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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 下（第1页）

疆域

东晋政区随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由于外族入侵与晋军北伐，北疆时常变动；四川先后出现成汉、谯蜀等国；东南疆域大致固定。晋元帝时期，石勒入侵，北疆只剩淮南江陵一带。成汉占据四川，于347年被桓温灭。桓温发动三次北伐，一度收复山东及河南地区，后败于前燕而止。前秦屡次入侵东晋领土，此时东晋仅剩扬、荆、江、广、交、豫、徐、兖、益、宁七州，及兖、青、冀、司、幽、并、益等侨州，共十五州。383年淝水之战，前秦惨败。隔年谢玄北伐，成功收复黄河、秦岭以南地区。之后东晋内乱，桓玄篡位，谯蜀独立，疆域萎缩。刘裕崛起后攻灭谯蜀并发动两次北伐，收复四川、山东、河南及关中地区。然而刘裕因故返京，将领内乱，夏人入侵，关中得而复失。此时东晋领有扬、北徐、豫、江、北青、司、荆、北雍、东益、宁、交、广、北并、北冀、梁、徐、北兖等十七州，及幽、冀、东秦、青、并、兖、秦、雍等侨州，共二十五州。

东晋政区袭承西晋，也是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是其州郡越分越多，辖区缩小。西晋末年，大量流民南渡。东晋朝廷为了安抚侨民及侨姓世族，以原籍州郡县名寄治别处，而无实地，此即侨州郡县。等到安定后实施土断，使其州郡领有实地，户籍和赋役与一般州郡县相同。

政治

门阀制度

曹魏、西晋以来逐渐形成的门阀世族制度，到东晋时发展到了鼎盛阶段。举贤不出世族（势族、士族），用法不及权贵，充分暴露了门阀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动性，东晋的士族分侨姓和吴姓。侨姓士族以琅玡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等为高门著姓。其中，王（导、敦）氏和谢（安、石、玄）氏两家最为显赫。王导一门三世为公，谢氏自魏。晋以来，不下九卿。吴姓士族以顾、陆、朱、张、贺等为代表。南北士族都广占田泽，官居要职。王导仅在钟山附近就有80余顷田地。号称“江口之蠹”的大族刁逵有田万顷，奴婢千人。东晋末年，谢琨“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这些士族之家，争夺人口，封山占泽，横行乡里，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东晋的士族阶层在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他们可以凭借门第资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凡出身士族的子弟都可为清流官（地位高、俸禄厚，却又清闲的职务），而寒门出身的人则只能居浊流（地位低、俸禄少，公务繁杂的职位）。东晋各级政权为门润士族所把持，皇帝多为傀儡，“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

东晋王朝的统治阶层大部分是由过江避难的北方侨姓士族与世居江南的南方吴姓士族组成的，存在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相互排挤；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中，侨姓士族占据统治的主导地位，而吴姓士族则一直被排斥。元帝年间，北方大臣王导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他在南北士族之间奔走，极力劝说各族修好，但收效甚微。后来江南士族也曾多次因不满东晋的统治而起来反抗，大大的动摇了东晋的统治。

自晋元帝元年（317年）至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是东晋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虽然在此之间也有过一些叛乱，但都被镇压下去了。元帝末年，王导之弟王敦起兵反晋，遭到其兄王导与朝臣的抵抗而未能成功；其后桓温也曾觊觎帝位，又被王谢两大家族抵制下去。385年，东晋重臣谢安病死，晋孝武帝将大权交于其弟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把持朝政，他们暴虐无能、大肆剥削人民，使图谋王位的大族有机可乘。398年，以桓玄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庾楷等人的联军占据了建康以西的州郡，使朝廷的统治被限制在东方的八郡内，开始了其衰亡的过程。

侨置州郡

北方士族南渡，大都率领宗族、宾客、乡党同行。这些流民，随同豪强大族南下，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依附人口，分散南下的也多被豪强大族所兼并。

