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热心的邻居「替我们」报了警,并且警察也产生了怀疑。
我擦指纹擦得仔细,但警察比我更加仔细。他们在门框上方,发现了一枚父亲遗留的指纹。
于是靴子落地了。
警方第二次来时,采集了我的血样。此后他们盯上了我家,以备失踪的父亲去而复归。
尤其是一名卢姓警察,对案子很上心,当年正是他经手了灭门案,如今又恰好调到我们这里。
我家在山村里,群山环抱,山高路远,警方无法时刻关注,只能每隔一段时间前来走访。
我和母亲演技了得,从警察告知真相时的震惊、难以置信,到之后每次走访我们的痛恨、不知情,都表现得很到位。
此外,我们有意暗示警方,父亲失踪前行为异常,曾撂下过决绝的狠话,当时没在意,后来回想,应当是父亲怕牵连我们,不会再回来了。
警察不来时,我们同样小心谨慎。我家出了杀人犯,邻居与我们的来往变少了,也没察觉到任何破绽。因此警察走访邻居,能得到的信息也只是父亲走了,没回来过。
渐渐地,警方也认定父亲回来的可能性不大,前来走访的频率越来越低。他们想不到,父亲始终都在家里。
2001年,我大学毕业,母亲生病过世。我回家乡,给母亲办了葬礼。
父亲失去母亲的庇护,不能再藏在老家。整整四年,父亲也藏够了。
葬礼过后,我暗中将父亲接进城,找了个小诊所,给父亲做了整容手术。
手术很成功,父亲恢复得也很快。新面孔并非面目全非,起码能让父亲在阳光下行走。
在诊所门口,我将电话和地址写在纸条上,递给父亲,告诉他,以防万一,我们不能一起生活。
于是我们就在清晨的雾气中分别了。
2001年,是新世纪伊始。父亲和我,在同一个城市,各自开始新生活。
我大学专业是生物工程,毕业后在研究所工作了多年,每天盯着显微镜,和各种微生物打交道;
父亲冒用一个死亡工友的身份,进了一家冶金厂,工作会接触到强酸,他利用岗位之便,习惯性腐蚀指纹。
我们用虚假的名字书信往来,信看过便烧掉。
考虑到卢警察仍然会时不时找我,我们很快放弃了常规的信件来往,转用更不易察觉的方式交换信息。
比如选定一家面馆的固定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