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看小说网

附 录（第2页）

至于使用代际划分，对总结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有什么作用，我想最主要的是凸显了文学创作跟现实、跟社会发展的关系。现实不是固化的，是可以细分的，是有代际的。一代人有一代人面对的不同现实，有不同的人生遭遇和精神处境，有对社会、历史的不同理解。把自己面对的现实看清楚看明白、写深入写到位，完成好各自的文学责任和文化使命，代际划分的作用就会十分明晰，文学发展的脉络就会更加清楚。

曹斌：今天的中国文坛，“60后”作家已然成为创作中坚。

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成长，与1994年《青年文学》推出的“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栏目有很大的关系。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推出这一栏目的初衷。

李师东：我在1992年正式提出了“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说法。1993年我担任《青年文学》副主编。那个时候，开始搞市场经济，文学渐渐失去“轰动效应”。文学期刊纷纷自立门户，摇旗呐喊。我们也在琢磨用一个说法聚拢自己的作者和读者。《青年文学》的定位是培养青年作者，发表优秀作品。关注更新、更年轻的作者，从来是《青年文学》的职责使命。60年代出生作家正是我们要关注的创作群体。这样一来，我们就商定要办一个跟60年代出生作家有关的栏目。

1994年1月13日，我们在中青社三楼的会议室召开了“60年代出生作家群”研讨会，请了雷达、陈骏涛老师和李洁非、王必胜、潘凯雄、陈晓明、格非、蒋原伦、李兆忠等评论家和作家，开了一上午的会。大家都觉得话题很新鲜，值得探讨。开这样一个会，实际上是为我们要在《青年文学》上开辟一个有关“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主打栏目做专家咨询。开完会后，我把会议的成果和我个人的考虑，写成了一篇文章《新说法：60年代出生作家群》，发在《中国青年报》上。没想到，《文汇报》《文艺报》《文学报》等很快转载，《人民日报》海外版还做了连续介绍。得到文坛和社会的关注，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1994年第3期，我们正式推出了“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这一主打栏目。

从这一期开始，一直到1997年第12期，长达4年46期，一共推出了55位“60后”作家的82篇中短篇小说，而且这些作家，不少人还上了当期的封面人物，如余华、苏童、迟子建、格非、徐坤、毕飞宇、邱华栋、范稳、关仁山、朱辉、孙惠芬、麦家等。后来，我应《小说月报》之约，还专门写了一篇介绍这一栏目及其成果的文章。

推出“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这一主打栏目，较为全面地展示了60年代出生作家的创作阵容及其最新创作成果，受到了文坛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后来出现“70后”作家、“80后”作家的说法，显然是受到了我们的影响和鼓舞。

曹斌：作为一位资深的文学编辑，您能说说60年代出生的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的意义吗？

李师东：每一代人对文学的贡献，都不可或缺，都有特定的价值。从1992年正式提出“60年代出生作家群”到现在，正好30年。30年里，这一茬作家做出了应有的文学贡献，像余华、苏童、迟子建、格非、北村、吕新、韩东、红柯、陈染、孙惠芬、虹影、徐坤、程青、叶弥、潘向黎、海男、柳建伟、刁斗、毕飞宇、麦家、邱华栋、李洱、张者、王跃文、邵丽、林那北、葛水平、尹学芸、许春樵、范稳、艾伟、吴玄、钟求是、东西、凡一平、石舒清、郭文斌、朱辉、王大进、龙仁青、关仁山、胡学文、石钟山、陶纯、曾维浩、李铁、罗伟章等都是很出色的小说家，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诗人、散文家、批评家的队伍也非常壮观。可以说，“60后”作家正在成为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

