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用宋玉萍提醒,方翰民也知道国家已经废除了企业招收正式职工的政策,红星制药厂将这次招收的新职工界定为合同工,正是对这项政策的响应。
但是,政策并没有明确消除城市和农村的界限,只在乡镇和私营企业实现了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一视同仁,至于城市里的集体和国有企业是否允许招收农村人,有关政策并没有明确说法。
红星制药厂虽然只是一家地方国营企业,但规模比较大,在当地很有影响力,因为建厂时间长,干部职工不仅思想保守,而且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方翰民担心招收农民工会遇到阻力,绝不是庸人自扰。
宋玉萍理解方翰民的顾虑,但她认为政策没有明确限制的事情,就等于把决策权交给企业了,“身处大变革时代,你是一厂之长,有些事需要你往前推动。一方面你们不能违背政策,再也不可能招收正式职工了,另外,你又担心厂里的其他人反对招收农村人,这就让你陷入两难境地。你要想清楚,如果企业的用工制度不改变,等于捆绑住你们的手脚,最终什么也做不成。”
由于平时把主要精力用在科研工作上,一有空闲,就坐下来处理行政事务,方翰民确实没有时间考虑企业管理方面如何与时俱进。宋玉萍这番醍醐灌顶的话,让他觉得自己作为厂长,在企业用工政策这类大事上,有必要坚持自己的主张,即使遇到阻力,也要把这项改革往前推进。
在跟人事科长老侯深入沟通后,方翰民召集厂级班子成员开会,讨论招工政策改革方案,侯科长作为职能部门负责人,列席了这次会议。
根据程序,老侯首先传达了企业人事制度的国家最新政策,然后介绍了新项目的招工情况,“按照国家政策,今后所有企业都不再招收正式职工,因为城里人一时难以接受合同工身份,这次招工情况并不理想,计划招收一百五十人,半个多月过去了,虽然有近二百人报名,符合条件的只有一百来人。”
按照分工,厂级领导班子几位成员各管一摊,各负其责,人事工作本来就是方翰民分管的业务,按理说这件事跟班子其他成员没啥关系,由他跟人事科长老侯商量就可以了。但是,组织原则规定,厂里的所有重大事项必须经厂级领导班子集体讨论,才能形成决议,即使方翰民是全厂一把手,也要按原则办事。
每当面对难题,班子里的其他成员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方翰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也不指望他们能提出什么有益的意见或建议,只要他拟定的方案能顺利通过,他就心满意足了。
听了侯科长传达的文件精神和新项目招工情况,几位副厂长和总工程师老夏,果然都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莫非他们在等方翰民拿出方案,例行公事地表决一下就完事了?
指了指桌上的红头文件,方翰民说道:“大家看见没有?政策有所改变,为了落实新的用工政策,这次在招工条例中,明确规定招收的是合同工,现在看来效果不理想。但是,新项目投产在即,计划下个月就要组织人员培训,现在还没招到足够的员工,我认为招工条件应该改变思路。”
总工程师老夏觉得好奇,“按照国家政策招工,还要改变什么思路?”
“侯科长汇报的情况大家已经听到了,国家政策并未明确打破城市和农村的界限,如果沿用以前的思路,把招工范围限定在城市,咱们的新项目将招不到足够的员工。”
“那有什么办法?城市里的年轻人对合同工不感兴趣,难道要咱们央求那些人到红星制药厂工作?”王副厂长虽然不再逃避厂务会议,但每次开会一旦涉及方翰民的提议,他都会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还是想给方翰民的工作设置障碍。
为了表达自己对方翰民的蔑视,一段时间以来,老王故意缺席方翰民召集的厂务会议,虽然方翰民不跟他计较,但时间一长,他在厂级领导班子里的存在感越来越低,老王当然不傻,眼看自己成了班子里的边沿人物,他不仅主动回归厂级领导行列,而且积极参与各种决策,只不过他总是跟方翰民意见相左,其目的就是要让方翰民难受。
王副厂长认为,即使方翰民在工作上不出现重大失误,但让他身陷麻烦之中,一旦身心疲惫,不能自拔,也许他就会主动让出厂长的位置,到那时,老王将迎来上位的机会。
虽然不善于揣摩别人的心理,但老王的目的太过明显,方翰民对他的所作所为早就了然于心。
尽管如此,方翰民排除干扰,仍按自己的计划推进厂里的各项工作,面对老王提出的问题,他十分淡定地说:“除非是红星制药厂需要的人才,否则我们不会央求任何人。”
“有这志气当然好,但新项目需要的员工怎么解决呢?”老王逼问道。
因为事先已经跟人事科长沟通过,方翰民看了看坐在旁边椅子上的老侯,胸有成竹地说:“这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解决新项目的用工问题并不难,只要我们改变一下招工政策的思路,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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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轻蔑地一笑,“说得这么简单,你能不能告诉大家,到底应该怎么做?”
“打破城市和农村的界限,扩大招工范围,只要符合其他条件,农村城市一视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