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杯亭》是北京日报曾有的副刊之一,创办于1992年。那一年恰好我调入报社,成了该版面的编辑。它的名字与王羲之《兰亭序》“曲水流觞”的意象有关,在报社里算是阳春白雪的园地。栏目可以登一些软性的文章,风月谈、谣俗、历史掌故等占了很大空间。总编辑叫刘虎山,人称“虎爷”,是个有趣之人,很看重《流杯亭》的质量,他曾对我们几个编辑说,《流杯亭》可以雅一点,远离人间烟火也并非不可。
那时候日报与晚报在一个楼里办公,其实大家属于一个单位。我对于副刊编辑没有丝毫经验,连找什么样的作者都一片茫然。多亏几位朋友的帮助,很快结识了一批作家和学者。晚报的李凤翔老师有个小本子,上面有许多作家的通信录。靠着它,我找到了与端木蕻良、管桦、浩然、刘绍棠的联系方式。李辉兄那时候已经离开晚报,但他热情向我推荐了林凯,经由林凯,又结识了邵燕祥、林贤治等人,于是作者的队伍也渐渐壮大起来。
20世纪90年代初的报界,杂文与学术笔记开始流行,但一些文章要刊发出来需一点勇气。张中行、汪曾祺已经开始走红,能够约到他们的稿子算是幸事。有一次与同事去造访张中行,事先没有联系,在沙滩旁的一栋老楼里见到了先生,受到很好的礼遇。张先生穿着一件中山装,戴着一副套袖,样子像胡同里的大爷。但讲起话来,没有一点架子。那天谈了许多北京学林旧事,闲言里感到其学问之深。他的文章和谈天时的语态一样,不紧不慢中散出京派学人的味道。彼时先生已经有了许多读者,但还是布衣之状,学问家像他这样平民气的,真的不多。离开时,他答应了我们的请求,从抽屉里拿出三四篇稿子,希望择而用之。此后他成了我们栏目的主要作者之一,有张先生的文章在,副刊就好似有了底气。
给《流杯亭》供稿的,有几位有意思的老人。印象深的还有端木蕻良先生。他寄来的文章几乎篇篇均好,风格与张中行、汪曾祺不同。他笔下多为学人笔记类的小品,一般是谈谈曹雪芹、北京古迹和文坛旧事等。那文章举重若轻,洋洋洒洒,又不张扬。文字有老京派的儒雅,学识里的幽情暗转,阅之余音缕缕。汪曾祺和我谈到他的文章,大为赞佩,以为自己有时写不过他。不过端木蕻良不太露面,身体大概有点问题。
有几次我去他在和平门的居所取稿,客厅只有夫人钟耀群一个人,他并不见人。钟老师每次都说,抱歉抱歉,端木老师身体不好,不能见客。他们家的客厅朴素得很,有一种淡雅的色调,看得出其间的清净。端木蕻良先生的长篇小说《曹雪芹》就写于这里。那文字之好,同代人多不及其一二。记得林斤澜先生跟我说,端木先生晚年写曹雪芹,乃无米之炊呀,有点可惜。那时,他没有汪曾祺、张中行红火,但文字的确也不差的。我有时候想起他,便觉得这位老人寂寞里的写作,或许别有寄托,只是我们知之甚少罢了。
副刊是个百花园,各类品位的文章都有,作者也五花八门。在给我写稿子的老人里,新凤霞的积极性最高,每次约稿,都准时寄来。有时候也主动联系我们,希望能够录用她的忆旧之文。新凤霞的文字虽没有经过训练,但看起来很有意思。她的文法也不讲究,如果从规范的角度看,许多文字是不通的。但这看似不通的句子,却别有味道。京津地区的口语里的热气散落其间,词与词间,是有街巷里的土气的。她的书写在京城为独一的存在,好比田野开出的花,小而带着生命之气。我每次都要顺顺她的字句,有时冒昧增删几句,以补行文上的漏洞。她看到清样,都没有疑问,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是信任的。
《流杯亭》创刊几年后,有了一点名气。上面刊登的巴金、冰心、端木蕻良、汪曾祺、林斤澜、黄裳、邵燕祥、刘绍棠、马识途等人的文章,都延续了民国老副刊的风格。但偶尔也有些新人的作品冒出,出笔不凡者多多。记得在自然来稿里,辽宁的作者鲍尔吉·原野的短文都好,他投稿从来都是数篇文章订在一起,被留用的时候很多。江西进贤县有位搞文物研究的作者文先国,文字质朴老到,受过很好的旧文章学的训练,读了有京派的书卷气在。作者中还有位残疾的女孩子,写了许多人生感悟的文字,刊发了几篇后,自己的信心大增,仿佛找到了活下去的动力。后来在报社大楼里见过坐在轮椅里的这位作者,丝毫没有阴郁的影子。文学写作,可以救人于绝境,是的的确确的。
《流杯亭》每期要刊登一个亭子的照片,配上题字。国内重要的古亭子,差不多都被介绍过,题字呢,有大的书法家,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人。启功、大康、李铎等都有不错的墨宝在这个园地,平添了许多雅趣。编这个版面,与不同的作者接触,见识大开,知道了许多过去不懂的知识,对于笔墨之趣有了另一种理解。不过有时候文章不免老旧,文艺部的领导也督促不要圈子化和自娱化,于是也刊发了一些时文。王得后、朱正、蓝英年、朱铁志的文字偶也在言论的栏目出现,与现实对话活跃了版面。文学脱离现实,总还是不好的。
但直面现实,偶也有意外的事发生。有一次刊登了一篇杂文,涉及一家老字号古为今用的话题,差点引来官司,做了许多工作才平息了风波。还有一次讽刺了一位作家的作品,结果对方颇为不满,彼此见面脸色都有点难看。溢美容易求疵难,办报要有点个性,其实阻力重重。因为几次惹来麻烦,被上面批评也在所难免。于是胆子越来越小,对于有锋芒的稿子常常要删改一二,也缘于此,自己渐渐地也不太会写有棱角的文字了。
报社位于东单西裱褙胡同,胡同里当年有许多名人居住过,几乎每个四合院都有长长的故事,也算北京文化的长廊之一吧。于谦祠、齐如山故居都在这里,平时也有人专门造访这里。我从胡同穿过,有时会想起鲁迅、梅兰芳都来此地访友的旧事,仿佛感到时光河流的冲洗。当年写《鲁迅与周作人》那本书时,我查阅过一些资料,知道鲁迅与裱褙胡同的关系,都可以写写,至于梅兰芳与齐如山的交往,也能引发思古之幽情吧。
但这样的日子没过多少年就被打破了。大约1998年,胡同未能保住,报社的老房连带被拆,在原地起了新楼。1999年改版的时候,《流杯亭》也走到了尽头。再后来,我离开了报社,和媒体渐行渐远,陷入了象牙塔的日子里。
多少年过去,偶到东单,望着那片新起的高楼,想到消失的胡同里的人与事,恍若天地之隔。编辑十年,让我明白了文章之道在哪里,什么是有质感的文字。因了此段因缘,才知道文学与社会,不太像教科书说的样子,其实笔墨的兴衰,有时隐在无词的言语里,浮在外面的表达,不过冰山的一角。我后来在大学教书,一直不太愿意引用教材里的文字,亲历的生活,总还是与概念里的世界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