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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辑友情（第1页）

高贵的灵魂

2009年4月11日下午四五点时，徐小斌给我打电话，说林老又住院了，在同仁医院，约我一块儿去看林老。我们约定的时间是，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在同仁医院门口见面。过了一会儿，小斌又打来电话，说林老已经走了，刚走，布谷正在给林老穿衣服。

我们晚了一步，我们再也不能和林老说话了。

我马上打电话把不好的消息告诉刘恒，刘恒说，他和李青去医院看过林老，林老当时还坐在病床上跟他说话。林老头脑清楚，还跟他说笑话，说他头发少了，作品多了。

然而我们晚了一步，我们再也听不到林老的声音了。我们早一天去看望林老就好了。

清明节前夕，我和妻子回老家为母亲扫墓。回头路过开封和朋友们聚会时，我看见了一种造型别致的陶制酒瓶，马上想到了林老。我说：这个酒瓶我要带回北京，送给林斤澜。林斤澜喜欢收藏酒瓶。妻子把易碎的酒瓶用软衣服包紧，完好地带回了北京。小斌约我去看林老，我打算一见林老就把酒瓶亮出来，让林老高兴高兴。林老爱酒，连带着对酒瓶也喜爱。林老不能喝酒了，还有什么比送给林老新奇的酒瓶更让林老高兴呢！

说来说去，我还是晚了一步。就算我这会儿把酒瓶给林老送去，林老再也看不见了。我早点干什么去了呢？真是的！

我不记得给林老送去多少个酒瓶了。2008年8月底，我从内蒙古回京，给林老捎回一个外面缝有羊皮的酒瓶，酒瓶里还装着满满一瓶马奶酒。8月30日下午，我去给林老送酒瓶时，约了章德宁和徐小斌一块儿去看林老。林老对带有游牧民族特色的酒瓶很欣赏，当时就把酒瓶摆放在专门展览酒瓶的多宝阁上。我们知道林老刚从医院出来，就问他是不是又住院了。他说没有，谁说我住院了！见林老不愿承认他住医院的事，我们就不再提这个话题。我问他还写东西吗？他说想写，写不成了。精力集中不起来了，刚集中一点，很快就散了。他说他现在只能看点书，看的是关于他家乡的书。不然的话，到死都不知道老家是怎么回事。我们请林老到附近的饭馆小坐。我们没敢要白酒，只让林老喝了点啤酒。喝了啤酒，林老一点儿都不兴奋，像是有些走神儿。小斌说：林老，您怎么不说话呀？林老笑了笑，说出的话让我们吃惊不小。林老说：我要向这个世界告别了！天飘着雨丝，我们三个送林老回去。他有些气喘，脚下不是很稳。看着林老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让人很不放心。

我认识林老有二十多年了，他是先看到我的小说，后看到我。1985年9月，我在《北京文学》发了一篇短篇小说《走窑汉》。林老看到后，认为不错，就推荐给汪曾祺看。汪老看了一遍，似乎没看出什么好来。林老对汪老说，你再看。汪老又看了一遍，说：是不错。随后，林老把我介绍给汪老，说：这就是刘庆邦。汪老看着我，好像一时想不起刘庆邦是谁。林老说：走窑汉。汪老说：你说走窑汉，我知道。汪老对我说：你就按走窑汉的路子走，我看挺好。

1986年3月26日上午，当上《北京文学》主编的林老，把我约到编辑部，具体指导我修改短篇小说《玉字》。他认为那篇小说写得过程太多，力量平摊了。有的过程带过去就完了，别站下来。到该站的地方再站。他给我举例，说比如去颐和园去玩，只站了两三个地方就把整个颐和园都看了，不能让人家每个地方都站。他跟我谈得最多的是小说的结尾部分。说那里不充分，分量不够，“动刀子动不起来。”还需要设计新的场面，设置较大的动作，增加生色的细节。他给我讲《红楼梦》里的尤三姐与贾珍、贾琏喝酒时那一场细节，哈，那是何等精彩！他说他曾和汪曾祺一起向沈从文请教写小说的事，沈从文一再说，贴着人物写。他要求我也要贴着人物写。林老差不多跟我谈了一上午，最后他明确地对我说：你要接二连三地给我们写稿子，我们接二连三地给你发，双方配合好，合作好。我听林老的话，果然接二连地给《北京文学》写起小说来。这多年来，我在《北京文学》发了5部中篇小说和26篇短篇小说。

后来林老不当主编了，仍继续关注着我的创作。1997年1月，我在《北京文学》发了短篇小说《鞋》，林老逐段逐句写了点评，随后发在《北京文学》上。2001年7月，章德宁约我给《北京文学》写了两个短篇小说，后面配发的短评就是林老写的。短评的题目是《吹响自己的唢呐》。在那篇短评里，林老说“庆邦现在是珍稀动物”。还说我是“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在平实，可谓三平有幸”。

