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太监本就是帮皇帝做批红工作的,掌印太监则帮皇帝盖印章。批红加上盖印,才是完整的决策权。
用司礼监的太监帮他批红,既可以避免决策权落入内阁学士之手,而且宦官乃是皇帝的家仆,看起来更加信得过。
于是公元1426年,明宣宗下令设置内书堂,指定翰林学士教宦官们读书识字。
明宣宗这么做,初衷是使宦官们办事更迅速,更有效率。然而他选择性地忽视了一个严重问题:当宦官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并获得处理公文的权力时,宦官势力将不可遏制地崛起。
宦官能代表皇帝,尽量做出最合适的决策吗?
显然不能。
我们抛开地位、眼界、能力方面的差距不谈,单纯从制度上看就有巨大的差异。
内阁大臣、六部官员尚有机会与明宣宗当面商量工作,但他们没有机会也不能和宦官讨论工作,也不可能和明宣宗一起复审宦官们的建议。
这意味着,即使最高明的宦官,也只能一个人拍脑袋提出建议。如此建议的质量和水平堪忧。
更何况,这些宦官一旦心术不正,完全可以利用信息差的优势上下其手,从中牟利。
就明宣宗本人而言,他似乎还能控制宦官势力的扩张。但皇帝的特权已交给宦官打理,他们迟早有一天会滥用手中权力,对朝政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明宣宗已经来不及发现并处理这个问题了。
公元1435年正月,明宣宗病重而崩,年仅九岁的明英宗朱祁镇(1427年—1464年)继位。太皇太后张氏受遗命摄政。
张太后虽然秉政,却以“不要破坏祖宗之法”为由拒绝垂帘听政,而将国家政务全权交给三杨处理。这一年,杨士奇已年逾古稀,杨荣、杨溥也已六十四岁,三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信誓旦旦,表示要辅佐少帝再展宏图。
这一年,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于谦三十八岁,担任兵部右侍郎。
有一天,张太后在便殿召见英国公张辅、三杨和礼部尚书胡濙,明英宗陪立一侧。张太后与他们略作寒暄后,派人唤来太监王振,厉声喝道:“你侍候皇帝不循规矩,应当赐死!”身旁早已有女官把刀架在了王振的脖子上。
太后突发雷霆之威,吓得王振跪伏在地,浑身颤抖。
明英宗和五位大臣都跪下为王振求情,张太后这才饶了他,警告他不要再误人误国,否则严惩不贷。
王振本是蔚州(今河北蔚县)的一个落第秀才,粗通经书,曾在私塾教过书。他在永乐年间挥刀自宫,当了宦官,深得明英宗宠信,逐渐成长为明朝第一位巨宦权奸。
但张太后在世之时,一直严防王振不与内阁商议而独断专行。
王振因此一直不能真正专权,直到张太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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