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还并不仅仅因为安徒生在童话中吸收民间口语,而被上层学院派和御用作家视为“别字连篇”,没有“文化品位”。
实际上,刺痛整个上层社会的,是安徒生作品的题材大多反映了下层劳苦大众的生活,他的作品就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半农奴制黑暗社会的悲惨现实。像《皇帝的新装》《夜莺》,对王室贵族的讽刺岂能不使被讽刺者如芒在背?以《卖火柴的小女孩》为代表的作品不仅仅是童话,也不仅仅揭露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中下层劳动人民的困苦挣扎,关键还在于安徒生的童话、小说、故事,如《老单身汉的睡帽》《她是一个废物》《沙丘的故事》《柳树下的梦》《依卜和小克里斯玎》《牧猪人》等,那些他所描述的渔人、小店员、船夫、小手艺人、农夫结局的无比凄惨,是他不得不提出的一个触及社会黑暗的疑问。
尽管他让卖火柴的小女孩在饥寒交迫中死后灵魂升到天国,但这样的结局他自己也无比痛苦——因为血淋淋的现实使他无法逃避。安徒生曾是上帝的信徒,但在他的晚年,他对上帝的信心不得不开始动摇。《冰姑娘》中的一段话,未尝不是安徒生对上帝的绝望:“多残酷啊!……为什么刚刚在我们的幸福快要到来的时刻死去呢?啊,上帝啊,请您解释一下!请您开导我的心吧!我不懂得您的用意,我在您的威力和智慧下找不到线索!”
大概,直到安徒生离开人世,他也未能找到这个改变社会的“线索”,但是安徒生一直从未停止过鞭挞丑恶、歌颂善良。尤其他晚年的童话作品,更加直面现实,着力描述底层人民的悲苦命运,揭露不平等社会的阴暗和人世的不平。但是他始终未提出改变社会的“线索”;这,大概也是他作品中不断流露出忧郁、低沉基调的原因吧!
安徒生在《甲虫》中借小甲虫之口,强烈呐喊:“我现在可以认识这个世界了,这是一个悲惨的世界!”多么愤世嫉俗,又是多么无奈!这,正表达了他对统治者何等强烈的憎恨!
安徒生,这个被上层社会视为出身“卑贱”的人,从来不曾改变对统治者的讥讽和嘲笑,哪怕在他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之后。丹麦国王曾特邀他到王宫赴宴,极其热情地请他品尝“红色的苹果布丁”,安徒生却加以婉拒,说已在路上吃过饭了,因为他已经准备了午饭篮子。国王又恼又嗔:“你到王宫里来,还带个午饭篮子,这不好吧?”而对于人民的苦难、智慧和高尚的品质,他却至死都用心在同情和赞颂。《海的女儿》《丑小鸭》《野天鹅》《光荣的荆棘路》《老头子的心事总是对的》……他对那些拥有勇敢舍身追求理想、忍痛援助他人、蔑视金钱珍爱真情、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等高尚品质的人们的感情,我们今天读来仍然会被深深地感动。
“为了争取未来的一代”,安徒生生前几乎每年圣诞节都要为孩子们贡献出一本童话故事集。我想,他至死都未曾放弃让世界充满爱的崇高理念。
我们需要体验安徒生的童话世界,当然也不要忘了这个世界还不是真正的童话世界。不要只在安徒生的诞生日才想起读他的童话吧!什么时候,享有“福分”的人们才能在美好世界的各个角落幸福而祥和地互相祝愿:“各位,早晨好!”
百年海明威
传奇的海明威诞生到这个世界已逾百年。
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像海明威那样经受过如此之多的痛苦和磨难:他以红十字会员和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身上中了237块弹片,头部缝过57针;在非洲两度所乘飞机失事,五次经历过脑震荡;他的视力近乎失明,长年患有肝病、糖尿病、肾病和严重的皮肤病;无数次受伤还使他患有焦虑症和忧郁症。
对于他所经历过的痛苦磨难,世人是知之甚少的,人们崇拜这位挂满桂冠的战地英雄,登上诺贝尔文学奖宝座的伟大作家,对这位捕猎能手、饮酒英雄和美国硬汉五体投地。但又有谁能知道他心中的痛苦和孤独?