在创作道路上，得到林老的器重和提携，是我的福分。能在创作上走到这一步，林老对我是有恩的。

在2007年5月15日一个我的作品研讨会上，林老甚至说：我羡慕庆邦，他的读者那么多。我的读者不多，我的小说好多人说看不懂。林老这么说，我理解是抬举我。我的小说哪敢与林老的小说相提并论呢！如果说我的小说读者稍多一些，只能说明我的小说通俗一些，浅显一些。而林老的小说属于高端产品，读得懂的人当然会少一些。别说粗浅如我辈，就连学问很大的汪曾祺先生在读林老的关于矮凳桥的小说，也说：“我觉得不大看得明白，也没有读出好来。”“我下决心，推开别的事，集中精力读斤澜的小说。”“读到第四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而且也读出好来了。”汪老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老对小说语言已经够讲究了，可在我看来，与汪老相比，林老的语言更为讲究。或者说，林老的语言不只是讲究，简直是深究。在林老眼里，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口井，他朝井底深掘，要掘出水来。在林老眼里，每一个汉字都是一棵树，他浇树浇根，不仅要让树长出叶来，还要让树开出花来，结出果来。林老跟我讲过他和汪老的“一字之争”。汪老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开会就是吃饭”。林老建议，应该改成“开会就是会餐”。他觉得有意味的是那个“会”字。汪老不愿意改，他对林老说：“要是改了，就是你的语言了。”汪老对林老关于小说语言的评价是：“林斤澜把小说语言的作用提到很多人所未意识的高度。”

更让人敬重的是林老的文学立场和创作态度。林老辞世当天，有记者采访我，让我谈谈对林老的看法。我说林老有着独立的人格，不屈的精神，高贵的灵魂。林老的作品庄严，炼美，而有力量。林老跟我们说过，作为一个作家，一生一定要有一个下限，这个下限就是独立思考。一没了下限，就没了自己。林老还说，在现实生活中你要和现实对抗，绝对对抗不过，对抗的结果只能是失败。但在创作中，我们可以和现实保持一种紧张的关系，可以不认同现实。林老的这些观点，在他的作品中最能体现出来。把林老的小说读多了，我仿佛看到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朝已经很远的来路回望着，嘴里像是说着什么。他表情平静，声音也不大，一开始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仔细听了听，原来他说的是不，不！我又仿佛看到一棵树，一棵松树或一棵柏树，风来了，雨来了，树就那么站着，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持久的耐力，在默默扩大着自己的年轮。霜来了，冰来了，树仍没有挪地方，还在那里站着。树阅尽了人间风景，也把自己站成了独特的风景。

林老的幽默也让人难忘。林老还在西便门住时，有一次我和刘恒一块儿去看林老。林老家的墙上挂着一幅用麻编织的猫头鹰，上面落有一些灰。刘恒指着猫头鹰说：“这只猫头鹰……”刘恒的话还没说完，林老就说：“猫头鹰都长毛了。”那年我们一块儿去云南，赵大年老师花50块钱买了四只“康熙碗”。赵老师把碗摞在一起，用一块手绢兜上，拿到林老面前显摆。林老只是笑了笑，并未指出他的买的碗是假货。过了一会儿，林老在去东巴的路上看见一摊新鲜的牛粪，用手一指，说快看，康熙年间的！没错儿，牛粪肯定在康熙年间就有了。联想到赵老师的一摞沉甸甸的“康熙碗”，我们都禁不住乐了。还有一次，我们和林老一块儿去越南游览，在河内的一个湖边休息时，几个越南小子凑过来，要给我们擦皮鞋。他们纠缠林老时，林老一言不发，只用眼睛盯着他们，把他们盯退了。而我没挡住纠缠，答应让其中一个小孩擦鞋。说好的擦一双皮鞋两块钱，那小子把我的皮鞋拿到手后，改口要二十块钱。我说不擦了，那小子拿着我的皮鞋就跑。没办法，我只好掏出二十块钱，把皮鞋换回来。后来，林老在北京看见我，说哟嗬，庆邦的皮鞋够亮的。我知道林老是拿我让越南小子擦皮鞋的事跟我开玩笑，我说那是的，咱的皮鞋是外国人给擦的。

林老的女儿林布谷说：林老最后是笑着走的，临终前对她微笑了五六次。我想，林老的笑是有意识的，也是无意识的。这是由他的内在品格决定的，他已经修炼到了这种境界。在内在的品格里，最能给人带来快乐的莫过愉悦健全的精神和高贵的灵魂。这种美好的品格可以弥补因其他一切幸福的丧失所生的缺憾。林老笑到了最后。

2009年4月13日于北京和平里

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得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刻，我正和一行作家朋友在山东烟台栖霞市参加一个宴会。与会的作家有陈建功、赵本夫、柳建伟、石钟山、肖克凡、孙惠芬、衣向东、张陵等。我们都知道，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在当晚的10月11日19时揭晓。在此之前，网上盛传莫言获奖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对此事都很关注，也衷心期望莫言能够获奖。

