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五年(1135年),皇帝下诏问一众大臣攻战、守备、措置、绥怀的方略,李纲上奏说:
臣愿陛下不要以为敌人退去为可喜,而要以仇敌未报为可愤;不要以为东南地区为可安身,而要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不要以为诸将屡捷为可贺,而要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耻。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中兴之期,就可指日而待了。
有人说敌人兵马既退,现在就应当起兵为大举之计,臣窃以为不然。我们的生还之理还未稳固,而想着去大战以求侥幸,这不是制胜之术。当年汉高祖先保关中,因此才能东向与项籍争锋。汉光武帝先保河内,因此才能降伏赤眉、铜马这些乱军。唐肃宗先保灵武,因此才能平定安、史之乱而收复两京。现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而将士在外暴露已经很久了,民众的财用调度也很烦重了,民力科取已经非常困难了。如果现在还不赶紧大修防守之备,下大力气痛自料理经济财物,先为自固求生之计,怎么能有战胜敌人的万全之策呢?
还有人说,敌人既然已经退去,我们应当就保据一隅,在临安这个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的地方安居乐业,保持现有的状况就可以了,臣又以为不能那样。
当年秦朝军队三次讨伐晋国,就是为了报复殽山的丧师之仇;诸葛亮辅佐蜀国,连年出师以图中原,因为如果不那样去做,就根本无法保存蜀国。汉高祖当年在汉中时,就给萧何说:‘我也想往东边去。’汉光武破灭隗嚣之后,就又准备扫平西陇,后来又准备进军川蜀。这些都是从天下的角度来考虑的,不这样去做的话,就不足以混一区宇,戡定祸乱;就不足以平定天下。况且我们大宋祖宗的边境故土,怎么可以坐视沦陷,被金人践踏,我们却不敢去恢复它呢?我们今岁不征,明年不战,只能使敌人气势益张,而我们所纠合精锐的士马,日以损耗巨万物资,将来我们怎样对付敌人呢?我认为应当在做好坚固防守、大修军政、使得我们兵强马壮之后,当即商议攻讨战略,这才是正确的方法。这两种战略,是守备、攻战的开始准备啊。
至于守备的具体方法,则应当认真治理淮南、荆襄,把它们做为东南的屏蔽。历史上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的原因,就是因为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之间。因此以魏武之雄,苻坚、石勒之众,宇文、拓拔之盛,他们都不能窥探江表。后唐李氏据有淮南,就可以在金陵建立首都,后来淮南被周世宗所夺取,后唐就逐渐削弱了。
近年以来,我们的大将军拥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虽然有长江天险而无战舰水军部队,因此敌人得以侵扰窥伺。现今应当于淮河的东西及荆襄地区安置三位大帅,屯重兵进行镇守,再分遣偏师,进守其它小郡县,加以战舰水军,上运下接,各自就可以自卫防守。敌人战马虽多,也不敢轻易前来侵犯,那么各个州县的藩篱之势强盛而就有无穷的好处了。有了守备之后,就开始商议攻战的策略,要求各个地方将领,因利乘便,见机行事,逐渐收复京畿,以及故都。只要信心坚定,断以必为之志而不要失去机会,那么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一些叛乱之贼就可平定、一些叛逆之臣就可诛戮,四周强敌就可消灭,攻战的好处,莫大于这些啊。
历史上皇上所居住的地方,必定选择山泽形胜之地作为驻跸之所,然后才能制服中外,以图事业。建康自古以来号称帝王之宅,江山雄壮,地势宽博,六朝连续把这里作为古都。臣昔举天下形势而言,认为关中为上;而就今天的东南形势而言,则当以建康为方便。现在呢,銮舆尚未恢复旧都,莫若且把建康作为临时的驻跸之地。然后诏令守臣治城池,修宫阙,立官府,创营壁,使这里粗成规模,等待皇上去巡幸。这主要是因为有了坚固城池,然后人心就不恐慌了;有了官府然后就可以修政事了,有营垒然后士卒可用了,这些措置是应当最先去考虑的。
至于西北之民,都是陛下的赤子,他们深受大宋祖宗涵养之深,其心未尝一日忘记大宋。只是他们现在被制于强敌,陷于涂炭,而不能自归而来罢了。如果我们御驾亲征,天威震惊,他们必有结纳来归、愿为内应的人。应当给他们这些人一些土田,给予他们爵赏,优加抚循,允许他们悔过自新,使这些陷溺在沦陷地区的民众知道有所依怙,莫不感悦,更加坚定拥戴大宋之心,这是实行绥怀政策所应当最先考虑的事情。
……
