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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章（第1页）

英法曾经口头许诺过，会在战后和平会议上，给予中国五个参会席位。

当时的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最后拍了拍脑袋，本着熟人好办事的原则，把跟威尔逊私交甚笃的驻美公使顾维钧，凑数般也列入了代表团名单。

事后证明，这个充满着「中国办事风格」的拍脑袋决定，最终成为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成败的关键。

时年30岁的顾维钧，其实是当时对西方外交思想与理念理解最为深刻的中国人之一。

这位16岁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本科，23岁就一路拿下了哥大法学院博士学位的超级学霸，在读书期间一个很重要的娱乐方式，就是跟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未来美国总统威尔逊「吵架」。

两人经常会围绕中美民主制度问题彻夜争辩，辩论完之后，威尔逊往往会邀请顾维钧去家里吃饭，顾维钧也从来不客气，吃完饭擦擦嘴接着跟威尔逊吵……

甚至直到威尔逊当总统后举办婚礼时，受邀参加的顾维钧都不忘在婚礼前，跟威尔逊好好讨论了一次外交护照使用规程。

外人只知道顾维钧跟威尔逊是一对「忘年交」，却不知道，正是在这种与政治高手不断的思辨当中，顾维钧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全迥异于国内传统外交官员的理念和风格。

早在1918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激战正酣时，顾维钧凭借着敏锐的外交嗅觉，已经预感到，战后中国可能有机会收回一些丧失的利益。

因此他早早便在驻美大使馆里成立了一个资料小组，开始搜集欧美各国的外交动态。

而1918年威尔逊的《十四条和平宣言》首次提出了「国联」这个概念后，顾维钧又提前起草了两个，在其他外交官看来不屑一顾的有关国联问题的备忘录。

备忘录对这个新的世界组织有可能发挥的作用，及对中国的重要性进行了全面分析，得出了中国应全力支持并争取加入「国联」的结论。

1918年12月，做足了准备的顾维钧兴冲冲抵达巴黎，与中国代表团汇合，却惊讶地发现，这些中国外交界最优秀的老前辈们，此时正在——厮打。

以前从来都是自己战败后，在会议室外揣揣不安地等着别人商量如何让自己割地赔款，如今突然有了坐上谈判桌的机会，几位老前辈明显是有点发蒙。

北京政府从袁世凯、段祺瑞到徐世昌，一脉相承都执行的是「联日」的外交政策，于是代表北京政府的陆征祥，也就懵懵懂懂先去跟日本人讨论了一次外交政策。

但这在代表广州军政府的王正廷看来，完全就是提前泄露军机的「卖国行为」，立即跟陆征祥吵了个沸反盈天。

而外交天团的另外两员大将，施肇基跟魏辰祖两人，其实说到底只不过是研究系梁启超和唐绍仪的政治代表，一心只想提高自己政治派别在国内的影响力，因此调门一度唱得比王正廷还高。

连「奥匈两国国民每人赔偿中国白银一两」这样荒诞不经的议题，都堂而皇之地拿出来讨论，自然也遭到了陆征祥和王正廷的反击。

眼看着距离巴黎和会开幕已经不到10天，这些代表团里却还在每天离题千里，吵得不亦乐乎，顾维钧此时也顾不上自己人微言轻，急忙先「调停」了一次代表团里的「内战」。

得益于提前一年所搜集到的海量资料，顾维钧首先缜密地跟其余四位代表分析了战后的世界局势，认为由英美主导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已经逐渐清晰，日本战后在东亚的崛起也已经不可避免。

因此，中国跟日本两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利益索求必将出现重叠，日本将会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最主要的对手，「联日」无异与虎谋皮。

中国要想抵制日本的侵夺，单靠自身力量肯定不行，必须得依靠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说了算」的英美两国力量。

根据顾维钧掌握的资料，英国当时已经跟日本形成了准同盟国关系，因此「联美制日」，才是中国唯一能够选择的外交策略。

而在具体的外交目标上，顾维钧也用事实，让大家从热血上头的亢奋状态中冷静了下来：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其实并没有直接派兵取得过任何一场战役的胜利，本身参战时间也较晚。

所以，低调地制定一些能实现的小目标，绝对比盲目想搞个大新闻，最后一无所获要强。

最终，在顾维钧的多方协调下，中国代表团终于在巴黎和会开幕前36小时达成了一致，将「联美制日」确定为本次和会的外交总方针。

并且将外交目标分为了两个等级：

一定要实现的目标为：收回德国、奥匈帝国租界，并取消两国在中国的其他特权；

争取实现的目标为：撤销《庚子条约》中各国在中国驻兵权、警察权、领事裁判权；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重新修订海关税则。

分属国内不同政治派别，为了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中国代表团，终于在这一刻，暂时团结在了一起，准备迎接新世界的挑战。

2

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