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了,除了参与治理的人也有不少人参与了其中。还有更多囤积了大量海参的人,为了自救,也会变着法的疏通这些管理者们,以求换得一线生机,那么那些手里有权的人就难免想要再借此发一笔横财。
所以在众望所归,都不希望海参价格跌落下去的情形下,基层管理者们执行起政府的规定,到底能坚持多少的原则性,发挥出多大的力度,还真是一个颇让人难以断言的问题。
更何况话说回来,其实就算洪衍武彻底判断错了也没什么。
因为市政府的规定刚一出台,时刻从报纸上关注政府动向的洪衍武,就立刻停止了全部的公开交易。
他根本不想冒险去吃“鱼尾巴”。
不但不再让“大将”他们去小市场了,自己也不去招待所推销了,就连“老肥”和韩莹、向红、樊纲的“传销”也停止了。唯独仅存的走货方式,就是还在通过谢经理,源源不断地用海参换“茅台”。
而到这个时候为止,通过各种途径,他们已经成功散出去了六千多斤的海参了,目前手里的余货仅剩千斤上下。
从整体利益得失和安全来说,他们一点也没有因严控严管措施出台受到影响。
在这种行市下,收获丰厚那绝对是必然的了。
要说他们从中到底捞了多少,别的不提,仅从参与其中的谢经理、“老肥”、向红、樊纲这几个外围人员身上看一看,就可见一斑。
像谢经理,海参价格越高他最好做,别看通过他花钱买酒只是一箱的能力,但有海参就是另一回事了。目前为止,他给洪衍武弄来了四十多箱茅台,自己至少从中弄了四十斤海参的好处。
“老肥”呢,人脉广泛,又老于世故,他从自己的路子走了小三百斤的货,光介绍费拿了就有一千多块。更别说他用木材换的那一百斤海参也脱手了,一万块是踏踏实实落兜里了。
向红和樊纲因为交际圈最窄,赚得虽然是最少的,可到他们手里也各自有个六七百块了。
其实就连韩莹也应该拿小一千呢,只是她和“大将”都不好意思要,洪衍武又忙得顾不上劝他们俩,这笔钱才暂时替她存在公帐上罢了。
应该说这十天以来,足以让参与其中每个人,都最真实地体验到了陡然而富的滋味。
由此便可以得知,“海碰子”们这些真正的货主的集体所得,究竟能到一种什么样的惊人地步。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除了手里的存货和板材、茅台,现金总共获利五十八万六千五百多余元。
当然,在这笔钱里,有十四万左右是“海碰子”们个人最后抄底海参的获利,三万六千块是洪衍武替杨卫帆代卖的四百斤海参钱,除此之外,才是“海碰子”们的公帐上的集体财富。
可这也足以叹为观止了,刨去这些,那可是足足的四十万啊!
这笔钱在这个年代那是什么概念?
从具体的感官上来说,四百沓“大团结”叠在一起有四米长,重量是八十八斤。
而根据《滨城地方志》记载,当年滨城无论哪个城区一年的行政经费,从没有突破过二十万元。
“海味馆”这个滨城最富盛名的高级饭馆,一年上交国家的利润也不过六七万元。
年景最好的时候,滨城附近粮食产粮最大的一个村庄,年产六十万斤粮食,农副业产值仅八万元。
所以这么简单比较一下就可知道,这究竟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财富,对普通人来说又有多么大的震撼力了!
确实,钱是好东西,可以让人过上好的生活,买想要的东西。谁要突然能发一笔横财,最正常的反应恐怕就是欣喜若狂。
可往往人们看不到事物的另一面,当突降的财富超过了一定限度,那也绝对会让人感受到莫大的心理压力。
11月20下午,“望海街”别墅书房里的“大将”和韩莹同坐在沙发上,望着书桌上的一万七千余元,就情不自禁地一阵阵出神。
他们神情都有些僵硬。
没办法,今天盘过总帐之后,各方货款汇集而来。
锁着的保险柜里已经没有了一点空间,全都都塞满了钞票,桌上这些钱竟然放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