陛下您也应该反思一下,看看近年以来所用的大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为自任者有几人?平居无事,小廉曲谨,似可无过,忽有扰攘侵略,那么他们就错愕无所措手足了,他们认为大不了奉身以退、免职罢了。这样,他们就把天下忧危之重大责任,全部委靠给陛下你自己了。有这样的大臣,不知于国何补,而陛下却非常认可这些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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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就犹如使用医生一样,人们必定先知道他的医术高明可以治疗自己的疾病,才可以使他用药而期望他能消除我的疾病,恢复身体健康。而今不详细审察他的术业而姑且试用他,那么即便是一天换一个医生,也无补于治疗疾病,只能加重疾病而已。
大概近年以来,许多大臣认为现在的短暂和平与闲暇是与金人达成和议了,因此他们认为再强调治兵就是失策了;如果金人突然发动袭击,他们就以退避作为爱护君主的安全,而认为积极进攻出击为误国政策。这样上下偷安,不是长久之计啊。天步艰难,国势益弱,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这些退避敌人之策,可以作为暂时权且之策而不可以为常态,可以一次而不可再次,因为我们退一步则丢失一步,退一尺则丢失一尺。……到了秋高马肥的季节,万一有金敌骑兵南牧抢掠,我们还往哪里退避呢。不知道应该躲到哪里去才能安定下来呢?航海躲避敌人的策略,让皇上冒着大海风涛不测的危险,这是最不可继续进行的办法。只有当在国家闲暇之时,明政刑,治军旅,选将帅,修车马,备器械,峙糗粮,积金帛。敌人攻来我们就防御,抓住时机而攻击他们,以光复祖宗之大业,此最是上策啊。臣愿陛下自今以往,再也不要考虑退避之计了,可以吗?
臣又观察古代大国之间处理关系,就是友善邻国,与友善的邻国和亲结好;与有仇雠的邦国,很少派遣使者来往。……如果给这些僣伪之国派遣使者通好,只能自取其辱,无补于事,祗伤国体。金人给我们造衅很深,知道我们必定报复,他们能怎么善意地对待我们呢?而我们方且卑辞厚币,屈体以求和,他们不会推诚以见信,这是过去的仇恨所决定的了。我们供奉给金人的器币礼物,所费极其巨大;我们派遣使者去朝拜他们,使得我们士气受挫;而他们又邀求我们做必定不可从事的事情,料定我们必然不敢反抗,因此议和往往不能成功,而且白白地为此担忧扰扰罢了。非特如此,他们还善于模仿我们自治自强的政策,动辄相妨,这个确实对我们来说危害很大。金人二十余年的历史,用这个策略攻破契丹、困扰中国,而我们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醒悟。而作为人,辨别是非利害的,天下人心是一样的,难道我们是真的没有醒悟吗?还是有另外的打算呢……
为臣早就听说朝廷是国家的根本,藩镇是国家的枝叶,根本稳固则枝叶蕃茂;朝廷是国家的腹心,将士是国家的爪牙,腹心壮大则爪牙奋勇……
臣昧死再上陈述六件事情:一是信任辅弼,二是公选人材,三是变革士风,四是爱惜日力,五是务尽人事,六是寅畏天威。
什么是信任辅弼?凡是兴衰拨乱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与有为,就犹如元首股肱之于一身,父子兄弟之于一家,乃能齐心协力以济大业。今陛下在大众之中选才任能,让他们担当大任,遂能扞御大敌,可谓得到人才了。然而臣愿陛下待以至诚,无事形迹,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信任他们履行职责能够成功,不要使小人得以离间君臣关系,那么君臣之间的良好关系,就垂于无穷了。
什么是公选人才?自古以来治理天下的,必定资于人才,而创业、中兴之主,所资尤其最多。为什么呢?因为只是简单地继体守文,按照老办法,那么得到中庸之才,也足以共治天下了;而如果到了艰难之际,非得卓荦瑰伟之才,才能共济难关。因此这些大有作为之主,必有不世选拔之才,参赞翊佐,以成大业。然而自古以来抱有不群之才者,多为小人之所忌嫉,小人或者以黯暗伎俩中伤他们,或者指责他们为朋党,或者诬蔑他们以大恶,或者贬擿他们以细小的过失。而这些贤人,他们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难于自进,耻于自明,虽然身负重谤、屡遭深谴,仍然安于义命,不复自辨。如果不是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伪,怎么能辨别他们是无辜的呢?陛下临御以来,用人很多了,世人公认以为端人正士的,往往闲废于无用之地;而陛下寤寐侧席,却有乏材之感叹,怎么不留意去观察一下呢!