这些南下的人们，起初大都不上户籍。后来，东晋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保护南迁士族的利益，便在流人集中的地方，用他们原籍的名称，侨置州、郡、县。侨人单立户籍，称为侨户。

侨户最初享受不为国家纳租服役的优待，后来即使纳租调也比一般编户轻些。

侨州、郡、县的设置，主要是照顾南迁世家豪族的利益，一则为他们做官增加了位置，二则他们控制大量户口而又不纳租服役，其政治、经济利益都得到了照顾。

军事

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藉此篡位。

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徵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

经济

农业

劝课农桑

东晋初年，晋元帝司马睿为稳定统治，大力奖励农耕，下诏各郡守，除宿卫人员外，官员都要从事农业生产，并以上交粮食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的标准。还实行军电，军队粮食自给。从而使淮河两岸和长江以南开发出了大片良田。同时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提高了农业产量。到孝武帝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

庄园经济

东晋时期庄园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比北方更大。早在孙吴时期，江南经济日益开发。当时吴姓世族即拥有众多的庄园。晋室南迁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改善南方地广人稀的问题。侨姓世族大量开发无主地，建立方圆数十里至数百里的庄园，有效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由于世族垄断土地，占夺田园山泽，使得贫富差距极大。所以王导曾于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实施度田收租，以改变西晋时将田租与户调合一徵收；咸康二年（336年）颁布“壬辰诏书”，禁止占山护泽。这些都意图减轻百性负担。

开发江南

南下的北方农民和土著农民辛勤劳动，开辟南方广大的山泽荒野，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促进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当时庄园除了有部曲、佃客外，还有门生及奴隶。中原人士带来北方精耕细作的技术，推广牛耕加快耕田速度。东晋南朝重视水利，代有修筑。最后，南方的水田普遍开发，农作物品种增加、生产量提高（如岭南地区一年可两熟）。长久下来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

南北劳动人民相互学习、辛勤劳动，是江南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原因。农业上，垦田面积日益增多，耕作技术有很大改进，牛耕已经普遍推行，粪肥也在推广，单位面积产量增加，麦、菽等北方作物开始在江南种植。三吴地区的农业尤其发达，水利工程的兴修很受重视。人们在河道建立堰闸以控制水位，旱则开启，引江水灌溉；涝则关闭，避免泛滥成灾。又筑堰围湖，开垦出土壤肥沃、产量很高的“湖田”。因此，三吴成了江南粮食的主要产区。

土地兼并

东晋时期，南北士族地主都大肆兼并土地。到了中后期，土地兼并更加严重，“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东晋的租税比西晋加重。咸和五年（330年），成帝始度田，海亩收租3升；太元八年（383年），改为按口收租，每人5石，租率提高了几倍。同时，力役繁重，杂税繁多。而且用法严苛，又制定了连坐法。民不聊生，纷纷流亡，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手工业

参见：东晋铜洗、东晋咸和元年八禽铜镜、东晋陶女俑、东晋玉佩、东晋墓葬出土青瓷

在社会生产上，北方的手工业技术与南方的技术相互融合，使东晋的手工业水平比西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手工业，冶铁作坊如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县）与冶唐（今湖北武昌），除兵器外，多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技术也有显著进步，创杂炼生鍒法，即把生、熟铁混杂冶炼，反复锤打，成为质量较纯的钢铁，养蚕缫丝技术大见提高，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蚕茧一年收获四五次，而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一年收获八次。国家专门设立锦署，使丝织业逐步发展起来。由于江南河流纵横，为适应经济、军事的需要，造船业特别兴旺，既能制造载重2万斛（约2千吨）的大船，又能制造速度很快的舰只。其他如制瓷、造纸、漆器等也都具有很高的水平。经济的发展促进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商业

东晋的商业也比较发达，“人竞商贩，不为田业”，出现了许多商业性大城市。如京都建康，有四大市，十分繁华。此外，会稽、丹阳、余杭等城市的商业也相当繁荣。东晋时，南北商贸往来不断，并在北方设立“互市”，促进了南北工商业的发展。

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