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人正说着,教授发现俩人明显在闲聊,就点了点杨瑞,让他谈谈国企管理困境的看法。
突然被提问,杨瑞也有点懵。
甚至教授的问题他都没有听清楚,还是在旁边同学的提醒下这才知道教授问的是啥。
可……他哪儿知道啊。
支支吾吾间,教授也不着急,只是鼓励道:“没关系,我们畅所欲言,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有了教授的首肯,杨瑞也不再紧张,想了想问了教授一句:“张教授,能不能缩小一下范围,比如……给我个假设?”
张教授闻言笑了笑,只是略作思索就给了杨瑞一个假设:“某老式国企管理相对僵化,奖惩制度不明,导致员工工作动力不足,有的人能干,有的人只是想混日子。更有甚者,有的人不仅不干活,还讥笑努力工作的同事。作为高管,明知这种情况,但因为国企制度和私人关系原因不能随意开革工人,面对这种情况,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杨瑞乍一听张教授的话里,似乎已经给了他答案。
奖惩制度不明。
但真的仅仅是这样吗?
国企和私企不一样,关系错综复杂,没有私企那么单纯。
即便领导知道某人就是个混子,要是人家关系硬,就算是直属领导也不敢轻易管他。
“得罪人”三个字的意义就太重了。
很多人都不敢轻易地去触碰别人的利益。
但是长此以往,其后果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渐渐的大家都不干活。
杨瑞很想说:不好好干活的就让他下岗。
可他也知道,教授要的必然不是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
实际上,在二十年前已经有人那么干了。引起多大的反弹也是显而易见的。后来,也不过用“改革的阵痛”来粉饰一下。
任何问题都不可能是单方面的,杨瑞觉得有员工自身的原因,同时也有领导的原因。二十多年前,可能领导的原因更重一些,毕竟上行下效。
而张教授现在提出的这个问题,只是单纯把矛头指向员工。
念及此,杨瑞思量了片刻,说道:“如果没有办法明确奖惩制度,那么,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优质员工和劣质员工进行分离。”
听杨瑞这么说,张教授眉头一挑,接着问道:“哦?怎么进行有效的分离?”
“作为领导,应该对手下员工的工作数据有所了解,还是详细了解,这个条件,张教授您觉得成立吗?”
面对杨瑞的这个问题,张教授点点头:“假设成立。”
他们举的这个例子,大环境必然是现在而不是以前,因为拿以前的案例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社会大环境和科技、人文都不同。
如今互联网如此发达,作为领导对公司数据必须要有一个完全的了解和掌控。
“那么,作为领导单纯从数据上就应该看得出那些员工属于优质员工,哪些员工属于劣质员工。”杨瑞说着,思路也渐渐地清晰了起来,侃侃而谈道:“我的看有些不太成熟,要是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也请张教授帮我斧正。”
“没事,你说。”
“我觉得以前国企改制时将负资产打包分离的做法就不错,比如销售这个岗位,我可以成立一家新的下属销售公司,将优质员工调入,而那些想要混日子的老油条丢在久公司。新公司作为业务拓展的先锋箭头,老公司因为都是一帮蛀虫在,时间一长老公司必然会陷入经营困境,届时破产清算就得了,如此一来,优秀员工不会继续受到腐蚀和影响,而由害群之马组成的毒瘤也可以直接一刀切掉。”
杨瑞说的这一切,多少也综合了这段时间在进修班里学到的理论联系实际而做出的自己的判断。
“唔……不错,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