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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你和那些好东西一定会遇见（第4页）

4。

由于地理原因，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复往日，彼此间联系愈发地少。直到2010年夏末，我搬到女朋友家所在的三间舍社区，才与大霞有了第二次团聚的机会，他和二丫所在的市场与三间舍相隔不远，步行不过十几分钟路程。周末，他亲自下厨招待我和我女朋友，坐在桌边笑嘻嘻地问我：“觉得怎么样？我媳妇老家的秘方，别看就一碗面，我学了一个多月才出师。”

可惜，大霞的境遇从来不会像他做出的饭菜那样美好，他们的生意刚刚有了点儿起色，就面临关门歇业的危险，他们招惹了三间舍最著名的一个浑蛋。

当年的三间舍，地痞丛出，很多无所事事的本地混混儿以欺负外地商贩为乐，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叫作老虎，老虎和他的手下很好辨认：光头，文身，出入乘坐一辆红色马自达。这帮人专门在职大附近收取外地商贩的保护费，且专挑证件不全的下手，老虎自称上面有人，不给钱就捣乱，扬言一个电话就能封店抓人。

二丫说，老虎要的不算多，一个星期三百元。可大霞表示心疼，他是卖便当出身的，知道这三百元来得有多不易，何况自己和女友舅舅间还有份巨额的债务。他害怕老虎那帮人，也知道这地方很多做生意的都在交保护费，但他就是不愿意。

他站在门口，看着老虎和手下进去轰掉吃面的顾客，踢翻滚烫的汤锅，二丫和表弟站在原地不敢动弹。老虎返回门口，用力扇大霞一个嘴巴子，说：“小子，明儿还这点，有种你就开门。”自此，大霞和他的店成为市场的“明星”，每天早上成堆的闲人围在外面欣赏老虎踢馆扇人，从没有人报警，大霞也不许别人报警，他大喊：“谁报警我跟谁急！”

二丫找到我，要我出面劝大霞交保护费，她不心疼这个钱，只是没想到自己的男朋友这么傻。二丫流着泪说：“你认识他最久，你告诉我，他一直是这样的吗？”我说：“算了，还是报警吧，或者你们干脆换个地儿做生意。他现在不见我，电话也不接，看样子是铁了心。”二丫哭得更加厉害，抹着眼泪说：“我想报警，大霞不让，说现在报警，生意就真没法儿做了，老虎他们最多被拘留几天就会放出来，出来后还是不会放过我们。我也想过搬走，可开这个店的大部分钱是我舅舅的，我舅妈一直在逼着我们还债，离开这儿，我们怎么还啊？这该死的大霞，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就不该来找他。”

漫长的一个月过去了，大霞的店早已没了顾客上门，窗口的玻璃碴儿被淅淅沥沥的秋雨一点点敲到地上，他每日里准时来到市场开门、打烊，端坐在椅子上注视来往人群。老虎来闹的次数越来越少，他对这个丑八怪愣头青厌恶到了极点，这小子无意之中拆穿了那个“上面有人”的谎言，至少所谓的“工商局关系”始终没有出现。市场里其他商贩陆续开始拖欠保护费，他们给老虎的理由是：“那个卖油泼面的活宝什么时候交钱，我们就交钱。”老虎向大霞发出最后通牒：保护费降为每星期两百元，要么交钱，要么两周内关张走人。十月份的最后一天，他会带全部人马来做个了断，害怕的话，可以报警。

我不知道他哪儿来的勇气，事实上，在我有限的记忆里，从未见他有过真正的胆识，他就是个外表豪爽仗义、骨子里仅仅靠蛮力汲汲于生存的素人，他早就习惯了被嘲弄、欺负，也忽略了诸多嘴脸与刁难，他默默无闻的人生躲避着各种波澜与变数，苛求的不过是一隅之安。

早上七点，他来到市场，在众人注视下重新打开那扇残破的门，瞪着小眼站在自己的店前，一缕阳光从棚顶滑过，照亮人间无数个不屈的灵魂。

我急匆匆向单位请了假，打车赶到事发地点，没有找到大霞和他的家人，整座天棚下都是交头接耳看热闹的人，警车呼啸着从人堆里穿过，小贩们抻着脖子对着车窗后座叫骂。

老虎留了大霞一条命，只打折他一条腿，大霞的余生将成为一名瘸子，就像他的父亲一样。警队队长也当场打折老虎一条腿，老虎逃跑时暴力袭警，并试图抢夺一辆三蹦子（三轮车），队长只好拔枪相向。子弹击碎了老虎的膝盖，他摔倒在路边的泥水里，在干警按压下，像只待杀的肥猪发出凄厉的惨叫，那时所有人明白过来：他在警局也没什么人。

