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次日的清晨,小雨绵绵,春雨贵如油,这一场春雨来的及时,可以让百姓们少浇水灌溉一次,省了力,也省了争水的纷争。
巡检边方、阅视鼎建,将监察责权重新伸进了晋党的核心,宣府、和大同两镇。
廷议已经开始,小皇帝在月台之上听政念书,朝臣们在下面吵吵嚷嚷。
暹罗国王华招宋,差遣夷使进贡方物(土特产),夷人使者说原来的印信勘合,因东牛国攻破城池被烧毁了,请求补一个,礼部尚书陆树声请旨补堪合。
朝鲜来了使者谢恩,礼部请旨宴请。
都察院有御史请王守仁从祭祀孔庙,王锡爵驳斥,不是王守仁的学问不行,确切的说,是有很多的士大夫把心学的知行合一致良知中,知行合一这个大前提给丢了,只剩下了致良知。
这样一来,王守仁的心学,似乎只要有良知,一切都可以成功,再给王守仁从祀,恐为世道人心之害。
经过了短暂的辩论,王锡爵辩经大胜利,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认知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知行合一才能致良知,只剩下了致良知,只要想就能成,这不成了拜火教、景教这些异端了吗?
想把王守仁抬到孔庙里,那儒学士们就不能只谈致良知,就必须要谈知行合一,谈实践,而不是高谈阔论,眼高手低。
朝臣们忽然开始了吵闹,朱翊钧抬起头,看向了引发廷议争论的户部尚书王国光。
王国光颇为郑重的说道:“军士粮饷,给折色则易于荡、给本色则可得实惠,在核算九镇冗费之事上,发现了粮饷胖袄折色给银子,落不到军士的手中,反而是给实物,军士们能落到几分实惠。”
“整个九边,除了蓟州、永平、山海关三镇,能给半饷,其余六镇,军士半饷都拿不到。”
王国光在断人财路。
发实物也有可能会被人侵吞,但是这些实物折现,就要出手,出手就需要人力物力贩售,参与的人越多,事情被揭露的可能就越大。
一旦某地市面上流出了军用之物,各地方的监察御史还能监察一二,大明的纠错机制还能发挥一些作用,但是发银子,连出手都不需要了,银子从朝廷流转向军卒的过程中,就会一层一层的被剥盘,到了军士的手中,还能剩几分银。
“银贵谷贱和银贱谷贵,这种完全冲突的现象,在大明腹地和边方,屡屡出现。”王国光颇为确切的说道:“边方多为军卒,农户本就极少,粮少耗粮多,银子多了,粮就越来越贵,造成了银贱谷贵。”
“而腹地因为一条鞭法的推行,农户比较多,粮多银少,粮食越来越贱,大明腹地,银贵谷贱。”
“边防不宁,生民不安。”
“这么说还是太麻烦了,我自己画了张图,大家一看就知。”
按照设想,朝廷从大明腹地收银两,而后朝廷把银两以军饷的形式发给边方,商人从腹地运粮到边方,交易获得白银,再把白银带回腹地。
在制度设计上,这是一个完整的内循环。
但是在执行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朝廷从大明腹地收银两,产生了另外一个可怕的制度性腐败——火耗。
朝廷要的是金花银,杂质较少,民间能征到的大多数为杂色银,杂质较多。百姓们用杂色银交税,就要多交一部分的火耗税,火耗全看地方税吏,本该每两一分到两分(1%到2%),能达到每两一钱到两钱甚至更多。(10%到20%)。
而朝廷把军饷发给边方,这金花银从朝廷送到边方,就变成了杂色银,杂色银也就罢了,能到军士手中也还好,但往往因为无法监察,导致军士别说足饷了,哪怕就是半饷,也是难如登天。
戚继光统领三镇之地,能保证的也只有跟着他来到北方的浙兵能领到足饷,至于本来的卫所军士,戚继光能让他们领到半饷,已经是戚继光的刀子锋利。
商人从腹地运粮到边方,损耗极大,但是这差价却弥补不了沿路的损耗,商人就懒得运粮了。
商人也不会把银子带回腹地,而是就近购买边方货物,运回腹地,赚取差价。
这就导致边方的银子越来越多,粮食价格飞涨,银贱谷贵;
而腹地,因为财富的高度集中,白银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百姓要交纳税赋,就要用粮食换银子,这就造成了银贵谷贱。
这個纳银开中法的内循环设计,看似是逻辑自洽,是成功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是极其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