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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礴质朴清新缜密（第1页）

试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艺术风格斗柄更旋。50多年前的1938年，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前身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承载着革命斗争的历史使命，诞生于革命圣地延安。半个多世纪以来，她伴随着伟大的中国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的滚滚洪流，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终于由小到大，发展成为今天门类齐全、力量雄厚、经验丰富、兴旺荣盛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在中国戏曲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多少年来，广大观众总是不约而同地说：“研究院的戏细致讲究，别有情趣，让人看了心里舒服。”“一听音乐，就知道是研究院的戏，风格不一样嘛！”这是广大观众对研究院艺术风格直观而简要的概括。王朝闻在他主编的《美学概论》中说：“由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的艺术欣赏者的多样的审美需要，也只有多种独创风格的作品，才能和它相适应。”各个表演艺术团体的艺术风格的建立和存在，是离不开观众的欣赏和认可的。由于观众的审美趣味不同，自然需要艺术表演团体有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各种艺术风格的形成和被人们所承认，也不是一朝一夕或一舞一戏所能达到的，而是长期艺术实践的结果。正如斯大林所说，风格是人们长期印象的结晶。如此说来，研究院的艺术风格究竟是什么呢？她给观众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的结晶”呢？

磅礴炽烈

50多年来，研究院始终坚持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革命文艺方向，高举着“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旗帜。研究院演出了数百个现代戏和古代戏（包括本戏和折戏），这些剧目给人最强烈的印象就是气势磅礴、炽烈激奋。老院长马健翎要求剧本创作要“近情近理，红火热闹，教人看得懂，受感动”。研究院的剧作家非常重视题材的选择，常把笔锋捅向政治生活的惊涛旋涡，写历史进程的阵痛点，写天翻地覆的风云变幻，写进步与保守的抗衡……其故事情节的组织，矛盾冲突的设置，常是磅礴炽烈、大起大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人物关系多有亲生骨肉之间的撞击，自身思想深处的撕裂。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半个中国、我们国家和民族面临危亡的紧要关头，他们创作演出了《中国魂》《好男儿》《十二把镰刀》《大家喜欢》等戏，反映了边区人民生产自救的艰苦奋斗精神；还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仇视革命的丑恶嘴脸，号召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抓破脸》《一家人》，以及反映国民党军队和官僚地主相互勾结，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穷人恨》等。新中国成立初期，配合各个时期革命运动创作演出了《阎王寨》《血训图》《梁秋燕》《粮食》《迎春花开了》等戏。可以说，从剧团成立以来，随着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他们都不失时机地推出了新的剧目，而且不遗余力地把这些戏演好。

这里应该说清楚的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艺术家们以戏曲为武器，为革命斗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推进了历史的进程，而并不是一味地把文艺紧紧地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变成政治的传声筒。正因为他们及时而有力地运用戏曲形式，形象地反映了重大的政治题材，描写了人们普遍关心的事件，呐喊出了群众的心声，他们的艺术才能深受群众的欢迎，在全国范围内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型秦腔现代戏《血泪仇》就是以它深厚的主题思想和丰满的艺术表现力，无情地鞭笞了国民党的黑暗与罪恶，歌颂了共产党的光明与正义，唤起群众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起战斗。

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严峻时刻，这些剧目的演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宣传鼓动作用。每每演出时，台下总是群情激奋，口号声此起彼伏，哭泣声、咒骂声、喊打声连成一片，数次出现群众和战士情不自禁地拿起砖块朝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打去，甚至愤然开枪的“事件”。一场戏的演出，往往变成战斗动员会、诉苦会、报名参军会，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积极作用，显示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秦腔素以激昂慷慨、苍凉悲壮著称，具有阳刚之气。研究院在演出中竭力摒弃秦腔粗犷豪野的弊端，积极弘扬阳刚之气的传统优势。战争时期的剧目，强烈地表现出“热闹红火”的艺术风格；新中国成立后的剧目，对这一艺术风格更有所发展，《赵氏孤儿》表现得就很明显。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剧院演出马健翎改编的本子。改编者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浩瀚纷繁的历史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群体删繁就简，打破时空的局限性，使主题突出，剧情紧凑，矛盾集中，起伏跌宕，扣人心弦，给“公正者雕以正貌、邪恶者刻以丑行”，使这一闻名中外的悲剧更加壮烈，成为“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一枝璀璨瑰丽的香花。