我跟着二丫走进病房，对绷带护体的大霞说：“干吗收老虎家里人的钱？”大霞转动眼珠子说：“你小声点儿……过来讲。”我挨着床头坐下，说：“你看新闻了吗？检察院在公诉老虎那帮人，政府要一口气端掉三间舍所有的混混儿，你是主要人证之一，你张嘴，他一准出不来。”大霞咧嘴笑笑，说：“我就是不张嘴，他也出不来了，其他人已经联名举报，市场管理处的干事也被抓了，他和老虎的手下把老虎以前的案子全供了出来，里面还有劫运钞车的事情，你想，他还出得来吗？”我说：“这谁告诉你的？”他说：“给我做笔录的警官打电话说的，我把店里这一个多月的录像资料都给了他，他还是训我，训我不早点儿报警，训我不配合他们的工作。”

二丫无话，坐在床边含泪剥了只香蕉给大霞，大霞放下香蕉，侧脸看着我说：“超子，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们是穷人，穷人做不了什么大事，不是吗？现在这样，已经算最好了，我拿这个钱不亏心，这原本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辛苦钱。有了它，二丫舅舅那边的债就还上了，我和二丫还可以去其他地方开个像样点儿的店。还有，你跟你朋友搞的那个培训班再干起来吧，关了多可惜呀，谁做生意没失败过，接着干吧，我再借你钱。”

我心头泛起一阵酸楚，擦眼望了会儿窗外，回过头笑着对他说：“大霞，跟你说个事，你还记得当年在学校里带人打你的那个地头蛇吗？咱们老同学说这小子被判了死刑，他帮一个竞选村长的人闹事，结果闹出了人命，跟他一起混的你那个同乡大勇因这事也进去了。”大霞摆正脸庞，望着灯光说：“我知道这事，前天爱琳在网上跟我说了，她说她不想受连累，要和大勇离婚。唉，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都是命。”

从医院出来，我乘着夜色走在路上，静静地回忆了当年我们在那个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县中的生活，我觉得大霞赢了，他输了二十多年，却一朝赢得这么彻底。这些都跟命没什么关系，不过是人情使然，活宝们一旦聪明起来，便很少有人再是他们的对手，因为他们拥有我们不曾拥有或不敢拥有的东西。

5。

2014年夏，大霞的瘸子父亲死在了牛城三院，他花费二十多万元在老家办了有史以来最风光的一场葬礼，各种铜鼓洋号、露天电影、杂耍大戏整整折腾了小山村半月有余。出殡那天，队伍里开着裹着白布的豪车，风中飘荡着金箔制作的花片，大霞举着孝幡走在众人前面，始终高昂着头颅。

他的快餐店发展到三家，引起同行关注，最终他选择与以数字开头的那家企业合作。店面重组后，旗下员工开始戏称他“周董”，大家喜欢这个称呼，也发自内心地觉得有喜感。周董发福了，圆润的大肉覆盖了大部分不雅的棱角，他看上去不再像当年那样恐怖，多数人惧怕的肥胖，却成了他这种人的福利。周董的太太也发福了，简直又黑又胖，她不见我们这些老朋友，即使一窗相隔也不肯出来。大霞告诉我，二丫就是这个脾气，早年他也没看出来，她恨我这样的人，我这样的人当年曾看不起她的丈夫，现在她也不需要看得起我们。

“干吗非得还钱？”他扶着栏杆说，“你朋友不是说那个培训班正需要钱吗？接着干啊，钱不够再说话。”我说：“算了吧，自己开的班自己清楚。知道你现在不缺钱，还你钱是为了断我自己那份念想，我不是个做生意的料。”我转过脸问他：“听大勇说你现在在帮他老婆的忙，怎么回事？”他说：“算不上帮忙，爱琳挺不容易的，带着孩子跟着丈夫来到北京，半年多都找不到个像样的工作，我借了点儿钱给他们，他们去安贞门那边卖油泼面了，听说生意挺好的，孩子也马上要上那边的小学了。”我笑起来，说：“你是个好人啊大霞，好人……对了，我以前说过你是个好人吗？”他说：“没有。”我说：“你是好人，真的，大霞，你比我们这些人都好。”他也笑起来，说：“我算哪门子好人，我只对自己喜欢的人好，他们知道，我就知足了。”

毕业那年徒步去拉萨

2012年我大学毕业，毕业前的散伙饭上，我跟同学说打算徒步去拉萨。他们送我三个字：神经病。

但那个7月，我还是背上行囊出发了。我揣着实习攒的3000元钱，背了帐篷，旅行包里塞满了各种出门必备的物品：衣服鞋帽、洗刷用品、压缩饼干矿泉水、感冒药，甚至带了馒头。

收拾好行李，我到老杨家转了一圈。老杨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但是腿有残疾，只能坐在轮椅上。老杨画了幅自画像，叫我把这个“他”也带去西藏走一趟。

