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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上（第1页）

东汉

历史

新末大乱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代汉建新朝之后，先后颁布“王田令”“私属令”等一系列新政，力图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然而，王莽改制触动了大豪强与许多上层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激烈的反对与排斥，加之改革的理想化与盲目崇古。终适得其反，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且新朝末年水旱灾害不断，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一时间，四方响应，天下大乱。终于使这场由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自救式改革以失败告终。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九世孙，父亲刘钦曾任济阳县（今河南兰考）、南顿县县令。赤眉、绿林起义爆发后，新朝地皇三年（22年），刘秀与长兄刘縯为恢复刘姓统治，起事于舂陵，组成“舂陵军”。王莽地皇四年（23年），刘秀在昆阳之战中一举摧垮新莽大军，标志着新莽赖以维持统治的军事力量消耗殆尽。同年绿林军攻破许昌，王莽死于义军之手，新覆灭。更始帝刘玄北都洛阳后，刘秀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抚州郡。乃破王郎，河北之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使他在河北站稳了脚。此后，刘秀拒听更始政权的号令。同年秋，又迫降和收编了铜马等部农民起义军逐渐自立。不久，与更始政权彻底决裂。

东汉开国

更始三年（25年）六月，赤眉军拥立汉朝后裔刘盆子为帝，史称建世帝。同月二十二己未日（25年8月5日），刘秀在鄗（今河北柏乡县）南千秋亭五成陌（今河北十五里铺）即位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汉世祖光武帝，改元建武。时关西号为铜马帝。

刘秀定都洛阳后，把南阳设为陪都，并开始东汉统一战争，先后消灭了盘踞关中、号称百万的赤眉军，割据陇右称王的隗嚣与盘据西蜀的公孙述等大小数十个割据势力。经过十一年的东征西讨，刘秀终于在36年扫灭了最后一个割据势力成家帝公孙述。自此，历经新莽末年长达近十九年的纷争混战，中国再次归于一统。

光武中兴

刘秀鉴于西汉末期权臣干政、外戚篡国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提高中央权威。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

刘秀以“柔道治国”为主理念，退功臣、进文吏，使得大多数开国将帅皆以列侯归乡享受优厚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大政的仅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这几个人亦深知刘秀心迹，“并剽（消除）甲兵，敦儒学”，以避猜忌。功臣勋贵虽封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刘秀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刘秀对其他大臣更为警惕，时任大司徒者多遭打击，如伏湛因事罢官，韩歆因刚直去位，又被逼自杀，欧阳歙、戴涉皆因罪下狱而死，史称“自是大臣难居相任”。刘秀对宗室诸王及外戚的控制更严。建武二十四年（48年），刘秀重申西汉时代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33]汉明帝即位后，更是屡兴大狱，株连极广。

建武二年（26年），刘秀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又令全国共并省400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

刘秀还重视生产与人民生活的恢复与发展，开始着力发展生产、提高民生、恢复国力，刘秀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建武六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比起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他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使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同时清查土地，新定税金，振兴农业，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他统治的时期，遭战乱破坏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人口与垦田数目大大增加，史称“光武中兴”。

东汉经“光武中兴”，社会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文化进一步发展，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浓厚。东汉时期，各地豪强控制大量土地及耕作的农民，建立大型田庄，发展自给自足的田庄经济，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力量，这一切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明章之治

光武帝死后，汉明帝即位。命窦固、耿秉征伐北匈奴。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占据伊吾。因此西域各国皆遣子入侍，第二年复置西域都护府，遂“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然而不久焉耆、龟兹复叛攻陷西域都护府，汉章帝即位后，不欲因西域疲敝中国而罢遣都护。

永平十二年（69年），位于今云南、缅甸北部一带的哀牢国，举国内附东汉，汉明帝以其地设永昌郡。哀牢之地，东起哀牢山，西至缅北敏金山，南达今西双版纳南境，北抵喜马拉雅山南麓，哀牢内附初步奠定了中国对云南地区的统治范围。

此外，随着对外交往的正常发展，佛教已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于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书及沙门，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明帝之世，吏治比较清明，境内安定。加以多次下诏招抚流民，以郡国公田赐贫人、贷种食，并兴修水利。史书记载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光武帝末年，全国在籍人口为2100多万，至汉章帝末年人口已达4300多万。

明章二帝在位时期，秉承刘秀遗规，对外戚勋臣严加防范；屡下诏招抚流民，赈济鳏寡孤独和贫民前后九次；修治汴渠完成，消除西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坏；经营西域，再断匈奴右臂，复置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史载“天下安平，百姓殷富”，号称“明章之治”。汉章帝时期开任用外戚之先河。

