想从钟罩里越来越少的空气中获得足够的氧气。你看着它喘不过气来,直到眼珠迸出眼眶,喘息着一点一点地死去。哎,我看到资金调度站那些人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哪儿都没钱,放空也没法赚钱,因为没人吸进接盘。我告诉你,在这个节骨眼上,整个华尔街已经破产了!”
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我预见到了大熊市,但我承认,我没有想到它会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恐慌。照这样下去没有人能够获利。
现在已经很显然,在资金调度站等根本无济于事,不会有钱了。地狱之门已经大开,大家都难逃一死。
那天我后来还听说,证交所总裁托马斯先生获悉华尔街的证券公司都面临灭顶之灾,就去寻找解救的办法。他去拜访詹姆斯·斯蒂尔曼,全国最富有的银行国家城市银行46的行长。这家银行曾夸口说他们的贷款利率从来不高于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