什么是变革士风?总体而言,用兵与士风,似乎没有什么关联,而他们其实互相为表里。士风醇厚则议论公正而是非分明,朝廷赏罚当功罪而人心悦服,咱们参考本朝嘉佑、治平以前的历史就可以知道这些。数十年以来,士大夫奔竞日进,论议徇私,邪说利口,足以迷惑人主之听。元佑期间的大臣,持正论的比如司马光之流,皆是社稷之臣,而群枉嫉妒他,指他为奸党,颠倒是非,政事大坏,终于导致了靖康之变,这绝非偶然的结果。我私下观察近年以来士风尤其浅薄,随时好恶,以取世资,潝訿(xīzī,意思是众口附和,诋毁诽谤)成风,这难道是朝廷的福气吗?大抵朝廷设耳目及献纳论思的官员,虽然允许他们以风闻观察弹劾大臣,但是至于重大事情,还是必须核实而后再处理。如果没有事实依据,那么诬陷别人以罪行,服谗搜慝,就会得以中害善良,这些都不是修政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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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爱惜日力?创业、中兴这些事情,就犹如建设大厦,堂室奥序,它的规模可一日而成,但是鸠工聚材,积累财富则不是一日所致的。……天下没有不可为之事,也没有不可为之时。只有失去时机了,那么小灾祸就拖延成为了大灾祸,容易的事就变成困难的事情了。
什么是务尽人事?臣以为天人之道,其实是一致的,凡是人之所为,即天之所为。人事尽于前,则天理应于后,此是自然之符啊。因此创业、中兴之主,只是尽力而为,尽力在我而已,他们谦虚地把成功因素归之于天。而今未尝尽人事,敌人来了我们自己却先退屈,而想着责功于天,这能行吗?……
什么是寅畏天威?臣以为天之于王者,犹如父母之于子,爱之越深,则责之越切。所以对他的要求约束也就越多。因此人主之于天戒,必定恐惧修省,所以叫做寅畏之诚。……希望陛下推至诚之意,正厥事以应之,则变灾难而为祥瑞了。
以上这六条策略,都是关乎中兴大业的,希望陛下率先推行这些策略。
当今朝廷不乏人才,将士足用,财用有余,足以为中兴之资。陛下春秋鼎盛,欲有大的作为,有什么事情不可去做成功呢?关键是要痛改前日之辙,果断推行这些政策罢了。当年唐太宗认为魏征为敢言,魏征拜谢说:“是陛下引导而使臣敢言,不然的话,谁怎么胆敢逆鳞批评呢。”今为臣没有魏征的敢言,然而却想展尽底蕴思考,也是臣深入思虑的结果。希望陛下赦免进谏者的愚直,而奖赏他的拳拳忠心。
上疏奏入后,皇上赐诏褒谕了他。
张浚自从被贬斥之后,他屡次想起了李纲的忠心,因此现在数次在皇帝面前说李纲忠诚,赵鼎也在皇帝跟前说李纲才器过人。因此在十月份,朝廷就把李纲任命为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后来又下旨,让他来到朝廷奏事完毕之后再去赴任。
也就在这几天,淮东宣抚使韩世忠,上奏伪齐刘豫派遣沂、海州等签军攻犯涟水军,韩世忠派遣统制官、吉州刺史呼延通等人率领大军击殪(yì)了他们,几乎全军歼灭,所脱逃的敌人没有几个。宋皇帝赵构说道:“这些人都是中原赤子,为刘豫逼胁,死于锋镝,真是可悯啊。可以让人收拾他们的遗骸进行埋瘗。仍令出榜晓谕中原民众,使他们知道朝廷矜恤的意思。”于是赏赐给呼延通袍带,赏赐给将官拱卫大夫、贵州刺史王权已下金碗,仍以呼延通为果州团练使,其他将士也推恩有差,不同程度受到奖赏。
“可是,此时的宋帝心事有谁知?”