永元之隆

汉章帝死后，汉和帝刘肇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窦太后倚仗亲族，窦氏戚族开始专权，永元四年，汉和帝联合宦官扫灭窦氏戚族，亲政后从不荒怠政事，故有“劳谦有终”之称，曾多次下诏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安置流民、勿违农时、招纳贤士，在法制上也主张宽刑，军事外交上降服匈奴，并任命班超平定西域诸国，致使东汉国力达到极盛，时人称之为“永元之隆”。元兴元年（105年）的垦田数字达到732万多顷，人口达5325万人。

汉和帝去世后，汉殇帝继位，政权为邓太后的兄长邓骘为代表的邓氏戚族掌控，汉殇帝延平元年（106年）八月去世。邓氏戚族扶持汉安帝继位，邓太后死后，汉安帝亲政并扫灭邓氏，但未能阻止其他外戚专权。

戚宦之争

汉安帝死后，刘懿为阎氏戚族拥立，即位二百余日后就因病去世。不久之后阎氏戚族就被宦官消灭。宦官拥立汉顺帝，汉顺帝对外戚继续放任自流，结果导致梁氏戚族长达20多年的专权。梁冀更是达到了外戚权力的巅峰，汉冲帝、汉质帝都被他牢牢控制。汉质帝因童言无忌而被毒杀，之后汉桓帝即位。

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梁氏。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十三个宦官封侯，自是宦党干政。宦官的腐败比外戚更甚，导致士大夫不满，士大夫与外戚联合一同对抗宦官。双方斗争激烈，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朝堂。东汉王朝自此江河日下，濒于灭亡。汉灵帝继位后比汉桓帝更信任宦官。汉灵帝将朝政委任于宦官，使政局更为恶化。黄巾起义爆发后，党锢才被解除。

天下大乱

184年，黄巾起义爆发，腐朽的朝廷根本无力平叛，在黄巾军冲击下，岌岌可危的东汉王朝决定饮鸩止渴，下令各郡自行募兵守备，虽成功镇压了黄巾起义，但却使地方州郡长官拥兵自重。188年，刘焉谓四方多事，原因在刺史权轻，遂改部分刺史为州牧，使刺史成了一州军政的长吏、太守的上级，州郡县三级行政建制自此形成。州牧的设立和州刺史权力的提升，埋下了东汉末期军阀割据的祸根。

189年，汉灵帝去世，汉少帝刘辩即位。外戚何进官拜大将军，掌控朝廷，志于铲除宦官势力，但何太后反对，士大夫领袖袁绍提出建议，让西北军董卓进京，逼迫何太后答应。何进同意了袁绍的建议。然而事情泄漏，宦官先下手为强，杀死何进。当时在西园军的袁绍闻讯，立即率军攻入皇宫，对宦官进行屠杀。宦官张让挟持汉少帝逃走，追兵到，张让自杀身亡。董卓率军抵达洛阳，外戚和宦官的势力同归于尽，导致董卓控制了中央政府。

董卓为了树立威望，废掉了汉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即汉献帝。190年汉少帝和何太后被董卓杀害。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董卓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中原地方诸侯势力的不满，纷纷以讨董为名起兵并推举袁绍为盟主，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但关东军内讧、盟军决裂导致失败告终。初平元年（190年）又起董卓之乱，自此朝廷大权旁落，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与此同时，各地的地方军阀纷纷互相攻伐，以增加自身实力，中央政府的威望荡然无存。

走向灭亡

192年，大臣王允唆使董卓的部将吕布，合作谋杀了董卓，下令大赦，董卓之乱结束。但不久董卓幕府的部将李傕、郭汜卷土重来，王允被杀，东汉朝廷再度失控。195年，李傕、郭汜发生内斗，汉献帝刘协和群臣逃到洛阳，但汉献帝陷入窘迫的处境。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则挟持汉献帝迁都许昌，之后曹操逐渐掌握朝廷权力。220年，曹丕篡汉，定都洛阳，改国号为“魏”，史称“曹魏”，东汉灭亡，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三国时期。

疆域

范围

西汉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将真番郡、临屯郡并入乐浪郡、玄菟郡至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弃岭东地。因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放弃珠崖郡、儋耳郡而失去对海南的统治。交州的日南郡象林县于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被林邑割据独立。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匈奴内附并被安置于河套，又于建武二十六年（50年）置匈奴中郎将监护南匈奴降部。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率众内属，内迁于北部诸郡之北，又置乌桓校尉监护乌桓并兼领鲜卑；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内附，以其地置永昌郡，西南得以扩充至大盈江一带。至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彻底平定西域，西境抵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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