宴会开始，当地领导致祝酒辞时，我们有些心不在焉，最关心的是莫言获奖能够成为现实。宴会厅里没有电视，我们只能通过手机上的网络获取瑞典文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发布的消息。第一个得到消息的是作家出版社的总编辑张陵，他们出版社事先排好了莫言的20卷本文集，单等莫言获奖的消息落实下来，文集立即开机印刷。应该说张陵的心情在期盼中还有一些紧张，在消息没落实之前，什么酒他都不想喝，什么好吃的都食之无味。当莫言获奖的消息传到张陵的手机上，他才笑了，高兴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张陵把消息转达给我们时，并没有显得太激动，只是轻轻地说：莫言获奖了！是的，重大的事情用不着高调宣布，它本身的重大意义自然会在人们心中激起非同凡响的回响。

得到莫言获奖的确切消息，作家们顿时兴奋起来，我们频频举杯，一再向莫言表示祝贺。我们听说莫言当时正在他的故乡山东高密，我们恰在山东莫言的故乡“隔壁”，我们像是专程赶去为他祝贺，当晚的宴会也像是为祝贺莫言获奖而举办的。说来我们有些喧宾夺主，也有些不恭，一时间话题全都围绕着莫言展开，以致当地的领导也跟我们一起讨论起莫言来。我们到栖霞本来是参加“果都之约”活动，酒桌中央摆了不少鲜艳的苹果。孙惠芬说：那些苹果好像也在为莫言高兴，个个红光满面，笑逐颜开。

这样集体为莫言祝贺还不够，我应该给莫言打一个电话，单独向他祝贺一下。但我想到了，那一刻为莫言祝贺的朋友一定很多，媒体的采访也很多，莫言的手机不一定打得进去。我试了一下，莫言的手机果然处在关机状态。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北京日报》的记者打来的，记者要我谈一下对莫言获奖的感想。我把作家朋友们集体为莫言祝贺的情景简单描述了一下，说莫言的创作扎根本土，激情充沛，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结合得很好，是中国作家的杰出代表。莫言的获奖是实至名归。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全世界最有影响的文学奖项，莫言的获奖，标志着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了世界。这不仅是莫言一个人的骄傲，也是中国文学界和中国人民的骄傲。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莫言获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同时打破了诺贝尔文学奖神话，将使中国文学更加自信，并大大激发中国作家的创作热情。

接着又有一家东北的媒体采访我，要我谈一谈和莫言的交往。说起来我和莫言已认识20多年，平时交往不是很多，但多次一块儿参加文学活动，莫言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细节性的印象。记得第一次和莫言一块儿参加活动，是在《北京文学》一个座谈会上。前有《透明的红萝卜》，后有风靡全国的《红高粱》，莫言当时的名气已经很大。但我看他并没有把名气变成自己的气，心平气和，呼吸还是正常的呼吸。有文学女青年眼巴巴地看着他，人家大概希望莫言也看人家一眼。但莫言的眼睛塌蒙着，颇有些目不斜视的意思。座谈会轮到莫言发言了，他的发言不长，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一个写东西的人，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能忘记自己是谁。1993年春天，王安忆在北京写作期间，有一次刘震云请王安忆在关东店长岛海鲜城吃饭，同时约请了史铁生、莫言、王朔和我等人。震云和王朔都是好嘴，酒桌上的话主要是他们两个说，莫言很少插嘴。震云拿长相和吃相调侃到莫言了，莫言才反击一两句。不知怎么说到了冰心家的猫，莫言说，他连冰心家的猫都不如。莫言还提到，他有一次回老家，被他家的狗给咬了，咬了四口。他家的狗只要看到干部模样的人就咬，曾咬过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但对穿得破烂的人不咬，以为是他家的乡亲。乡亲们说，这狗连自家人都不认识，是混眼狗，不能留，打死它。狗跪着求饶，眼泪吧唧的。但最终还是把狗打死了，打死后，当天就熬吃了。2002年盛夏，铁凝还在河北省当作家协会主席时，邀莫言、马原、池莉和我等人，到承德以北的塞罕坝草原参加一个笔会。笔会安排得很轻松，连一个会都没开，实际上就是到草原避暑。白天，我们看草原，到湖里划船。晚上，我们披着被子看篝火晚会，在宾馆里打牌。打牌时，我和莫言一头，池莉和她女儿一头。我知道莫言的牌技不错，但我们两个都没有很好地发挥。因为对手有一孩子，我们权当陪孩子玩耍。莫言和我偶尔也会谈到小说，他说他看过我的短篇小说《幸福票》，印象深刻。我告诉他，那篇小说的故事就是在他们山东淄博听来的。

