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表象看本质。
钱被抢了,粮被抢了,甚至地盘也被抢了,所以我们大家伙才合起心来闹事——这才是这张长达一米、可谓字字是血泪的诉状所掩藏的真正内容。
不论王邦才、李获阳等哗变官员如何诉苦,高淮在辽东又是如何搜刮民力,有一点是绝对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没有高淮,这些钱粮恐怕也到不了朝廷手中。
谁人得去了?
除了辽东文武,应当没有他人。
对此,良臣从不怀疑。
因为,历史很明确的告诉他,辽东军头的形成正是在万历时期,至崇祯末期达到巅峰。最后,摇身一变,“从龙入关”了。
有稳定的钱粮来源和地盘,有大量役使的军民,才是形成军头的基本条件。
高淮所为,且不论其是否具备合法性,又是否真的手段粗暴,不顾民力如强盗一般竭泽而渔。至少,在良臣看来,他在辽东干的不错,要不然万历也不会挺他十年。
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高淮的说法是王邦才和李获阳抢夺他上贡给皇帝的钱粮,事泄铤而走险率众哗变。
王邦才他们的说法则是高淮在辽十年,致使百姓穷困,军民苦不堪言,他们这才不得已带甲喧哗。
谁对,谁错,良臣不评定,他也没这个资格评定。
他只是来看看的,万历没有给他任何权力,任何可以处置这桩大事的权力。
不过,站在良臣的角度,单从这份诉状来讲,高淮的税使差事干的是十分到位,也很尽力的。
不论从事哪种行业,只要有买卖,有利润,那向国家交税,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
如果说错了,也是高淮干的有些过份,或者说过于贪婪了,也有点过于小家子家。
百姓种的菜也要收税,这未免太不像话。
当然,事情真假,还有待良臣进一步调查。
至于说税兵敲诈商人,这件事当然不能听凭一方所言,得辨证看。
税兵为何敲诈商人,是应收税而收不得,还是应收税毕再敲诈呢。
不搞清这个问题,谈是非对错,那就全然是表面文章,当不得真了。
要知道,万历之所以派出矿监税使,根子就在于国库收不上税。仅靠田亩税,根本支撑不了庞大帝国的运转。国库要是有钱,万历何至于担上一个与民争利爱钱皇帝的骂名。
矿监,是靠开矿挣钱。税使,则是靠收税挣钱。
显然,打一开始,万历的目标就很明确。无论是开矿还是收税,所针对的也绝不是普通百姓。否则,大可加田亩税便是,何必如此麻烦,整日和外朝争来吵去的。
万历不向普通百姓加税,那么收税的目标是谁?
答案,是明摆着的。
天下谁人有钱,富商。
天下的矿产又被谁把着,富商也!
向有钱人收税,用以调剂国家财政,放在哪朝哪代,都是应当被普通百姓称赞的善政。
况这些有钱人,也太没有钱人的觉悟了。
光占便宜,不讲付出,只顾自家,不顾国家,这种人,从来都应是被史书,被民众唾弃的人。
然而,现在,一切却颠倒了过来,实在是叫人称奇。
这,或许就是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过于繁荣导致的畸形吧。
笑贫不笑娼,讲的不同事,但本质上倒也贴合万历以来“与民争利”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朝廷没有钱没关系,想弄钱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不能从我们这弄钱。
你若是弄了,就是昏君,就是与民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