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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辑乡情02（第1页）

我记起小时候有一次拾豆子的事。夜里下了雨，第二天一早，母亲就把我和两个姐姐喊起来，让我们到西南地里去拾豆子。天气阴冷，不时还有雨丝飘下来。我们身上直打哆嗦。到地里拾豆子的小孩子恐怕有几十个，我们一来到地里，一看到被雨水淋得膨胀起来的豆子，就把冷忘记了。我那天拾的豆子并不多，该回家吃早饭时，我拾到的豆粒只有半茶缸。而我的两个姐姐提的是竹篮子，她们拾到了豆子都比我多得多。母亲看到了会不会嫌我拾得少呢？我想了一个办法，用我拾到的豆粒，和村里的一个小伙伴交换了一些豆角子。我把占地方的豆角子垫在茶缸子下面，把豆粒盖在上面，这样一来，从表面看，豆粒几乎是一茶缸，就显得多了。湿豆子需要晾，两个姐姐一回到家，就把拾到的豆子倒在堂屋当门的地上了。尽管我把拾到的豆子跟两个姐姐拾到了豆子倒在了一起，我弄虚作假的事还是被母亲发现了。

母亲很生气，认为我做下了一件错事，还是严重的错事。母亲说我从小就这么不诚实，长大了不知怎么哄人呢。为了让我记住这次教训，母亲不仅严厉地吵了我，我对我作了处罚，不许我吃早饭。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过去，只要一看到豆子，或只要一提到豆子，我都会联想起这件事。在地里拾豆子，我又对妻子讲起了这件事。母亲已去世多年，一说到母亲，我眼里顿时泪花花的。

我和妻子心里都清楚，我们踩着湿地在地里拾豆子，并不是因为我们家缺豆子。人家送给我们挺好的豆子，我们拿回家就放下了，老是想不起来吃。我们不在意豆子本身的价值，我们拾起的是记忆，是乐趣，是童心，是一种比豆子富贵得多的精神性的东西。

话虽然这么说，这次我和妻子共同拾回的半塑料袋子豆子，我可舍不得随手丢弃。把豆子拿回家，我用清水洗了两遍，当晚熬粥时，就把豆子放到锅里去了。您别说，自己拾回的豆子吃起来就是香。

2011年11月3日于北京和平里

石榴落了一地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是我祖父亲手栽下的。祖父已下世五十多年，石榴树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吧。几十年来，我家的房子已先后翻盖过三次，每次翻盖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不是往后坐，就是往西移。不动的是那棵石榴树，它始终坚守在原来的地方。石榴树成了我们兄弟姐妹对老家记忆的坐标，以坐标为依据，我们才能回忆起原来的房子门口在哪里，窗户在哪里。当然，石榴树带给我们的回忆还很多，恐怕比夏天开的花朵和秋天结的果子还要多。

自从母亲2003年初春去世后，我们家的房子就成了空房子，院子里的花草树木再也无人管理。好在石榴树是皮实的，有着很强的自理能力，它无须别人为它浇水，施肥，打药，一切顺乎自然，该发芽时发芽，该开花时开花，该结果时结果，什么都不耽误。我们家的石榴被称为铜皮子石榴。所谓铜皮子，是指石榴成熟后皮子呈铜黄色，还有一些泛红，胭脂红。而且，石榴的皮子比较薄，薄得似乎能看出石榴籽儿凸起的颗粒。把石榴掰开来看，里面的石榴籽儿满满当当，晶莹得像红宝石一样，真是喜人。我们家的石榴汁液饱满，甜而不酸，还未入口，已让人满口生津。小时候吃我们家的石榴，我从来不吐核儿，都是连核儿一块儿嚼碎了吃。石榴核儿的香，是一种特殊的内敛的清香，只有连核儿一块儿吃，才能品味到这种清香。

母亲知道我爱吃石榴，老人家在世时，每年把石榴摘下，都会挑几颗最大的留下来，包在棉花里，或埋在小麦茓子里，等我回家去吃。有一年，母亲从老家来北京，还特地给我捎了两颗石榴。石榴是耐放的果实，母亲捎给我的石榴，皮子虽说有些干了，但里面的石榴籽儿还是一咬一兜水，让人吃在嘴里，甜在心里。