最近一次和莫言一块儿参加活动，是2012年7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西班牙语地区国际出版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多是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西班牙语翻译家，还有一些其作品被列为翻译成西班牙语对象的中国作家，作家中除了莫言，还有刘震云、麦家、李洱和我等人。主持人在开场白中说：这几位作家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莫言当即插话否认了这种说法，说中国的优秀作家很多，不能说这几个人就最优秀，要是传出去，是会被人笑话的。震云说：这就是一个说法，不必当真。如果换了另几个作家，主持人也会这么说的。于是大家都笑了。研讨会开始，莫言第一个发言。他首先向翻译家致谢，感谢翻译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说如果没有翻译家的翻译，外国人就读不到我们的作品，我们的作品就不能在世界上传播。莫言随后对翻译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选择翻译对象和翻译作品时，不必过度关注政治延伸，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作品的艺术本身，和社会现实适当拉开距离。

作为同时代的作家，莫言的作品我读了不少。他的长篇小说我没有全读，他的短篇小说我差不多都读过。比如：《拇指铐》《月光斩》《白狗秋千架》《姑妈的宝刀》《倒立》，还有今年刚发表的《洗澡》等。莫言很重视短篇小说的写作。2012年10月10日，也就是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前一天，他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访谈时谈到：“我对短篇一直情有独钟，短篇自身有长篇不可代替的价值，对作家的想象力也是一种考验。前一段时间我又尝试写了一组短篇。短篇的特点就是短、平、快，对我的创作也是一种挑战。”莫言在访谈中还提到了我，他说：“我一直认为，不能把长篇作为衡量作家的唯一标准。写短篇也可以写出成就。国外的契诃夫、莫泊桑，中国的苏童、迟子建、刘庆邦……不说长篇、中篇，单凭短篇也能确立他们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写短篇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大家。”

我注意到，自莫言获奖以来，全国各地的报纸发表的对莫言和莫言作品的评价文章很多。因能力有限，我这里就不多说什么了。从个人的感受出发，我只简单说两点，这两点值得我好好向莫言学习。第一点，我认为莫言很善于向外国的优秀作家学习。他的学习在于他的化，他把外国优秀的东西化在中国厚实的土地里，化得浑然天成，不露痕迹，化成了自己独特的作品。我在此方面做得很不好。第二点，莫言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丰沛的创作激情，这一点也很难得。德国的汉学家顾彬曾质疑莫言写《生死疲劳》时写得太快。我觉得快和慢不是衡量作品品质的标准。也许正因为莫言写得快，才显示出他磅礴的创作活力，写出的作品才具有浩浩荡荡、一泻千里的气势。一个人羡慕别人，往往因为别人身上有超越自己能力的东西。也许我在这两点上有些力不能及，才愿意向莫言学习，不断向前努力。

2012年10月16日于北京

王安忆写作的秘诀

至少在两个笔记本的第一页，我都工工整整抄下了王安忆的同一段话，作为对自己写作生活的鞭策和激励。这段话并不长，却有着丰富的内容，且坦诚地让人心悦诚服。我看过王安忆许多创作谈，单单把这段话挑了出来。如果一个作家的写作真有什么秘诀的话，我愿把这段话视为王安忆写作的秘诀。王安忆是这么说的：“写小说就是这样，一桩东西存在不存在，似乎就取决于是不是能够坐下来，拿起笔，在空白的笔记本上写下一行一行字，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再接着上一日所写的，继续一行一行写下去，日以继日。要是有一点动摇和犹疑，一切将不复存在。现在，我终于坚持到底，使它从悬虚中显现，肯定，它存在了。”这段话是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遍地枭雄》后记中的一段话，我以为这也是她对自己所有写作生活的一种概括性自我描述。通过她的描述，我们知道了她是怎样抓住时间的，看到了她意志的力量，坚忍不拔的持续性，对想象和创造坚定的自信，以及使创造物实现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她的描述形象，生动。在她的描述里，我仿佛看到了她伏案写作的身影。为了不打扰她的写作，我们最好不要从正面观察她。只看她的侧影和背影，我们就可以猜出她可能坐了一上午，知道了她的写作是多么有耐心，是多么专注。看到王安忆的描述，我不由想起自己在老家农村锄地和在煤矿井下开掘巷道的情景。每锄一块地，当望着长满禾苗和野草的大面积的土地时，我都有些发愁，锄板长不盈尺，土地一望无际，什么时候才能把一块地锄完呢？没办法，我们只能顶着烈日，挥洒着汗水，一锄挨一锄往前锄。锄了一天又一天，我们终于把一大块锄完了。在地层深处开掘巷道也是如此。煤矿的术语是把掘进的进度说成进尺，按图纸上的设计，一条巷道长达数百米，甚至逾千米，而我们每天所能完成的进尺不过两三米。其间还有可能面临水、火、瓦斯、地压和冒顶的威胁，不知要战胜多少艰难险阻。就这样，我们硬是在无路可走的地方开掘出一条条通道，在几百米深的地下建起一座座巷道纵横的不夜城。之所以联想起锄地和打巷道，我是觉得王安忆的写作和我们干活有类似的地方，都是一种劳动。只不过，王安忆进行的是脑力劳动，我们则是体力劳动。哪一种劳动都不是玩儿的，做起来都不轻松。还有，哪一种劳动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我们的强制来自外部，是别人强制我们。王安忆的强制来自内部，是自觉的自己强制自己。我把王安忆的这段话说成是她写作的秘诀，后来我在她和张新颖的谈话中得到证实。王安忆说：“我写作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勤奋的劳动。”她所说的秘诀并不是我所抄录的一段话，但我固执地认为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前者是详细版，后者是简化版而已。很多作家否认自己有什么写作的秘诀，好像一提秘诀就有些可笑似的。王安忆不但承认自己有写作的秘诀，还把秘诀公开说了出来。在她看来，这没什么好保密的，谁愿意要，只管拿去就是了。的确，这样的秘诀够人实践一辈子的。

