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0年初,日本内阁为了抵消重庆国民政府的影响,决心推出汪精卫,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汉奸政权。“建国”的人选、组织、机构肯定都按照日本人的旨意策划好了,只等“黄道吉日”,粉墨登场。1月16日,汪精卫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威逼蒋介石赶快向日本人投降,否则汪记新“国民政府”一成立,蒋某人就没有位子,重庆国民政府就被取代了。蒋介石对汪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于是在日本人精心导演下,汪精卫“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粉墨登场了。
粉墨登场,伪“国旗”被当作靶子打
3月30日,南京城各高大建筑物突然挂起一面面青天白日旗,各主要街道一群又一群的游行队伍,在军、警的刺刀“保护”下,喊着和平建国的口号穿城而过,大街小巷横空扯起一幅幅大字标语:
“热烈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和平建国万岁!”
上午,一长溜大小汽车越过铁路,行驶在南京城中央的大道上。汪精卫和新的“中央政府”各院部及各委员会的头面人物伫立在车上,频频地向周边的人群招手,好一派春风得意的景象。
车队驶入“国民政府”院内,在宁远楼举行就职典礼。汪精卫身着礼服站在麦克风前精神抖擞地宣读《还都宣言》。为了混淆海内外视听,更好地取代重庆国民政府,汪精卫的新“中央政府”,除名称上照搬重庆政府外,还把“南京政府”所有的机构名称,一律照搬重庆政府的模样儿,甚至还别出心裁地把“南京政府”主席的“乌纱帽”硬戴在时任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头上,汪精卫自己只屈居“主席”之下的行政院长(兼代理政府主席一职)。
正当“还都”闹剧演到高潮时,鼓楼和市中心新街口等处响起一阵阵枪声。随着枪响,“国旗”上顿时出现若干枪眼儿,甚至有的旗杆被神枪手击中,“国旗”颓然倒下。正在游行的人们,起初以为是放鞭炮庆祝,当那枪子儿呜呜地怪叫着从头顶上飞过时,这才瞠目结舌,四处逃窜。只见一群群日本大兵,举起枪,指着“国旗”破口大骂。
汪精卫得悉日本兵枪击“国旗”的报告后,立即派梅思平代表新“国民政府”前往日军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交涉。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沉着脸回答:按照事先协定,“国旗”上方必须加一块三角形杏黄色布片,上书“和平建国”或“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区别于重庆政府国旗,而你们没有按协定办,因此,引起皇军的愤慨。如果派遣军听任把没有区别的重庆政府国旗飘扬在南京上空,势必影响大日本皇军的士气,动摇皇军军心。因此,你们必须立即取下现在的“国旗”,换上有区别标志的“国旗”。汪精卫无法“独立”行事,只得下令换上有区别的“国旗”。转眼之间,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又飘起一杆杆附有三角形黄布片的“国旗”来。
一位进城卖菜的老农好像恍然大悟:今天怎么死了这么多大官?要不,每面青天白日旗上面怎么会有招魂的幡。
(二)
这一天,蒋介石从收音机里听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消息和汪精卫的《还都宣言》,气得七窍生烟,当即下令中央电台开大功率,向全世界广播,重申1939年6月8日重庆政府发出的对汪精卫等人的通缉令:“立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纪纲。”接着,蒋介石又下令,悬赏十万大洋,缉取汪精卫的人头。
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登台的“黄道吉日”,而日本人的子弹、蒋介石的悬赏取人头,加上给死人招魂的“国旗”,却使得这个“黄道吉日”充满了殡丧的气氛。
利令智昏,“十分钟内敲定内阁大员”
其实,汪伪政府本是乌合之众,内部错综复杂,明争暗斗一直不断。按照日本政府的要求:汪精卫必须接受日本的全部条件,汪伪政府才准予承认。为此,周佛海作为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全权交涉大员,先后两次与日本军国政府签定秘密的或“正式”的卖国条约。
在多次与日谈判中,汪方有些交涉员对于日方的苛刻条件还拒不接受,但是,凡正式会谈中不能达成协议的条款,都由日方代表和周佛海通过非正式谈判而达成妥协。因此,周佛海深得日本军方的宠信。在汪伪政权中,周佛海始终是汪精卫与日本人“折冲尊俎”的“大外交家”。
汪伪政权的各院、部、委、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周佛海笔下“十分钟内敲定”。周佛海曾无耻地说:“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飘扬在石头城畔,完全是余一人发起,以后亦以余为中心。”
对于周佛海“揽权位,置私人”,汪精卫不是不知道,但知道又有什么用呢?周有日本人撑腰,也只好将人事大权交给他,让他一手操办。在形式上,周佛海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但是周始终掌握着汪伪政权的外交、金融、财政、军事、物资和特务大权,还直接掌握一支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伪税警团,因而,周是一个握有实权的大汉奸,被人称为“汪记政府”的股肱和象征。
周佛海的飞扬跋扈,攘权奸狡,自然令人仇视。汪伪政权刚成立,周与其他汉奸的矛盾日益明朗化了。首先是和以林柏生、陈春圃、褚民谊为首的“公馆派”较劲,尔后又与李士群较劲,最后发展到与陈公博较劲。狡猾的周佛海在这盘根错节的斗争中,靠日本主子撑腰,始终大权在握。
尽管周佛海口口声声表示要与汪精卫“生死相关、患难相随”,但汪精卫以多病之躯,加以建立伪政权后百不如意,易于冲动,一经左右挑拨就不能自制,因而与周佛海之间时有冲突。
荒唐透顶,“汪伪,伪满”要“建交”
就在汪精卫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之时,日本政府在“中日亲善”的幌子下,特派阿部首相为大使,率军、政、宪、特机关重要官员一行来华,名义上是参加汪伪政权的“还都南京”大典,实际上是迫不及待地与汪伪政权签定“中日条约”,督促汪伪当局尽快承认伪“满洲国”,并与其建立所谓的邦交关系,为“大东亚和平新秩序”打好基础。卖国求荣的汪精卫在日本人指挥下言听计从,很快派出伪外交部次长徐良一行六人为“特使”,赴“满洲国”觐见傀儡皇帝溥仪。
说是汪伪“特使”,不如说是“二日本”的特使。徐良一行所乘的飞机是日本派的,下榻宾馆是日本安排的,访问程序,双方出席人员都是日本人敲定的,警卫、翻译、记者、服务人员都是日本精心挑选的,就连徐良的发言稿也是日本人起草的。徐良到了新京(长春)首先不是觐见“满洲国”皇帝溥仪,而是见溥仪的“太上皇”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