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承仕的这一副祭奠恩师章太炎的挽联,可见其对恩师的学养学识、文化人格的崇敬,也更见彼此那份深情厚谊。
1989年有一篇文章说:“吴承仕在北平进步学生和文化界的声望越来越高,然而他的旧日的师友不理解他,章太炎视他为叛逆,和他断绝了师生之谊。”《细说民国大文人》一书也说,因吴承仕赞成马克思主义,“章太炎视他为叛逆,和他断绝了师生之谊”云云,此系揣测,并无实据,皆相互抄录,以讹传讹而已。1936年,吴承仕在自己创办的《时代文化》杂志上,发表《国歌改造运动》一文,辛辣讽刺国民党的国歌是“无聊的歌曲、倒字的野调,唱的是‘三民主义误荡搜宗’……万口一声一齐吐倒字,无一时一处不表现在它的低能”。文章巧妙在从国语须区别四声说起,表面是文化探讨,实则为锋指国民党之独裁和倒行逆施。吴承仕将此文遥寄章太炎先生。章太炎收到后,即复信弟子吴承仕说:“前接《国歌改造运动》数纸,已付导儿分赠同学。”导儿,章太炎长子章导,当时在大夏大学读书。倘若如所传,章太炎因弟子吴承仕“赞成马克思主义,而视之为叛逆,断绝师生之谊”的话,何以会复信吴承仕,并支持他写《国歌改造运动》?师生因信仰不同,偶有歧见,自然难免,但“断绝师生之谊”之说,纯属误传。
章太炎门生众多,且多是民国时期教育界、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如黄侃、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钱玄同、许寿裳、鲁迅、周作人、吴承仕、汪东、曹聚仁等,众星闪烁,熠熠生辉。
章太炎的众多弟子中,尚有所谓的“四大金刚”“五王”和“二妙”之说。“四大金刚”,系指黄侃、汪东、钱玄同、吴承仕。“五王”者,“四大金刚”加上朱希祖,即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希祖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而后人又称黄侃、汪东为“章门二妙”。
本节专门介绍集清末状元、民国时共产党员双重身份的章门传奇人物吴承仕。
1980年出版的缩印本《辞海》的“吴承仕”条曰:
吴承仕(1884—1939),学者。字检斋,安徽歙县人,清光绪举人。章炳麟弟子。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学院教授。精研音韵训诂及古代名物制度。晚年以新观点整理古籍,较有成绩。1933年以后,在北平创办进步的学术刊物,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对于当时抗日民主运动有一定影响。抗战以后,坚持在天津从事地下活动,支持两个进步刊物,传播民主革命的吼声。著有《经籍旧音辨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三名礼物》《礼服释例》《释车》《六书条例》《淮南旧注校理》等。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吴承仕赴南京乡试,中举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以举人身份赴北京,参加在保和殿举行的贡考(俗称殿试)。因时逢“戊戌变法”,停科举改为“举贡考职”。吴承仕与进士一道朝考,获一等第一名,时称“朝元”,亦称状元。光绪钦点大理院主事。年仅二十四岁之吴承仕,成为清王朝最年轻的状元。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后,吴承仕出任司法部佥事,如同鲁迅任教育部佥事。但吴承仕不恋仕途,不久拜章太炎为师,将精力转入学术领域,遂成大学问家,后又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4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吴承仕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同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蒋南翔写的《纪念吴承仕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文章。文中说:
我们举行隆重的集会纪念他,因为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更重要的是,他由一位硕学鸿儒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从前清的举人发展成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这样漫长曲折的战斗经历,是举世稀有的。无论从他的学术成就,从他的革命实践来说,都值得我们深深的尊敬和永远的纪念。
1930年,因章太炎屡屡发表不满蒋介石的言论,国民党两次通缉他,章太炎先生遂有三年隐居生活。吴承仕等弟子在老师隐居时,多与他联系,慰藉他。吴承仕曾写《特别再提出章太炎的救国路线》,在《盍旦》上发表:
我们应该知道,他的民族意识,是最敏感最坚固最彻底的,同时他那不屈不挠的节操……到现在仍旧保持不变。由于前者,他认识抗战是民族解放的出路;由于后者,他认识当局某种借口是摧残救国运动的工具而敢于揭破它。
他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电称:“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对此务宜坦怀……”又二十六日发表谈话:“学生爱国运动,政府当局,应善为处理,不应贸然加以共产头衔,武力制止……”
……
我们感受着预告暴风雨到来的低气压,觉得章太炎先生的意见,当“救国”“祸国”两词可以随人播弄的现阶段,尤有重大的意义……
这证明他老先生的救亡主张和对于当局的态度,是一贯的而非支节的,是必至的而非偶发的。