2006年底，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七次作代会期间，我和王安忆住在同一个饭店，她住楼下，我住楼上。我到她住的房间找她说话，告辞时，她问我晚上回家不回，要是回家的话，给她捎点稿纸来。她说现在很多人都不用手写东西了，找点稿纸挺难的。我说会上人来人往的这么乱，你难道还要写东西吗？她说给报纸写一点短稿。又说晚上没什么事，电视又没什么可看的，不写点东西干什么呢！我说正好我带来的有稿纸。我当即跑到楼上，把一本稿纸拿下来，分给她一多半。一本稿纸是一百页，一页有三百个方格，我分给她六七十页，足够她在会议期间写东西了。有人说写作所需要的条件最简单，有笔有纸就行了。笔和纸当然需要，但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往往被人们忽略了，这个条件就是时间。据说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时间的价值，价值量的大小取决于生产这一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的多少。时间是写作生活的最大依赖，写作的过程就是时间不断积累的过程，时间的成本是每一个写作者不得不投入的最昂贵的成本。每个人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活的容器，这个容器里盛的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一定的时间量。一个人如果任凭时间跑冒滴漏，不能有效地抓住时间，就等于抓不住自己的生命，将一事无成。王安忆深知时间的宝贵，她就是这样抓住时间的。安忆既有抓住时间的自觉，又有抓住时间的能力。和安忆相比，我就不行。我带了稿纸到会上，也准备写点东西，结果只是做做样子，在会议期间，我一个字都没写。一下子从全国各地来了那么多作家朋友，我又要和人聊天，又要喝酒，喝了酒还要打牌，一打打到凌晨两三点，哪里还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写东西！我挡不住外部生活的诱惑，还缺乏必要的定力。而王安忆认为写作是诉诸内心的，她不喜欢和人打交道，她看待内心的生活胜于外部的生活。王安忆几乎每天都在写作，一天都不停止。她写了长的写短的，写了小说写散文、杂文随笔。她不让自己的手空下来，把每天写东西当成一种训练，不写，她会觉得手硬。她在家里写，在会议期间写，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她说她在乘坐飞机时照样写东西。对一般旅客来说，在飞机上那么一个悬空的地方，那么一个狭小的空间，能看看报看看书就算不错了，可王安忆在天上飞时竟然也能写东西，足见她对时间的缰绳抓得有多么紧，足见她对写作有多么的痴迷。

有人把作家的创作看得很神秘，王安忆说不，她说作家也是普通人，作家的创作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劳动，日复一日的劳动，大量的劳动，和工人做工、农民种田是一样的道理。她认为不必过多地强调才能、灵感和别的什么，那些都是前提，即使具备了那些前提，也不一定能成为好的作家，要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必须付出大量艰苦的劳动。在我看来，安忆铺展在面前的稿纸就是一块土地，她手中的笔就是劳动的工具，每一个字都是一棵秧苗，她弯着腰，低着头，一棵接一棵把秧苗安插下去。待插到地边，她才直起腰来，整理一下头发。望着大片的秧苗，她才面露微笑，说嗬，插了这么多！或者说每一个汉字都是一粒种子，她把挑选出来的合适的种子一粒接一粒种到土里去，从春种到夏，从夏种到秋。种子发芽了，开花了，结果了。回过头一看，她不禁有些惊喜。惊喜之余，她有时也有些怀疑，这么多果实都是她种出来的吗？当仔细检阅之后，证实确实是她的劳动成果，于是她开始收获。安忆不知疲倦地注视着那些汉字，久而久之，那些汉字似乎也注视着她，与她相熟相知，并形成了交流。好比一个人长久地注视着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好像也会注视她。仅有劳动还不够，王安忆对劳动的态度也十分在意。她说有些作家，虽然也在劳动，但劳动的态度不太端正，不是好好地劳动。她举例说，有些偷懒的作家，将生活中的东西直接搬入作品，给人的感觉是连筛子都没筛过。如同一个诚实的农民在锄地时不能容忍有“猫盖屎”的行为，王安忆不能容忍马马虎虎，投机取巧，偷工减料，得过且过。她是勤勤恳恳，老老实实，一丝不苟。如果写了一个不太好的句子，她会很懊恼，一定要把句子理顺了，写好了，才罢休。