院子的大门常年锁着，石榴成熟了，一直没人采摘，会是什么样子呢？2011年秋后的一天，我回到老家，掏出钥匙打开院子的大门，一进院子，就把忠于职守的石榴树看到了。那天下着秋雨，雨下得还不小，平房顶上探出的两根排水管下面形成了两道水柱，流得哗哗的。我没有马上进屋，站在雨地里，注目对石榴树看了一会儿。石榴树似乎也认出了我，仿佛在我说：你回来了！我说：是的，我回来了！想到我以前回家，都是母亲跟我打招呼，而现在迎接我的只有这棵石榴树，我的双眼一下子涌满了泪水。我看到了，整棵石榴树被秋雨淋得湿漉漉的，像是沾满了游子的眼泪。石榴树的叶子差不多落完了，只有很少的几片叶子在雨点的作用下簌簌抖动。石榴树的枝条无拘无束地伸展着，枝条上挂着一串串水晶样的水珠。我同时看到了，一些石榴还在树上挂着，只是石榴的皮子张开着，石榴已变成了一只只空壳。那些变成空壳的石榴让我联想起一种盛开的花朵，像什么花朵呢？对了，像玉兰花，玉兰花开放时，花朵才会这样大。不用说，这些空壳都是小鸟儿们造成的。有一些石榴成熟时会裂开，这为小鸟儿吃石榴籽儿提供了方便。就算大多数石榴不裂开，小鸟儿尖利的喙把石榴啄开也不是什么难事。不难想象，小鸟儿们互相转告了石榴成熟的信息，就争先恐后地飞到我们家院子里来了。它们当中有喜鹊、斑鸠、麻雀，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鸟儿。众鸟儿欢快地叫着，且吃且舞，如同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它们对无人看管的石榴不是很爱惜，吃得不是很节约。有的把一颗石榴吃了一半，就不吃了。有的踩在石榴上玩耍，把石榴蹬得落在地上，就不管了。

往石榴树下看，落在地上的石榴更多，可以说是落了一地。石榴的皮都敞开着，可见都被小鸟儿吃过。那些铺陈在地上的石榴不是同一时间落下来的，因为有的石榴皮已经发黑，有的还新鲜着。所有新鲜的石榴皮里，都嵌有一些石榴籽儿。在雨水的浸泡里，那些玉红色的石榴籽儿没有马上变白变糟，在成窝儿的雨水的凸透作用下，似乎被放大了璀璨的效果。可以设想，这些石榴如及时采摘，恐怕装满两三竹篮不成问题。因无人采摘，只能任它们落在地上。在我为落地的石榴惋惜之时，又有一只喜鹊翩然飞来，落在石榴树上。喜鹊大概发现石榴树的主人回来了，似乎有些意外，并有些不好意思，把树枝一蹬，展翅飞走了。

第二天上午，雨停了。我拿起铁锨，开始清理落在地上的石榴。落在地上的不仅有石榴，还有枯叶。那些枯叶有大片的桐树叶、杨树叶，还有小片的椿树叶、槐树叶、竹叶和石榴叶等，至少积累有两三层。最下面的树叶已经发黑，腐烂；中间层的叶片尚且完整；最上面的石榴叶还是金黄的颜色。我家院子的地面没有用水泥打地坪，而是用一块块整砖铺成的。让我没想到的是，道道砖缝里竟长出了不少野菜，那些新生的野菜叶片肥肥的，碧绿碧绿的，跟几乎零落成泥的枯叶形成鲜明对照。那些厚厚的、软软的东西很好清理，我用铁锨贴着地面一铲，就铲起满满一锨。如把这些包括石榴、枯叶和野菜在内的东西集中在一起，会堆起不小的一堆。我把这些东西堆到哪里去呢？我想了想，就把它们堆在石榴树的根部吧。它们会变成腐殖土，会变成肥料，对保护石榴树的根是有利的。

我只在家里住了两天，就辞别石榴树，锁上院子的门，离开了老家。我确信，到了明年，石榴树会照常发芽，照常开花，照常结果。不管有没有人欣赏它，它光彩烁烁的红花仍然会开满一树。不管有没有人采摘石榴，它照样会结得硕果累累，压弯枝头。

2011年12月29日于北京和平里

端　灯

从童年到青年，我在河南农村老家生活了十九年。在我离开老家之前，我们家照明一直使用煤油煤。这种灯是用废旧墨水玻璃瓶制成的，瓶口盖着一个圆的薄铁片，铁片中间嵌着一根细铁管，铁管里续进草纸或棉线做成的灯捻子，煤油通过灯捻子沁上去，灯就可以点燃了。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家的灯头总是很小，恐怕比一粒黄豆大不了多少。“黄豆”在灯口上方玩杂技般的顶着，颤颤的，摇摇的，像是随时会滚落，灯像是随时会熄灭。可灯头再小也是灯，它带给我们家的光明是显而易见的。吃晚饭时，灶屋里亮着灯，我们才会顺利地走到锅边去盛饭，饭勺才不至于挖到锅台上。母亲在大雪飘飘的冬夜里纺线，因灯在地上的纺车怀里放着，我们躺在床上，就能看到纺车轮子的巨大影子在房顶来回滚动。