李纲的上奏确实是一片忠心,但是在政治上很不成熟,因为他完全不理解宋帝赵构的心事。而张浚等人对宋帝赵构朝廷的政策把握分寸很是到位。因此,宋帝赵构一直在主战派、主和派以及中立派之间来回摆动。于是在十一月,宋帝赵构下诏说:“荆、襄、川、陕等地现在驻扎屯宿有大量兵力,关于军队管理、措置事宜,委任至重,虽然已经任命席益为制置大使,但是关于军队的调发节制,权力应该隶属于督府,现在就诏令张浚前往视师,仍谕诸路将领军士知悉。”
高忠义本身就是陕西人,对西北部非常熟悉。为了防住西部一线,高忠义就上奏说:“梁、洋等州肥沃土壤达到数百里,环以崇山,南控巴蜀,北拒秦陇,东阻金、房,西拒兴、凤,可以求战,可以求守。而当今两川民众,往往逃跑趋往川蜀中部,不敢复业开垦,因此许多土地荒芜了。关中、川蜀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天府之国,容易形成独立王国。但是如果给这些地方多屯驻军兵,那么粮食就不足以赡养众军;如果少屯驻军兵,那么势必又不足以抗击敌人进攻。因此应当派遣一个文臣为统率,分别让几个宣抚司带领大兵驻扎在此,再派遣一下忠良大将统领他们,这样既能保证当地安全,又能防止地方割据。这样,如果遇到防秋之际,金人进攻时就可以由绵、阆等州提供粮食物资。如果能这样的话,那么军兵可以长期驻守,而民众可以长期安居乐业。”宋帝赵构就下诏令宣抚副使邵溥、吴玠选择两个郡的守臣抓紧时间去落实。
但是军队屯田的最大弊病就是要经常进行轮换,产粮责任根本落不到实处,收成基本还是靠天吃饭。以前的时候,吴玠就苦于军储不继,在兴元、洋、凤、成、岷五个郡州兴治官庄屯田,又调遣戍兵治理褒城废堰,当地民众知道灌溉可以使用了,就都愿意回来从事农业,皇上还下诏书进行了嘉奖。因此这时漕臣郭大中就对吴玠说:“汉中土壤肥沃,虽然每年都能得到营田粟米一万多斛,但是民众还是不敢恢复作业。因为屯田的士兵经常会掠夺他们的粮食。如果能使当地民众自己耕种,而由朝廷按照税收进行征收,那么所得到的就会被军队屯田收成好得多了,甚至于几十倍都不止。”吴玠采用了这个政策,每年的收入果然多了许多。
由于粮食逐渐多了起来,吴玠就又准备恢复陆路运输,他让诸路转运使带着管辖范围内居民的户籍来到军中。宣抚副使邵溥劝阻他说:“今年初春时驱赶梁、洋等州留下了的民众背负粮食去秦州,当时人们饿死了十之八九,怎么还能那样干呢!况且宣抚司已经收取了蜀地民众的运脚钱一百五十多万,怎么忍心还让他们在陆地上运送粮食呢!”吴玠就听从了他的劝告,推行水运粮食了。但是征调船夫水运粮食,经常发生一些船夫谎报粮食丢失、被水冲走的情况。于是漕臣郭大中大就采取许多考核激励措施,以重利诱导商贾贩运粮食,这样节省了平常运费的一半还要多。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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