文章既消除舆论对章太炎冠以“复古”“保守”的偏见,又是对国民党当局的揭露和批判。
据王西彦回忆:
1931年,吴承仕先生邀请太炎生生来讲学,真可谓前呼后拥,老先生端坐讲台,弟子检斋(即吴承仕)、玄同、逖先、幼渔、兼士等垂手分立左右,太炎先生口操浙语口若悬河讲述,玄同先生以国语翻译,检斋先生帮助板书,一讲数小时,这些平日在我们青年眼中的权威名教授,却始终毕恭毕敬,站着不敢有怠。足见当时师之尊、弟之敬的程度,至今仍传为美谈。
王西彦是1933年暑假只身到北平进入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的。后又参加北平左联和旧学联的活动,参加一二·九运动,被选为“北平作家协会”候补执行委员。他的回忆,显然是后来听说的,因此与事实有出入。
章太炎到北平,非1931年,乃1933年2月,也非应吴承仕所“邀请”来讲学,而是北上北平,督促张学良抗日,并顺便应吴承仕等弟子之邀在北平讲学。另一目的,是携来自己一生所有的七卷著作,交给钱玄同、吴承仕等弟子设法印制出版。众弟子纷纷出资,“交由吴检斋总其成”。钱玄同、吴承仕用了两年时间,精心编辑校阅。《章炳麟论学集》终得出版。章太炎见到书,甚是高兴,即给吴承仕写信道:“此书经营二岁有余,方成剖剧,足下与玄同力亦疲惫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沈阳、吉林、黑龙江相继沦陷。吴承仕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联席会议主席,曾与高步瀛、袁同礼等多名教师联名通电全国,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奋起抗日。
1934年,在中国大学任国学系主任时,吴承仕创办《文史》杂志。多载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及茅盾、曹清华等进步作家作品。鲁迅的《儒术》于1934年6月,以唐俟的署名,发在第一卷第二期的《文史》月刊上。那是鲁迅听得“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据《大美晚报》)”后,所引发的一段关于“儒术”的议论,并弦外有音地议论道:“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钱玄同认定,“《文史》是一赤色刊物”,或因《文史》所刊进步作品较多之故。但也证实吴承仕的政治态度。因此,《文史》仅出了四期,便被“查封”,合乎逻辑。
1935年10月,吴承仕再办《盍旦》期刊,盍旦者,渴望光明之意,具有挑战性。坚持革命方向,又出了五期,也遭查禁。吴承仕坚持屡禁屡办的韧性精神,于1936年8月,又与一些同道创办了《时代文化》杂志。前面讲的《国歌改造运动》一文,就发表在《时代文化》上。
1936年,吴承仕在《时代文化》发表《一二·一二的示威游行与学运》,翌年又在该刊发表《新学生团体的出现》,都是总结一二·九运动以来学生爱国运动所取得的发展,同时揭露国民党分裂学运的种种阴谋。就是在这一年深秋,经中共地下党的考验,吴承仕被接纳为中共党员,与齐燕铭等编在同一特别小组。
1937年春,张友渔、吴承仕、张申府等进步教授,经研究决定,组织新启蒙学会。吴承仕被推举起草《新启蒙学会宣言》。不久,吴承仕拟就了宣言,提出新启蒙学会旨在“唤醒比较多的知识分子,成为时代改新的中心力量……争取当前的民族解放的胜利”。很显然,吴承仕受到左翼作家运动的影响,在党的指示下,力求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争取更多知识分子参加到民族解放运动中来,故有此举。
《新启蒙学会宣言》一出,社会反响并不大。一是因为当时大敌当前,国人更多考虑国家民族的命运;二是新启蒙宗旨不清。但即便是这样,反动派还是嗅出赤色味道,就有杨立奎再次出面,在《华北日报》上发表《斥灭沦丧德的新启蒙运动》一文,攻击新启蒙运动。杨立奎者,乃吴承仕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同事。一二·九运动之后,吴承仕与杨立奎多有斗争。杨立奎与“新学联”“师大抗敌反共救国会”一起反对学生爱国运动。吴承仕曾撰文《新学生团体的出现》,揭露其反共反民主的丑行。同时向社会揭露“新学联”捏造有三百四十名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参加“新学联”的欺世勾当。如今杨立奎又跳出来,撰文谩骂:“启蒙学会的人拿忠孝节义五伦八德当作毒素,要把他一点一滴地洗净……这些禽兽,居然在大学里做教师,将来岂不是要教出一大群猛兽来吗?”并通电全国,诬蔑诽谤新启蒙学会及吴承仕。
吴承仕凛然反击,他在《与某人书》(《吴承仕文录》)一文中写道:
承仕幼承庭诰,长受业于章太炎先生之门,服官法界二十年,讲学于北京、师范、东北、中国、民国各大学,亦逾一纪。退食之暇,唯以研精小学,探究三礼为事,积久有深,撰述日多。或刻本行世,以就教于通人,或积稿盈尺,以待后来之删定,此皆经生素业,诚未足多。至于立身行道,表里如一,一事不妄为,一语不妄发,一介不妄取,硁硁自守之节,老而弥笃,则诚足以质天地而告鬼神者也……彼辈自有系统,如复兴社、CC团、弘毅社、黄埔系、蓝衣社等,实为其有力之支柱……承仕无官守无言责,似可洁身而退,然同舟有及溺之患,圣门无大隐之人,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如谓爱国有罪,则斧钺诚无所逃,闻者足戒,则刍荛或有可采。
吴承仕此信,并不慷慨激昂,也不露锐利锋芒,但于雍容、自信之襟怀间,有一股凛然正气。恰与杨立奎之泼妇骂街式的苍白滑稽之腔形成强烈反差。正气者自正,邪气者自惭。杨立奎究竟是什么人,说他是反动教授,少有确凿之据,此处不多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之后,吴承仕在北平地下党的保护下,来到天津英租界,化名汪少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