出发前，我还特意找了算命先生。老人眼睛快睁不开了，悠悠地说我八字过硬、不同凡人，西去的路上定会畅通无阻。

果然，我的确不同凡响，不该遇到的全遇到了，半路恨不能雇几个小孩砸他老人家的脑门儿。

从四川出发，刚到雅安就遇到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大爷，热心指点我去318国道的方向。但不知是他听错了还是指错了，我迷迷糊糊地走向了108国道，白白走了三个小时，遇到一群跟我一样走错路的人。

记忆深刻的是一个叫西瓜的深圳妹子，从成都到康定一路都是裙子配高跟鞋走过来的，说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拉萨。高跟鞋的后跟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能在斜坡健步如飞不喊累的，我的确是第一次遇到。后来在康定离别之后，听朋友讲，最后她除了裙子换成羽绒服之外，高跟鞋一路穿到布达拉宫。

剩下的就是老狼、我跟道哥。道哥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因为他长得像《疯狂的石头》里的道哥，胖乎乎的，眼睛眯成一条线，外表猥琐，内心放荡，唯一一件宝贝就是内存8G的山寨iPad版MP5，里面装满了各种岛国爱情动作片，一路上不住地给我们讲成人段子，说话时总是一句一个蛋疼。

去往理塘的路上，偶遇两只四眼狗路边交配，藏区的野狗都长有藏獒般的眉毛，当地人把它们称作四眼狗，生性凶猛。这种事情正中道哥的胃口，他兴奋地掏出相机，奋不顾身地冲过去照特写，只听咔嚓一声外加一闪光，瞬间惹怒了四眼狗，我们还没等回过神来，道哥已经被扑倒在地。我们赶紧抓起石头打狗，但慌忙之下，石头没扔到狗反而撒了道哥一身。

道哥很快被警察送去雅江医院，临走跟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再也不蛋疼地开闪光了。”

我跟老狼继续前进，理塘到巴塘，100多公里，天已经半黑，身上所有吃的也都送给了藏族小孩，饥肠辘辘之后便是绝望，以为要光荣地露宿在大草原。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远处几个藏族牧民在搭帐篷。我俩像是看见了救星，厚着脸皮准备去借宿，但还没等把扎西德勒喊出口，一位藏族大哥就径直走过来说：“前面有贼的嘛，太晚了在这儿住下的嘛。”

我们愣了愣，边道谢边迫不及待地进了帐篷。放到以前，我必定会想：哪有这么好的事？有阴谋！但大哥一脸纯朴，实在无法勾起我的“被迫害妄想症”，何况，旁边还有俩小孩和一个老婆婆！

一位藏族妇女正坐在草地上生着炉子，应该是他的老婆。藏族大哥跟老婆嘟噜了一段藏语，我们猜测那意思是：家里来客人了，今晚上住咱家。妇女连忙起身，怕我们坐不习惯草地，把她们睡觉的床单铺在地面让我们坐，又去给我们打水做饭，做了个土豆丝炒牛肉。

之前在路上，我就两个愿望：一是吃顿热腾腾的饭，二是有个地方睡觉，遇到藏族大哥忽然一步到位全实现了，我又开始默默怀念算命先生。当然，不能白吃白喝，我从背包里掏出山东的泰山烟递给他们，藏族大哥抽了一口，特别憨地说了句：“这东西好的嘛！这是什么地方的烟嘛。”我说山东，他没懂，又问山东啥地方。这下我不会解释了，就说北京。他们顿时恍然大悟：啊！北京好，北京好。说完小心翼翼地把空烟盒塞进口袋里。

藏族大哥叫吉姆，他两个儿子一个叫贡嘎，另一个叫桑耶，名字都是找当地活佛起的，两个名字都是西藏神山。吉姆大哥说他们是平民没有姓，只有贵族才有姓氏的延续。

他们的三个帐篷里住着全家族的人，几个人都给有钱人放牛。老狼一听他们生活艰难，二话没说把我们背包里的药品，甚至连洗发水沐浴液都送给了藏族大哥。当时我俩都很激动，把包掏了个底朝天，以致随后的几天却因为连感冒药都没有吃尽了苦头。

吃过饭，贡嘎跟桑耶两个小家伙在摔跤，藏族大哥拉我们去跳舞。我这辈子从来没想过能在青藏高原上扎营睡觉，更没想到能在草原上跟藏族牧民一起跳舞。老狼兴奋地趴在草地上打滚，我也恨不能跳得老高，还给老杨打了个长途电话，得意扬扬地说：“我和藏民在跳舞呢，你听听！”

晚上入睡，外面下起了大雨，被子不够用，吉姆大哥就把被子盖在我们身上，自己铺着大衣睡。我们不肯要，他却根本不容推托，说自己：“不要紧的嘛。”

虽然那夜风大雨疾，我们仍然睡了饱饱一觉。清晨，半梦半醒的我迷迷糊糊一个转身摸到了小花，才想起来，自己躺在草原上呢！我叫起老狼，准备不打扰藏族大哥偷偷走，却发现吉姆的妻子早就忙碌起来，原来他们怕我们路上没东西吃，特意做了几锅饼，热情地往我们包里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