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抓捕行动,张作霖的收获是丰富的,国共的损失是惨重的。
由于判断失误,坚信张作霖不敢在使馆区闹事,李大钊将大量机密文件存放在了苏联大使馆隔壁的旧军营,包括大量和共产国际以及南方国民政府的往来文件,这些都是极度机密,如果是一个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看完肯定就要烧毁,李大钊没有接受过特工训练,他全部都保留了下来。
仅仅凭借这些文件,张作霖完全可以判李大钊犯有颠覆政府的罪行,在任何时代,任何政府,这种罪行都是死刑。
但李大钊也不是能随便杀的,虽然张作霖很想这么干,但是也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
李大钊是北大老师,社会名流,是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导师,很多社会贤达的好友,李大钊被捕后,学生们游行示威,强烈要求释放李大钊,社会名流们开始联名上书,展开营救行动,声势非常浩大。
在张作霖看来,这些都是毛毛雨,只要对方没有枪杆子,张作霖就不会怕,他真正忌惮的,正是如日中天的北伐军。
我们现在都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英勇无畏的共产主义者,其实回到李大钊被捕的时刻,李的公开党派身份是国民党代表,共产党员的身份反而是保密的。
李大钊是国民党重要领导人,而奉军又是北伐军讨伐的对象,如果把李大钊杀了,彻底激怒了国民党,那就一点缓和的余地都没有了。
这就是张作霖暂时没动手的主要原因。
虽然没动手杀他,但李大钊身上有无数的秘密都是张作霖想知道的,比如和北伐军联络的内容,和苏俄合作的内容,关于中共的事情,这三伙势力在北方的发展情况,策反郭松龄涉及的人员等等。
让一个人开口的最好办法就是酷刑,把一个人的肉体折磨到极致,当无法抵挡极端的痛苦时,人的意志就会崩溃,崩溃了就会交待所有的事情,监狱就是干这行的,刑具就是折磨人的工具,能够让人筋断骨折皮开肉绽。
软蛋几乎不会受到折磨,看到这些阴森恐怖的刑具就尿了,还没来得及感受就全部都交代了,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能全部感受一遍,甚至反复感受,直到体无完肤依然毫不松口,这个时候,负责审讯的人就会崩溃,在面临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时,情绪崩溃很正常。
只有意志力极度强大的人,才能完全克服肉体带来的痛苦,这样的人,我们一般都称之为英雄,李大钊就是这样的人。
京师警察局把所有的刑罚在李大钊身上用了个遍,完全没有让他多吐露一个字,他只承认自己公开活动的内容,比如在南方和孙中山合作时的内容,这点内容随便打听就可以知道,没有任何价值。
其他诸如和国民革命军的联系,以及和苏俄、共产党的联系,他一概不知,一个字都不肯透露。警察们恼羞成怒,疯狂折磨,企图让他屈服,把李大钊折磨到接近濒死的边缘,依然没有任何作用。
李大钊虽然被抓住了,严刑拷打之下,张作霖毫无收获,正在束手无策,放吧,不妥,杀吧,不敢,正在万分犹豫之际。
正在张作霖惆怅之际,杀李大钊的机会突然来临了。
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正在酝酿一场狂风暴雨。
苏联只是希望中国成为盟友,至于中国是否走社会主义路线,这个并不是苏联关心的事情,所以苏联是这样看待国共合作的,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为辅,两党精诚合作,打倒军阀,破坏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
如果中共能够老老实实,不要舞刀弄枪,不要发动群众,就坐在办公室当个穷酸文人,写写文章,喊喊口号,当个安静的民主党派,蒋介石会很高兴,张作霖也会很高兴,甚至还会很大度,支援点经费啥的,逢年过节坐在一起,品茶论道,其乐融融。
可是中共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最突出的能力就是发动群众,不但发动社会上的群众,还要发动军校和军队的官兵,提出要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彻底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
之前说了,关于中共发展武装力量,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有共识的,不过方式上有区别,陈独秀觉得中共必须独立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李大钊觉得中共太弱小,独立发展武装的难度很大,不如先借助进步军阀的力量,打击反动军阀,最后促进进步军阀和国民革命军的合作,在最短实践内获得革命的成功。
不管怎么样,两位创始人都认识到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性,都赞成掌握枪杆子。
李大钊在北方联络冯玉祥,策反郭松龄,甚至鼓动吴佩孚,矛头全部指向张作霖,让张的统治受到极大威胁。
蒋介石的感受也很差,中共的动员能力实在逆天,在农村搞农运,在城市搞工运,气势磅礴,在黄埔军校和北伐军中,中共的势力也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张,无论是军校的学生,还是军队现役的官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共产主义,愿意追随共产党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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