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商议推行新政只在政策层面,真正落实还得看地方官员的态度,基层官员有心从中作梗的话再好的政策也推行不下去。
盐务的乱象由来已久,之前朝廷也曾试图改动,只是争议太大就搁置了。
朝中士大夫多认为官榷是国家与商人争利,认为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时常建议朝廷与商贾共利。
但是吧,盐业是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不是争利不争利的事情,而是让利与商人会让国库撑不住,所以三司的官员每次都持反对意见。
即便不可厚敛于民也不至于连盐业都让出去,真要让商贾把持大宋的食盐销路,朝廷还有法子拿捏那些商人吗?
商贾重利,不能什么时候都指望他们有良心。
当年包大人受命去陕西考察范祥变革盐法的成效,回来后便说推行钞盐后国库的收入虽然减少,但是从长远看却是利大于弊。
天子富有天下应当体恤百姓,让商人插手食盐贩卖不代表盐商能占据主动地位,朝廷要做的是防备商贾钻漏洞,而不是因噎废食所有的事情都由官员来做。
术业有专攻,当官当的好真不意味着卖东西也卖的好。
如今朝廷卖盐是强制摊派给百姓,百姓忍气吞声只能去买,不代表人家真心愿意买朝廷的东西。
事关国库收入,每次都是吵着吵着就没了结果。
这次不一样,主持新政的王安石王相公支持招揽盐商卖盐,他认为这样虽然会在短时间内让国库的收入减少,但是长此以往还会再多回来。
财政不能光节流,还得想法子开源。
别在他面前说什么“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他们又不是天地,怎么知道天地间只有那么多财?
农人今年种地一亩收
成两百斤,明年种地一亩地收成四百斤,这有定数吗?妥妥没有啊!()
一亩地收成两百斤朝廷收三成和一亩地收成四百斤朝廷收四成哪个能让国库收入更多不用他强调,会算数的都能算出来,比起勒紧裤腰带降低税收,不如想法子提高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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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税如此,其他税自然也是如此。
见鬼的天下之财有定数,要他来说,天地间的财富分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是他们没有找到利用的法子而已。
因为在这事儿上观点不同,王介甫和司马君实已经从无话不说变成见面就想吵架,俩人谁都说服不了谁,官家召见的时候都特意避免让他们俩见面。
登州盐场的变动是效仿范祥在陕西的变革,却也契合王相公的想法,要是能在登州推广开来,接下来很有可能就是推行整个京东路乃至整个大宋。
虽说苏家父子四人现在有两个都明确表示不赞同王相公的想法,还有一个没有发表意见是因为在史官编书接触不到新政,但是身在地方的苏景殊不太一样。
一来他是官家钦点的三元,二来是这小子真的觉得王相公的想法有道理。
赞同一部分,并非全部赞同,但是在如今朝中这种非黑即白的情况下,不旗帜鲜明的反对就是赞同。
公孙策想起朝中现状就想摇头,幸好需要上朝的是包大人不是他,不然怕是连吃饭都吃不下去。
没办法,官家私底下召见的时候可以把政见不同的臣子分开,上朝的时候大家都站在一块儿想避都没法避,
两拨针锋相对的再加上一拨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房顶都能让他们掀翻。
展昭原本没打算听那么多,听着听着一不小心就听完了,“先生,我怎么感觉景哥儿在登州比在京城还能得罪人?”
“你的感觉没有错。”公孙策老神在在,“他们苏家的人和谨小慎微四个字都不沾边,想想他爹他哥在京城干的事情,啧,一脉相承。”
展昭想起昨儿又跑去王家和老王大吵一架的老苏,表情逐渐微妙。
那什么,景哥儿还是待在登州吧,京城这种是非之地越晚回来越好。
案卷在刑部衙门转了一圈又去御前转了一圈,复审结果和初审保持一致,那些犯事儿的官员毫无意外的被押送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劳改,一点捞出来的机会都不给他们留。
本身就是被放弃的棋子,试探出官家的态度就是他们的价值,价值耗尽被放弃也是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