关于灯，我还听母亲和姐姐说过一些谜语，比如：一头大老犍，铺三间，盖三间，尾巴还在门外边。再比如：一只黑老鸹，嘴里衔着一朵小黄花，灯灯灯，就不对你说。这些谜语都很好玩，都够我猜半天的，给我的童年增添不少乐趣。

最有趣的事情要数端灯。

为省油起见，我们家平日只备一盏灯。灯有时在灶屋用，有时在堂屋用；有时在外间屋用，有时在里间屋用，这样就需要把灯移来移去，移灯的过程就是端灯的过程。从外间屋往里间屋端灯比较容易，因为屋里没风，不用担心灯会被风吹灭。而从灶屋往堂屋端灯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家的灶屋在堂屋对面，离堂屋有二十多米远。从灶屋把灯端出来，要从南到北走过整个院子，才能把灯端到堂屋。当然了，倘是把灯在灶屋吹灭，端到堂屋再点上，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可如果那样的话，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关键是要把明着的灯从灶屋端到堂屋，而且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不间断，这就让人难忘了。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母亲这样端灯是为了每天省下一根火柴，我是用游戏的眼光看待这件事情，觉得母亲大概是为了好玩，为了在我们面前显示她端灯的技术。的确，母亲端灯的技术是很高明的。她一只手瓦起来，遮护着灯头，一只手端着灯瓶子，照直朝堂屋门口走去。母亲既不看灯头，也不看地面，眼睛越过灯光，只使劲向堂屋门口的方向看着，走得不急不缓，稳稳当当。这时灯光把母亲的身影照得异常高大，母亲仿佛成了顶天立地的一位巨人。母亲跨进堂屋的那一刻，灯头是忽闪了几下，但它终究没有灭掉，灯的光亮直接得到延续。

刮风天或下雪天，端灯要困难一些。母亲的办法是解开棉袄大襟子下面的扣子，把灯头掩藏在大襟子里面，以遮风蔽雪。风把母亲的头发吹得飘扬起来，雪花落在母亲肩头，可小小的灯头却在母亲怀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我的大姐和二姐也会端灯，只是不如母亲端得好。她们手上端着灯，脚下探摸着，走得小心翼翼。她们生怕脚下绊上盛草的筐子，拴羊的绳子，或是我们家堂屋门口的那几层台阶。要是万一摔倒了，不光灯要灭，煤油要洒，说不定整个灯都会摔碎。那样的话，我们家的损失就大了。我注意到，大姐和二姐端灯时，神情都十分专注，严肃，绝不说话，更不左顾右盼。她们把灯端到指定位置，手从灯头旁拿开，脸上才露出轻松的微笑。

我也要端灯。在一次晚饭后，锅刷完了，灶屋的一切都收拾利索了，我提出了端灯的要求，并抢先把灯端在手里。大姐二姐都不让我端，她们认为，我出门走不了几步，灯就得灭。我不服气，坚持要端。这时候，我仍不知道把灯端来端去的目的是为了节省火柴。母亲发话，让我端一下试试。

我模仿大姐二姐的姿势，先把端灯的手部动作在灶屋里做好，固定住，才慢慢地向门外移动。我觉得院子里没什么风，不料一出门口，灯头就开始忽闪。我顿感紧张，赶紧停下来看着灯头，照顾灯头。我的眼睛一看灯头不要紧，四周黑得跟无底洞一样，什么都看不见了。待灯头稍事稳定，我继续往前走时，禁不住斧头瞅了一下地面。地面还没瞅到，灯头又忽闪起来，这次忽闪得更厉害，灯头的小腰乱扭一气，像是在挣扎。我哎着哎着，灯头到底还是没保住，一下子灭掉了。

大姐埋怨我，说你看你看，不让你端，你非要端，又得费一根火柴。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端灯的事是和节省火柴联系在一起的。母亲没有埋怨我，而是帮我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们家每天省一根火柴，一月就能省三十根，一盒火柴二分钱，总共不过五六十根，省下三十根火柴，就等于省下一分钱。一分钱是不多，可少一分钱人家就不卖给你火柴啊！听了母亲算的账，我知道了端灯的事不是闹着玩的，它是过日子的一部分。我们那里形容一个人会过日子，说恨不能把一分钱掰成两瓣花。而我们的母亲呢，却把一分钱分成了二十瓣，三十瓣，每一瓣都代表着一根火柴。我为自己浪费了一根火柴深感惭愧。

