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干咳,没有痰,再去拍片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作为呼吸科的医生,他知道自己患的是肺炎。经过科里的专家谢教授的检查,决定立即住院。
当天下午5点多,叶钧强住进了自己担任住院医生的呼吸内科。住院后,症状发展很快,同为咳嗽、气促,呼吸每分钟已经到了30多次,这使叶钧强总在喘气,说话都很困难。最为让人焦心的是,肺部炎症发展很快,第二天已是两肺阴影。
这时候,一个情况让医院上下都紧张起来,就在那两天曾经参与对黄姓病人和郭姓病人治疗的医护人员,先后有八人病倒了,甚至包括门诊药房的一名药剂师,其中有两位护士是孕妇,包括那天晚上给叶钧强打电话的神经外科医生的妻子。大家症状全部一样,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肺部阴影。
医院领导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马上在内一科(也即呼吸内科)辟出专门病区,将患病的医务人员无论症状轻重,全部收进住院隔离。
当时院内组织了多次会诊,但由于检测不出致病原,所以意见不一,但都认同是一种传染性的肺炎。采用常规性的治疗方案,效果不明显。
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让医院领导更为紧张,说送去广州的两个病人,一个已经死亡,一个病危上了呼吸机。院领导一边在院内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给所有医护人员发了一些抗炎抗病毒的药,如罗红霉素等;一边向河源市卫生局汇报。河源市卫生局决定向广东省卫生厅报告,请求派出专家来河源会诊调查。
河源市人民医院当晚就拟出了给省卫生厅的报告,这份报告在抗击「非典」中,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因此有专家保存了这份报告的复印件,我得到的也是一份复印件,特录如下:
省卫生厅医政处:
2002年12月中旬河源市人民医院内一科收治了2例重症肺部感染的病人。因病情重,先后转送上级医院(其中1例送广州军区总医院,1例送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出诊医生回来后也得了「肺部感染」,内一科先后又有7位医护得了「肺部感染」,局部具有一定的流行传染性。据说送上级医院那两位病人,该疾病广州方面都诊断不明确,一位已死亡,另一位病情危重,靠呼吸机维持呼吸。我们医院发病的8位医护人员其中3位较重,出现了重症肺部感染,目前肺部感染病因、致病原不明,我院大会诊的意见初步定为军团菌、病毒性或支原体性感染性大,但我院实验室条件所限,不能检测出这几种致病原。治疗上给予抗炎、抗病毒、抗结核等各种治疗措施,治疗效果不理想,故特请省厅能组织有关专家前来本院指导诊治。
我院发病的共8位医护人员,其中男3人,女5人,病情都有以下共同特点:1、青壮年临床一线医务人员,既往体健;2、都在同一科室工作及同一个时期发病;3、临床表现的症状、体征、X线及化验检查都相似:发病前都有感冒症状,逐渐出现畏寒、高烧不退,咳嗽咯少量白色痰,其中2例咯少量血丝痰,双下肺听诊少量湿罗音,但无空洞、气胸、胸积液及心包积液改变。化验室检查血象白细胞不高,血、痰、骨髓培养未发现致病菌。
申请单位河源市人民医院
2003-1-2
据我所知,虽然报告的时间是2003年1月2日,但起草这份报告是1月1日的晚上直至深夜,也就是1月2日的凌晨了。
2003年1月2日 广东省卫生厅
2003年的元月2日上午,新年第一天上班,广东省卫生厅收到了河源市人民医院的报告。当时厅长黄庆道正在主持召开厅办公会,副厅长王智琼拿到传真以后立即在会上通报了此事。黄庆道厅长听后,意识到这桩事情的严重性,马上召集分管副厅长和相关科室开会,决定立即组织专家组到河源,并且当天就要出发。
广东省卫生厅拟派出的专家组由流行病学调查组和临床专家组组成。临床专家组由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副所长肖正伦教授、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科主任黄文杰博士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科邓子德副教授。流行病学调查组由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防治研究所所长罗会明、副所长彭国文及微生物检验所的钟豪杰组成。
按照专业分工,此事应由医政处负责。省卫生厅医政处的同志一边通知专家组成员到省卫生厅集中,一边打电话到收治两名病人的医院了解情况。结果得知,两名病人虽然都病情严重上了呼吸机,但无一例死亡。关于「有病人死亡」的传言,恐怕是这次「非典」暴发中最早的不实传言。这种不实传言后来在不少城市都有发生,并造成一定的社会恐慌。
当天下午两点多,接到通知的专家们都准时到达省卫生厅5楼的小会议室集中。大家听取了省卫生厅助理巡视员何兆福的简单介绍,传阅了河源市人民医院发来的传真报告,然后就出发了。
后来在采访中,邓子德对我说,这种临时的紧急任务,对于大家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