这一茬人的文学努力，同时也是由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他们的经历很独特，经过了中国社会从单一到多元、从封闭到开放、从相对贫穷到全面小康，他们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见证者、同路人和参与者，他们有条件有能力写出更多更好的属于这一出生年代的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这一茬人还有一个不可替代的特点和优势：他们是紧紧跟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他们走进社会之时，正好遇上改革开放在起步。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同时也是60年代作家的成长发展史。他们的成长史、心灵史，至今还没有大的作品出现，我觉得这多少是一个缺憾。上个世纪90年代初，余华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和陈染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可谓是“60后”作家早期书写的成长史，但后来这样的作品很少。前两年，钟求是的长篇小说《等待呼吸》有这方面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在一个庞大的写作群体中还显得十分弱小。

我还觉得，“60后”的作家要向王蒙、梁晓声等年长作家学习长期保持对社会的关注和在创作上的不懈努力，同时也要向更年轻的作家学习。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新媒介不断涌现，既处变不惊，又兼容并蓄，保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姿态尤其重要。

“60后”作家，应该为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也可以说是一位同龄人的一个祝愿。

曹斌：在您的编辑视野里，新生代小说代表性的作家有哪些？

李师东：在我的理解中，中国文坛每每出现新的一茬文学作者，都可以被称为“新生代”。1995年，我为中国华侨出版社主编过一套“新生代小说系列”，收有韩东、徐坤、毕飞宇、邱华栋等人的个人小说集。这里的“新生代”，其实指的就是60年代出生的作家。现在这一茬作者早已不是“新生代”了。现在的新生代应该是“90后”“00后”。

“60后”的作家目前的阵容非常壮观，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为这一茬人展现文学才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我个人还以为，是跟60年代出现的人口生育高峰有关。他们人数众多，我在前面提及过，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也有很多。

我个人更喜欢余华的作品，喜欢读迟子建的中短篇小说、潘向黎的散文随笔、李敬泽的评论和雷平阳的诗。

曹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底层写作”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现象，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一现象的？

李师东：2001年，应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之邀，我为他们主编过一个叫《生活秀》的选本。《生活秀》是作家池莉在当时发表的一部很有影响的中篇小说。这个选本选了《生活秀》和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养成》、刘庆邦的《神木》等7位作家的7个中篇小说。书名沿用“生活秀”，得到了作家池莉的慷慨应允。这本书的封面上有“最新底层生活小说”的标识。我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在底层：你我共有的现实人生》（收入本书时，改名为《从生活的内里写起》）。后来一些研究生写毕业论文，爱写“底层写作”这样的课题，也爱引用序中的一段话：“作家们不知不觉地把自己逼进一个特定的视角，一个十分生活化的视角：他们在由衷地关心普通人的现实人生，尤其是底层人们的生活境遇。我们看到，作家们的视域正在下沉之中。‘底层写作’正在形成一种创作风尚。‘从生活的内里写起’，已然成为作家们自觉的创作追求。”“底层写作”和我编选的《生活秀》这本书，就这样被关联在了一起。

的确，“底层写作”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逐渐成为一个文学现象。90年代初，刘醒龙发表的《威风凛凛》《村支书》《凤凰琴》《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写的就是贫困地区人民的生存状态，写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只不过当时没有人用“底层写作”

来标识刘醒龙的创作，刘醒龙其实是上个世纪90年代“底层写作”的代表性作家。从文学史的脉络上看，“底层写作”上承“新写实”，在创作姿态上更有人间关怀。后来大家立足于各自的生活经历，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境况，“从生活的内里写起”，写生活，写境遇，写人心，写人生，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我觉得，“底层写作”一个很突出的贡献就是写出了普通人生活境遇中的现实国情，让我们更关注当下，更关心世道人心。

我以为这是现实主义文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重要拓展。新世纪以来，关注生活、关心他者一直是许多作家包括青年作家都正在做的事情。

“底层写作”的提法准不准确，则另当别论。在底层的写作、写底层的文学，就是“底层写作”？这样理解过于狭窄。“底层写作”还应该是相对于“表层写作”而言的。“底层写作”当然包括对底层生活的书写，更重要的是对生活内里的书写，是真正沉浸在生活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书写，而不是外表的、皮相的，这更考验作家对生活内里的体验和感知程度，自然也包括作家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