我感到欣慰的是，后来我终于学会了端灯。当我第一次把燃着的灯完好地从灶屋端到堂屋时，那种油然而生的成功感是不言而喻的。

2001年10月26日于北京

烟的往事

20世纪70年代，我在河南新密煤矿当工人时，每年都有十二天的探亲假。只要回家探亲，有两样东西是必须带的，一是烟卷儿，二是糖块儿。烟卷儿是敬给爷爷、叔叔们抽，糖块儿是发给孩子们吃。那时我们村在外边工作的人很少，我一回家，村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愿意到我家跟我说话。他们听我讲讲外面的事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也不必讳言，他们为的是能抽到烟卷儿，改善一下抽烟的生活。我们村的成年男人差不多都抽烟，但谁都抽不起烟卷儿。他们把烟卷儿说成是洋烟，说洋烟，好家伙，那可不是有嘴就能抽到的。平日里，他们用烟袋锅子抽旱烟，或把揉碎的烟末撒在纸片上，卷成“一头拧”，安在嘴上抽。我回家探亲，等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为数不多的抽洋烟的机会，或许他们都不愿错过这个机会。为了省钱，我自己不怎么抽烟，但我回家必须带足够的烟。

我乐意带烟给乡亲们抽。他们来我家抽烟，是看得起我，跟我不外气。我是拿工资的人，买几条烟我还是舍得的。我的小小的虚荣心让我变得有些大方，我手拿烟盒，一遍又一遍给他们散烟。我家的堂屋里老是烟雾腾腾，烟头子一会儿就扔满一地。我父亲也抽烟，而且烟瘾很大。然而在我9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父亲没有抽过儿子买的一颗烟。我给乡亲们上烟，权当他们代我父亲抽吧！

有一个梦，我不知道重复过多少遍。梦到我回家探亲，刚走到村头，就遇见了一个爷爷或一个叔叔。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给人家掏烟。我掏遍全身的口袋，竟没有掏出烟来。坏了，我忘记带烟了。我顿觉自己非常无礼，也非常难堪，有些无地自容的意思。我同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吃惊，以至惊出了一身汗。好在吃惊之后我就醒过来了，知道自己并没有做错事。这个梦让我明白，回家带烟的事是上了梦境的，可见我对此事多么重视。这个梦也一再提醒我，回老家千万别忘了带烟。

那时回家探亲，不能在家里闲着，还要下地和社员们一块儿干活儿。下地干活儿时，我也要带上烟，趁工间休息把烟掏给大伙儿抽。有一次，我掏出一整盒烟卷儿散了一圈儿，散到哑巴跟前时，烟没有了，独独缺了应给哑巴的一颗。哑巴眼巴巴地看着我，等着我给他发烟。哑巴又哑又聋，我无法跟他解释。我把空烟盒在手里攥巴攥巴，意思是告诉他：对不起，烟没有了。可是，哑巴仍看着我手里攥成一团的烟盒。我只好把空烟盒扔在地上。让我没想到的是，哑巴一个箭步跳过去，把烟盒拣了起来，并把烟盒拆成烟纸，拿手掌抚平，装进口袋里。我知道了，对于哑巴来说，烟纸也是好东西，他可以把烟纸裁成纸片卷烟末抽。

我回老家带的烟，不一定是最好的。有老乡告诉我，老家的人抽惯了原烟，粗烟，带给他们的烟卷儿越好，他们抽起来越觉得没劲儿，不过瘾，只带一般的烟卷儿就行了。可是，我每次回老家，还是尽量买好一些的烟，从价钱上衡量，至少是中档以上的水平吧。我听说，谁回家带了什么牌子的烟，乡亲们是互相传告的，我带好一些的烟给乡亲们抽，不说别的，自己面子上会好看些。

有一年春天，我再次回老家看望母亲。有一个远门子的四爷向我提出，下次回来能不能给他带一盒中华烟。他把中华烟叫成大中华，说他听说大中华是中国最好的烟，可从来没抽过，要是能抽上一颗大中华，这一辈子才算没有白活。四爷抽了我带回去的烟卷儿不够，还点着名牌跟我要烟，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但听他对中华烟如此看重，我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我答应得不是很痛快，说只能买一下试试。

母亲看不惯四爷张口跟我要烟，要我不要搭理他。母亲还说，四爷为人粗暴，先后娶过两个老婆，都被他打跑了。对这样的人，不能信着他的意儿，不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说，四爷是一个长辈，当着那么多人，我不能让他把话掉在地上。至于能不能买到中华烟，我可没有把握，能买到就买，实在买不到，我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