王安忆自称是一个文学劳动者，同时，她又说她是一个写作的匠人，她的劳动是匠人式的劳动。因为对作品的评论有雕琢和匠气的说法，作家们一般不愿承认自己是一个匠人，但王安忆勇于承认。她认为艺术家都是工匠，都是做活。千万不要觉得工匠有贬低的意思。类似的说法我听刘恒也说到过。刘恒说得更具体，他说他像一个木匠一样，他的写作也像木匠在干活。从劳动到匠人的劳动，这就使问题进了一步，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在我们老家，种地的人不能称之为匠人，只有木匠、石匠、锔匠、画匠等有手艺的才有资格称匠。一旦称匠，我们那里的人就把匠人称为“老师儿”。“老师儿”都是“一招鲜，吃遍天”的人，他们的劳动是技术性的劳动。让一个只会种地的农民在板箱上作画，他无论如何都画不成景。请来一个画匠呢，他可以把喜鹊噪梅画得栩栩如生。王安忆也掌握了一门技术，她的技术是写作的技术，她的劳动同样是技术性的劳动。从技术层面上讲，王安忆的劳动和所有匠人的劳动是对应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个石匠要把一块石头变成一盘磨，不可能靠突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工。他要一手持锤，一手持凿子，一凿子接一凿子往石头上凿。凿得有些累了，他停下来吸颗烟，或喝口水，再接着凿。他凿出来的节奏是匀速，丁丁丁丁，像音乐一样动听。我读王安忆的小说就是这样的感觉，她的叙述如同引领我们往一座风景秀美的山峰攀登，不急不缓，不慌不忙，不跳跃，不疲倦，不气喘，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上攀。我们偶尔会停一下，绝不是不想攀了，而是舍不得眼前的秀美风光，要把风光仔细领略一下。随着各种不同的景观不断展开，我们攀登的兴趣越来越高。当我们登上一台阶，又一个台阶，终于登上她所建造的诗一样的小说山峰，我们得到了极大的精神满足。第三点，匠人的劳动是有构思的劳动，在动手之前就有了规划。比如一个木匠要把一块木头做成一架纺车，他看木头就不再是木头，而是看成了纺车，哪儿适合做翅子，哪儿适合做车轴，哪儿适合做摇把，他心中已经有了安排。他的一斧子一锯，都是奔心中的纺车而去。王安忆写每篇小说，事先也有规划。除了小说的结构，甚至连一篇小说要写多长，大致写多少个字，她几乎都心中有数。第四点，匠人的劳动是缜密的、讲究逻辑的劳动，也是理性的劳动。一把椅子或一口箱子的约定俗成，对一个木匠来说有一定的规定性，他不能胡乱来，不可违背逻辑，更不可能把椅子做成箱子，或把箱子做成椅子。在王安忆对我的一篇小说的分析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逻辑的动力的说法，第一次听说写小说还要讲究逻辑。此后，我又多次在她的文章里看到她对逻辑重要性的强调。在和张新颖的谈话里，她肯定地说：“生活的逻辑是很强大严密的，你必须掌握了逻辑才可能表现生活的演进。逻辑是很重要的，做起来很辛苦，做起来真的很辛苦。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你要不断问自己为什么，这是很严格的事情，这就是小说的想象力，它必须遵守生活的纪律，按着纪律推进，推到多远就看你的想象力的能量。”

以上四点，我试图用王安忆的劳动和作品阐释一下她的观点。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问题在于，工匠的劳动是不是保守的？机械的？死板的？墨守成规的？会不会影响感性的鲜活，情感的参与，灵感的暴发，无意识的发挥？一句话，工匠式的劳动是不是会拒绝神来之笔？我的看法是，一切创造都是从劳动中得来的，不劳动什么都没有。换句话说，写就是一切，只有在写的过程中，我们才会激活记忆，调动感情，启发灵感。只有在有意识的追求中，无意识的东西才会乘风而来。所谓神来之笔，都是艰苦劳动的结果，积之在平日，得之在俄顷。工匠式的劳动无非是把劳动提高了一个等级，它强调了劳动的技术性，操作性，审美性，严肃性，专业性和持恒性。这种劳动方式不但不保守，不机械，不死板，不墨守成规，恰恰是为了打破这些东西。王安忆的大量情感饱满、飞扬灵动的作品，证明着我的看法不是瞎说。