曹斌：《青年文学》杂志1982年创刊，到今年恰好是40年。

您从复旦大学毕业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历任《青年文学》杂志副主编、主编、社长职务，一路参与和见证了《青年文学》的发展。请向我们介绍一下《青年文学》杂志40年来推出了哪些重要的作家作品？

李师东：我在《青年文学》的工作时长，目前是一个记录。

1984年7月我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从事古典文学编辑工作，那时也就21岁。第二年10月到了《青年文学》。1993年任副主编，1998年任主编，2001年我任出版社副总编辑，兼任《青年文学》主编，2004年邱华栋到任后，我兼任青年文学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后来是唐朝晖、张菁接任主编工作。从直接办刊到分管刊物，一直没有和《青年文学》脱离开干系。《青年文学》创刊40年，我直接参与了37年。这么些年，《青年文学》与社会发展同行，与社会变化同步，有辉煌也有困顿。我们坚定地走到了今天。目前的《青年文学》仍旧是一份受人敬重的文学刊物。这一路走过来，很不容易。很多人为这本刊物奉献了青春，付出了心血。王维玲、陈浩增是很光辉的名字，他们是开创者。赵日升、黄宾堂、周晓红、牛志强、马未都、詹少娟（作家斯妤）、李景章、李鸿飞等都在这里挥洒过汗水。这是我到刊物时所认识的，后来来来往往的人就更多了。我们同年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先是程丽梅（散文家程黧眉）直接分到了《青年文学》。第二年耿仁秋（小说家黑孩）和我分别从《青年文摘》和文学编辑室到了《青年文学》。程丽梅是很好的散文家，最近一篇发在《人民文学》上的散文写得非常好。耿仁秋是美女作家的先驱，后来去了日本，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内发了不少小说。

《青年文学》一创刊，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在创刊号1982年第1期上，头条栏目是报告文学，作者梁衡，现在早已是文章大家。小说头题是天津青年作家航鹰的短篇小说《明姑娘》，这篇小说后来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同年的第5期上发表了铁凝的短篇小说《哦，香雪》，也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第5期的头题是魏继新的中篇小说《燕儿窝之夜》，后来被拍成了同名电视剧。

在1982年的全国优秀中篇、短篇小说奖的评选中，这3篇作品均榜上有名。在创刊的一年中，就有3篇作品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这足以可见《青年文学》起点之高、实力之强。现在全国统一的部编版高中《语文》上，还收有铁凝的《哦，香雪》。

1983年，《青年文学》发表的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荣获过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现已成为“知青文学”的经典作品。80年代，《青年文学》在历届全国中短篇小说奖的评选中都有作品获奖，这都成了惯例，这足以可见刊物在同行中的代表性。

同时，《青年文学》积极培养、推举青年作家。梁晓声、张炜、苏童、迟子建、王朔等都在《青年文学》上发表过早期的重要作品。陈染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嘿，别那么丧气》就发表在《青年文学》上，由我写的同期“作品小析”，当时我还在文学编辑室。刘震云也是《青年文学》重点关注的作者，他在《青年文学》1988年第1期发表的《新兵连》，是“新写实”代表作之一。

80年代的《青年文学》充满朝气和活力。活跃在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大多在《青年文学》上发表过重要作品，不少作家从《青年文学》走上文坛。后来人们怀念80年代的文学情景，《青年文学》作为青年作家创作的重要平台，也有一份不可忽视的文学功绩。

进入90年代，《青年文学》在培养青年作家、推出优秀作品上一如既往，还有不少新的创意。作家登上文学刊物封面，是《青年文学》的一个创举，我们从1993年第1期开始出现封面人物。第一个封面人物是刘震云，第二个是刘醒龙，第三个是陈源斌，一直做到1997年年底。一年后，我们又恢复了封面人物。后来大家聊起来，就会有作家说，他是《青年文学》某某年某某期的封面人物，可见这一创意的影响。从1994年第3期到1997年年底，我们还开办了一个主打栏目“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真正让“60后”作家作为一个群体走上了文学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