质朴自然

艺术贵在质朴自然（即真实），质朴自然的基点只能是社会生活。研究院的同志一直把“生活是艺术创造的血肉”作为准则，从剧本到编、导、演，以及音、舞、美等方面，都极其重视从生活中汲取艺术养分。马健翎曾经说道：“世界上没有，而且不会有的人物与事件，我是不会写的；世界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不刺激我，不感动我，我不会写。”他在谈《血泪仇》的创作经验时说：“《血泪仇》的材料，是我过去（在旧社会生活时）和后来在生活中看到的和听到的。许多人物和事件，他们本身就刺激我……可以说《血泪仇》是使我憎恨、怜惜、悲伤、激愤、赞美的一部分人物与事件组织结合起来的东西。”前任院长、著名戏剧家黄俊耀，就是在深入了解关中东府农村解放初期婚姻案件和纠纷的基础上，结合亲眼看到的包办买卖婚姻造成的恶果，“心头绞痛……越想越激动，再也压抑不住创作的冲动，促使我蘸着泪水才写出了反映农村青年婚姻的问题的《梁秋燕》”。正因为剧作家真实地反映了所熟悉的生活，所以这些剧目在长时期的演出中，备受观众喜爱。“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一时传为佳话。

研究院的同志把艺术之根深植在生活的肥壤沃土中，坚持写“世上有的”，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从而创作出许多富有浓烈生活气息和鲜明时代精神的作品。翻开研究院的现代剧目表，一幅幅散发着泥土芳香，洋溢着生活激情的现代生活画卷直扑眼帘。幅幅画面质朴自然、真实可信，给人以深沉实在之感。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先后创作和演出的《杏花村》《酒醉杏花村》都保持着这种风格。研究院的这种风格颇受观众欢迎，农民看了戏高兴地说：“这是咱农民的戏。”有人还风趣地比之为“就像关中人端着老碗吃‘黏面’那样可口解馋”。

对于古代戏，他们也要求必须有生活依据，符合生活逻辑，做到情通理顺，贴切蕴藉。在改编传统戏时，力求以画龙点睛之笔，化腐朽为神奇。如《游龟山》《四进士》等，或突出抗争精神，或闪现出人民性的光华，或张扬正义行为，或剔除迷信色情。即使几句台词的改动，也要努力做到言简意赅，不同凡响。曹禺同志1959年看了研究院的戏后赞扬说：“使人觉得绝大多数的古典戏是现实主义的，是从生活斗争里提炼出来的东西。”

研究院的戏是对生活经过艺术加工后的再现。剧作者善于编织纵向条状的矛盾冲突，注重内在涵蕴的开掘，多取一人一事繁衍故事，唯求人情世理通达，一目了然。不搞艰深晦涩的哲理推演，让观众难解其意。有人风趣地把这种戏称为“管子”，可说是对“一目了然”的绝好比喻。

文艺作品的主要任务是塑造人物，戏曲舞台更是如此。这就不仅要求剧作者忠于生活，也要求演员钟爱生活，着力塑造出富有生活气息的个性鲜明、真实感人的舞台艺术形象。研究院的演员同志曾经在舞台上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这是有口皆碑的。像忠厚善良的王仁厚、勤劳诙谐的王二、聪明倔强的梁秋燕、勇于开拓的文英嫂、忠贞不屈的李慧娘、忍辱负重的程婴、雄才大略的秦王嬴政、绝代佳人杨玉环等这些光彩照人和活灵活现的舞台艺术形象的塑造，正是“使深刻的内涵和富有神韵的表现形式相结合”（阿甲语）的具体体现。

清新雅致

中国戏曲遗产丰厚。研究院的同志在党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方针的指导下，对传统戏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具体做法因剧目而异：有的“修修补补”，有的“抽梁换柱”，有的“另起炉灶”。总之，都要经过自己的“加工厂”，给以“脱胎换骨”的“改造”，做到“化石成金”“起死还生”，向传统戏曲注进新鲜的“血液”。

艺术的生命在于新。只有不断求新、创新，艺术才能发展，艺术风格也才能形成。多少年来，研究院的同志在剧本创作和二度创作的各个方面，都孜孜不倦地向“新”的目标追求，全力创造着个性独具的新的艺术风格。对此，我们从脍炙人口的《游西湖》的改编、演出，即可略察一二。该剧从20世纪50年代起，先由鬼变人，又由人变鬼，三番五次，唯美是从。经过反复琢磨，使思想内容有所提高，舞台表演得以净化，艺术形象焕然一新。昔日一个身披纸幡、形象丑恶、表演恐怖的厉鬼恶魂，今天变成了形象美丽、对爱情忠贞不渝、对邪恶敢于抗争的“火中凤凰”。正因为如此，此戏盛演不衰，百看不厌，成为研究院的“看家戏”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鬼怨》《杀生》两场戏，前者为旧本所无，是改编本增加的。对这两场戏，创作者没有满足以往取得的成绩，而是频频加工，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去绘制更精、更美的艺术画卷，着力塑造李慧娘的动人形象。曹禺曾撰文称赞：这是“稀见的创造，是‘推陈出新’的香花，而《鬼怨》为旧本所无，更是难得”。正由于有艺无止境的进取精神，《游西湖》等一类戏才能随着社会前进的脚步，不断向艺术高峰迈进，给人以又新又美的艺术享受。

