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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长大一些,看得清自己和妈妈不受待见的真相后,我对离婚这个词开始有了异常早熟的理解。
我期盼她能跟陈楚阳离婚,带着我远走高飞,哪怕出去捡垃圾也比现在好。
妈妈摇头:「我都想了好多年了,不成啊。
一提离婚,你爸就把我反锁在房间,往死里打,不给出来,你奶奶抱着你送到别人家,让我找不着你。
那时候你多小,我没办法丢下你不管啊!」但实际上她并不如自己嘴上所说的那样爱我,为我苟活着,她经常感到绝望。
我把她藏在床底下的半瓶百草枯搜出来,当着她的面倒掉。
妈妈面色煞白,抽动着面颊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她捂着脸哭起来,双肩刀片一样耸动。
自杀是一个懦弱的女人为自己争取到的唯一的主动权。
她们就像一群英勇的废物,以最拿手、最简单的方式,将自己处理掉了,却想不到死之外的任何出路。
陈楚阳有个爱好就是外出打牌,休息天时一打便是一整天。
这一整天的时间,足够我收拾好包袱,跟妈妈坐上长途大巴,跟这绝望的生活划清界线。
可妈妈有很多理由,比如她的身份证被陈楚阳藏起来了,她没处打工挣钱养活我;比如我跟着她跑了没地方上学,会影响前途;比如陈楚阳要是找到我们了,他可能会杀了我们……我劝她,那你自己走吧,等我长大了再去找你。
妈妈一遍遍地擦拭陈旧的家具,过了好一会儿才答非所问:「你是不是又逃课了?
」她怕连累我。
愤怒是陈楚阳的本能,这情绪需要一个容器盛着,妈妈不在,承受者必然就是我,她不忍心。
我常常偷听妈妈是怎样为我「牺牲」的,深夜我从阁楼爬下来,站在他们紧闭的睡房外,光着脚凝入黑暗里,从房内的每一丝响动估价妈妈牺牲的惨烈度。
她说这是作为女人躲不过的义务。
假如没有后来那件事,妈妈大约会一直隐忍下去,直到受不了自杀,或者被他们一家折磨致死吧。
那是个寻常的午后,我踟蹰了很久,将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购买一份参考资料的事告诉妈妈。
学校总是有很多的要求,我将它们大部分阻拦在自己口中。
可是这次不行,班主任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明天不带参考资料的就别进教室。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话其实是没什么道理的,一个老师是没有资格让一个身处九年制义务教育中的孩子不来学校的。
可那会儿我的自我意识并没有提醒我这一点。
我说:「这资料不得不买,不然我上不成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