但有些事情我不能明白，安忆她凭什么那么能吃苦？如果说我能吃点苦，这比较容易理解。我生在贫苦家庭，从小缺吃少穿，三年困难时期饿成了大头细脖子。长大成人后又种过地，打过石头，挖过煤，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我打下了受苦的底子，写作之苦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苦。如果我为写作的事叫苦，知道我底细的人一定会骂我烧包。而安忆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家里连保姆都有。应该说安忆从小的生活是优裕的，她至少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书看。就算她到安徽农村插过一段时间队，她母亲给她带的还有钱，那也算不上吃苦吧。可安忆后来表现出来的吃苦精神不能不让我佩服。1993年春天，她要到北京写作，让我帮她租一间房子。那房子不算旧，居住所需的东西却缺东少西。没有椅子，我从我的办公室给她搬去一把椅子。窗子上没有窗帘，我把办公室的窗帘取下来，给她的窗子挂上。房间里有一只暖瓶，却没有瓶塞。我和她去商店问了好几个营业员，都没有买到瓶塞。她只好另买了一只暖瓶。我和妻子给她送去了锅碗瓢盆勺，还有大米和香油，她自己买了一些方便面，她的写作生活就开始了。屋里没有电视机，写作之余，她只能看看书，或到街上买一张隔天的《新民晚报》看看。屋里没有电话，那时移动电话尚未普及，她几乎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安忆在北京有不少作家朋友，为了减少聚会，专心写作，她没有主动和朋友联系。她像是在“自讨苦吃”，或者说有意考验一下自己吃苦的能力。她说她就是想尝试一下独处的写作方式，看看这种写作方式的效果如何。她写啊写啊，有时连饭都忘了吃。中午，我偶尔给她送去一盒盒饭，她很快就把饭吃完了，吃完饭再接着写。她过的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我觉得她有些对不住自己。就这样，从四月中旬到六月初，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她写完了两部中篇小说。她之所以如此能吃苦，我还是从她的文章里找到了答案。安忆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有评论家把她与别的作家比，她说她没有什么，她就是比别人对写作更喜欢一些。有人不是真正喜欢，也有人一开始喜欢，后来不喜欢了，而她，始终如一地喜欢。她说：“我感到我喜欢写，别的我就没觉得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就这点不同：写作是一种乐趣，我是从小就觉得写作是种乐趣，没有改变。”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写作是安忆的主要生活方式，她对写作的热爱和热情，是她的主要感情，同时，写作也是她获得幸福和快乐的主要源泉。安忆得到的快乐是想象和创造的快乐。一个世界本来不存在，经过她的想象和创造，平地起楼似的，就存在了，而且又是那么具体，那么真实，那么美好，由此她得到莫大的快乐和享受。与得到的快乐和享受相比，她受点儿苦就不算什么了。相反，受点儿苦仿佛增加了快乐的分量，使快乐有了更多的附加值。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创作习惯，安忆的习惯对她的写作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我就不多说了。我只知道，她习惯在一个大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作，在笔记本上写完了，再用方格纸抄下来，一边抄，一边润色。抄下来的稿子其实是她的第二稿。她写作不怎么熬夜，一般都是在上午写作。她觉得上午是她精力最充沛的时候，也是她才思最敏捷的时候。在整个上午，她又觉得从十一点到十二点左右这个时间段创作状态最好。她还有一个习惯，可能是她特有的，也极少为人所知。她写作时，习惯在旁边放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些句子。在北京创作中篇小说《香港的情与爱》期间，我见她写下的其中一句话是“香港是个大邂逅”，这句话在黑板上保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不知用意何在。小黑板很难找，我问她为什么非要一个小黑板呢？她说没什么，每写一篇小说，她习惯在黑板上写几句提示性的话。习惯是不可以改变的，我只好想方设法尊重她的习惯。