戏曲艺术能否反映伟大的历史转折，描绘火热的现实生活，表现新的时代意识，适应观众新的审美情趣，这对戏曲工作者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也是戏曲革新的必由之路。当戏曲明显地出现不景气的征兆时，他们明确提出艺术上必须“坚持改革、坚持出新、树立夺魁意识、坚持以质取胜，进行综合治理……”其指导思想是：“以我为主，扬长补短，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提倡“老戏新排，老戏新演”，反对“老戏老演，老演老戏”。《借扇》《杀狗劝妻》《鬼怨·杀生》等折子戏就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勇敢实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大型秦腔历史剧《千古一帝》（第一部）可以说是近几年在艺术上创新的又一代表作。为了表现秦王嬴政实现统一华夏大业，消除弊政，改制变法的主题，在舞台调度、编、导、演处理等方面，运用多元化的表现手段，打破固有的戏曲程式与时空制约，进行了新的大胆探索。如正当秦王统兵出关之际，军中突然谣言四起，顿时将秦王一颗胜券在握的决胜之心，推入真伪难辨、无法决断的矛盾旋涡之中。此处导演采用了“以形代唱”的手法，特意设计了一组威武激越、挥洒大度、能表现秦王矛盾心理和敏智而又暴烈性格的舞蹈身段，又调动在场将士随着秦王情绪动作的变化紧密呼应，做出有指向性的场面调度；同时以符合规定情境的音乐、灯光、音响效果予以烘托，形象而鲜明地渲染了秦王此时的情感波澜。

缜密严谨

戏曲是综合性的立体艺术，熔编、导、演、音、舞、美于一炉，视听性很强。舞台上的一段表演、一个动作、一句台词、一段唱腔、一支乐曲、一领服装、一件道具、一块布景、一束灯光、一声音响……都真切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想藏拙几乎没有可能。这种艺术上的综合性和人员分工的群体性，要求每一环节上的工作人员，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互相协调，紧密配合，技艺精湛，共同创造。它酷似一座成龙配套的艺术“工厂”，组织严密、生产进程系列化是制造高质量精神产品的保证。由于奋斗目标、职业道德、艺术素养的驱使，人们形成了强烈的群体观念和高度的责任感，乐意主动在各自的岗位为戏曲艺术做出积极的贡献，华剧《杨贵妃》的演出便是最好的佐证。全剧围绕着编导的主体构思，纵向开掘，横向借鉴，把戏、乐、舞融为一体，使导、表、舞、乐、光、景等得到了充分展现与延伸，追求着诗化美的艺术境界，体现了写意性的创作手法。剧中将民族古典舞、芭蕾舞与戏曲程式相糅合，创作出优美而新颖的舞蹈化表演；音乐唱腔在保持碗碗腔剧种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突破，使人回味无穷；布景以别具一格的笔调，勾勒出简洁凝练的画面；灯光以浓淡相宜、变幻有致的手法，烘托出特定环境气氛。整个舞台被点缀成诗情画意般的光彩世界，博得观众的赞美。

作为艺术生产的总指挥，剧院领导在艺术风格上，紧紧把握了总体与局部、主要与次要、集体与个人的辩证关系。领导十分尊重各类艺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艺术人员各显神通，支持他们发挥个性特点，发展艺术流派，把个人的艺术风格统属在剧院艺术格局之中。演职人员都要从剧情需要出发，不能单纯卖弄技巧；表演要从人物性格出发，不能互相“吃戏”，突出个人。角色不论主次、不分大小，一律严格要求，认真演好。音乐、布景、灯光、效果、伴唱等都要全力为烘托剧情、美化舞台而服务。一出戏的艺术感染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舞台上下各方配合的好坏。研究院的同志通过长期的演出实践是深明此理的，他们也正是这样去编织一个个富有整体美的艺术花篮的。

（与晨歌合作）

（原载于《当代戏剧》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