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什么神秘的事情?”胡天健问,“难道是说我不该给文敬辞送谷子?”
“不知道,你去听爹怎么说你。”胡铃笑说。
进了房间,胡为强坐在床上,脸色冷峻,说:“健儿,我问你,刚才你是不是为文敬辞家送谷子了?”
“嗯,我是为文敬辞叔叔送谷子去了。”虽然知道自己错在那里,但是,自己也并未与地主文敬辞进行反革命的言行,所以说话比较理直气壮。
“孩子,我多次教育你,叫你不要靠近地主,你却是不听。”胡为强颇为悲戚地说,“虽说你失去了记忆,可是社员们不会因为你失去了记忆而原谅你。而且,你失去记忆,知识却不但没有失去,反而增加了,更是让别人不相信你。本来想你在家里休息,等开学了再去上学,现在恐怕不行了,要即刻送你去上学,好让你在学校了熟悉社会上的事情。要不,我明天一早就送你去上学。”
说完,也不听胡天健说话,出去了。
吃饭的时候,胡为强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周银芝说:“要说是应该把他送去上学,可是,一来到学校里也是劳动,在家也是劳动,相比较,社里的活儿还是要轻松些。再说,健儿在社里做事情,还有工分。是不是在等几天再说?”
“就是,明天还要分工分粮食,弟弟在家里做事情有工分粮。”胡铃接话说,“只是以后不要照顾文敬辞就是了。”
这样一说,胡为强动摇了,说:“说的也是,粮食这么重要,马上又要收黄豆了,也要按照工分分的。也好,就等开学再去。”
当晚,民主评议工分底子。十八岁以下的男女社员一律按照五分底子记工分。也就是说,这些人每劳动一天,就是相当于全天十分的有半。
虽然有争议,但是胡映田说,按照国家法律,十八岁是属于未成年人,工分就这么高,虽然有劳动能力大小的问题,要区别对待,还要请示上级再说。
次日,胡映田果然又叫胡天健去协助文新良工分粮。
虽然高级社成立才两个多月,可是六十多个社员上工,每人也有五六十多个劳动日,计算出总的工分来,也是一件浩大的工程。
因为胡映田要带领社员上工,没有时间参与计算,社员们眼睛盯住没有分的工分粮食,自然是巴望早点分了。
这样,只有胡天健与文新良两个人计算。
算了一上午,却只算出了二十三人。
下午出工前,胡映田来到仓库问:“会计,算了多少?”
“时间又长,记工的本子又多,计算起来自然是慢的,天健年纪轻,算了十五个,我还只算了八个。”
“这么慢,社员们在工地就总是问我工分粮什么时候可以发。”胡映田说,“本身社员们就懒散,早点把工分粮分下去,也好提高社员们的积极性。依据眼前的速度,恐怕是今天还算不好了。”
“想今天算好,只有增加人手才可以,否则,我们俩加班也不行。”文新良说。
“我们村在社员也没有人可以算计的,怎么增加人手?”胡映田问。
“本来文敬辞的儿子可奎和女儿文可思认识字的,只是他们是地主后代也不好使用。”文新良说,“不然,叫他们两人来帮忙,今天下午应该就可以计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