王安忆这样热爱写作，那么我们假设一下，她不写会怎样？或者说不让她写了会怎样？1997年夏天，我和王安忆、刘恒我们三家一块去了一趟五台山，后来我一直想约他们两个到河南看看。王安忆没去过中岳嵩山的少林寺，也没看过洛阳的龙门石窟，她很想去看看。2008年9月中旬，我终于跟河南有关方面说好了，由他们负责接待我们。我给王安忆打电话时，她没在家，是她的先生李章接的电话。我说了请他们一块儿去河南，李章说：“安忆刚从外地回来，她该写东西了。”李章又说：“安忆跟你一样，不写东西不行。”我？我不写东西不行吗？我可比不上王安忆，我玩心大，人家一叫我外出采风，那个地方我又没去过，我就跟人家走了。我对李章说，我跟刘恒已经约好了，让李章好好跟安忆说说，还是一块儿去吧。我说我对安忆有承诺，如果她去不成河南，我的承诺就不能实现。李章说，等安忆一回来，他就跟她说。第二天我给安忆打电话，她到底还是放弃了河南之行。安忆是有主意的人，她一旦打定了主意，任何劝说都是无用的。为了写作，王安忆放弃了很多活动。不但在众多采风活动中看不到她的身影，就连她得了一些文学奖，她都不去参加颁奖会。2001年12月，王安忆刚当选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时，她一时有些惶恐，甚至觉得当作协主席是一步险棋。她担心这一职务会占用她的时间，分散她的精力，影响她的写作。她确实看到了，一些同辈的作家当上这主席那主席后，作品数量大大减少，她认为这是一个教训。在发表就职演说时，她说她还要坚持写作，因为写作是她的第一生活，也是她比较能胜任的工作，假若没有写作，她这个人便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了。当上作协主席的第一年，她抓时间抓得特别紧，写东西也比往年多，几乎有些拼命地意思。当成果证明当主席并没有耽误写作时，她似乎才松了一口气。我估计，王安忆每天给自己规定的有一定的写作任务，完成了任务，她就心情愉悦，看天天高，看云云淡，吃饭饭香，睡觉觉美。就觉得自己对得起自己，自己对自己有了交代，看电视就能够定下心来，看得进去。要是完不成任务呢，她会觉得很难受，诸事无心，自己就跟自己过不去。作为一个承担着一定社会义务的作家，王安忆有时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她本打算坐下来写作，却被别的事情干扰了，这时她的心情会很糟糕，好像整个人生都虚度了一样。人说发展是硬道理，对王安忆来说，写作才是硬道理，不写作就没有道理。在我所看到的有限的对古今中外的作家介绍里，就对写作的热爱程度而言，王安忆有点像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把写作看成正常的状态，不写作就是非正常状态，就是平庸的状态。托尔斯泰在一则日记里提到，因为生病，他一星期没能写作。他骂自己无聊，懒惰，说一个精神高贵的人不容许自己这么长时间处于平庸状态。和我们中国的作家相比，就思想劳作的勤奋和强度而言，王安忆有点像鲁迅。鲁迅先生长期在上海写作，王安忆在上海写作的时间比鲁迅还要长，而且王安忆的写作还将继续下去。王安忆跟我说过，中国的作家，鲁迅的作品是最好的，她最爱读鲁迅。王安忆继承了鲁迅的刻苦，耐劳，也继承了鲁迅的思想精神。王安忆通过自己的思想劳作，不断发出与众不同的清醒的声音。写作是王安忆的第一需要，也是她生命的根基，如果不让她写作，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做这样的假设为好。

写作是王安忆的精神运动，也是身体运动；是心理需要，也是生理需要。她说写作对人的身体有好处，经常写作就身体健康，血流通畅，神清气爽，连气色都好了。她说你看，经常写作的人很少患老年痴呆症的，而且多数比较长寿。否则的话，就心情焦躁，精神萎顿，对身体不利。我不止一次听她说过，写作这个东西对体力也有要求，体力不好写作很难持久。她以苏童和迟子建为例，说他们之所以写得多，写得好，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的身体比较壮实，好像食量也比较大，精力旺盛，元气充沛。我很赞同安忆的说法，并且与她有着相同的体会。我想不论是精神运动，还是身体运动，其实都是血液的运动。写作时大脑需要氧气，而源源不断供给大脑氧气的就是血液。大脑需要的氧气多，运载氧气的血液就得多拉快跑，保证供应。血流加快了，等于促进了人体内的血液循环，对人的健康当然有好处。拿我自己来说，如果一时找不到好的写作入口，一时进入不到写作的状态，我就头昏脑涨，光想睡觉。一旦找到写作的题目，并进入了写作的状态，我的精神头就提起来了，心情马上就好了，看什么都觉得可爱。我跟我妻子说笑话：“刘庆邦真是个苦命的人哪！”我妻子说：“你要是觉得苦，你就别写了。”我说：“那可不行！”

朋友们可能注意到了，我翻来覆去说的都是安忆的写作，写作，没有涉及到她的作品，没有具体评论她的任何一篇小说。我的理论水平比较低，没有评论她作品的能力，这点儿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一个高人评论一个低人的小说，一不小心就把低人的小说评高了。而一个低人评论一个高人的小说呢，哪怕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所评仍然达不到高人的小说水平应有的高度。王安忆的小说都是心灵化的，她的小说故事都发生在心理的时间内，似乎已经脱离了尘世的时间。她在心灵深处走得又那么远，很少有人能跟得上她的步伐。别说是我了，连一些评论家都很少评论她的小说。在文坛，大家公认王安忆的小说越写越好，王安忆现在是真正的孤独，真正的曲高和寡。有一次朋友们聚会喝酒，莫言、刘震云、王朔纷纷跟王安忆开玩笑。王朔说：“安忆，我们就不明白，你的小说为什么一直写得那么好呢？你把大家甩得太远了，连个比翼齐飞的都没有，你不觉得孤单吗！”王安忆有些不好意思，她说不不不。不知怎么又说到冰心，说冰心在文坛有不少干儿子。震云对王安忆说：“安忆，等你成了安忆老人的时候，你的干儿子比冰心还要多。”我看王安忆更不好意思了，她笑着说：“你们不要乱说，不要跟我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