在海明威的小说中,反复出现斗牛、战争、拳击、狩猎、捕鱼等主题,这些主题都是力量的象征。海明威自认“一辈子所能写得最好的一部作品”——《老人与海》,桑提亚哥在海上两天两夜惊心动魄地与大自然的搏斗,寓意了人的英雄主义本能的伟大力量。
老人获得的毫无任何胜利意义的鱼骨架,恰恰寓意了人的精神上的胜利。这与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的本能是热爱生命,海明威的自杀反证他对生命、对生活应该是无限的眷恋。
人们对自杀往往视之为懦夫的行为。其实,人的性格决定对于人生生死取舍会走向两种终极:一是顽强地适应、生存、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二是经过痛苦的煎熬和抉择,结束痛苦和磨难。《老人与海》中的老人说过:“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人能够被毁灭,但是不能够被打败。”这句话似乎是海明威对人生取舍的自白。海明威的父亲因为不堪疾病的折磨而饮弹自杀,海明威曾视之为懦夫的行为。而他在自己的晚年也同样走向了这个悲剧性的结局。
为什么会有如此惨烈的结局?人们往往注意到海明威被疾病所折磨的痛苦,而忽略了他思想、文笔被折磨的煎熬。海明威的最后一次飞机失事,脑部的脑浆都撞流了出来,两处脊椎盘破裂,肝脏和一只肾破损,从而给他留下了头晕脑涨、视线不清、听觉不灵的后遗症。他的写作受到了严重影响。晚年他接受11万字约稿文章,竟写出了12万字。在需要大幅删改后,工作了近一个月,只删掉了530个字!他的眼睛再也看不清东西了。疾病使他不堪重负。他需要给读留下完美,留下男性的强悍、坚韧、勇敢、壮烈;他不是不敢于承受痛苦,而是要敢于蔑视死亡。
谁也不能否认,人是留恋生命的。人的坚强是有限度的,往往最终承受不住致命的打击和坎坷的缠绕。结束生命并不证明不珍爱生命。关键在于英雄和智者决不能被磨难所毁灭,这,应该是海明威的抉择吧?
有时我想,敢于饮着威士忌,用一条小艇和手榴弹渴望与德军潜艇决战的海明威,还会惧怕小小的病痛吗?在西班牙内战的烽火中,他对尸横遍野已经司空见惯,对于死亡,他应该是谈笑自若的吧?
在我已读过的海明威传记中,极少提及麦卡锡主义对他的迫害,我以为这是促使海明威对他所热爱的、“太阳照样升起”的社会彻底告别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人们不可能再有机会去体验海明威的经历,也无法企及海明威的精神世界。但是,我们可以去寻找男子汉,体验阳刚、磨难和痛苦,蔑视死亡、坎坷和污染,在精神世界中永远战胜自己,不被打败。其实,“胜者无所得”,留给后来的只有百年的海明威,永远的海明威……
勿忘契诃夫
被列夫·托尔斯泰誉为“俄国散文的普希金”——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和戏剧家安东·契诃夫离开这个世纪已经百余年了。在那个他痛感“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的年代,死于肺结核的契诃夫,年仅44岁。他在逝世前赶写出的话剧《樱桃园》由他的夫人克尼碧尔首演于莫斯科,半年后契诃夫离开人世。
现在还有人读契诃夫的小说吗?还有多少人能感受到这样一位有着独立思想、同情下层劳动人民、鞭挞黑暗专制制度、创作态度极为严肃的知识分子作家的价值?据说,如今的俄罗斯似乎已经不太有人提起契诃夫了。在中国,如果不是中学课本收进了他的经典作品《变色龙》《万卡》《套中人》,还会有人去感受契诃夫对人民疾苦的强烈同情的炽热情感吗?普希金说过:“我的无法收买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契诃夫也一样,他的声音其实是那个黑暗年代发出的最明亮的光芒。
契诃夫出身于商人家庭,后来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他本可以成为一个举止优雅和收入丰厚的医生,但是他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从中学时代他就接受了民主主义的影响,从20岁起从事文学创作。他已不满足为最黑暗、最愚昧的农奴制俄国的人民诊疗肉体上的疾病。
契诃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完全抛弃了商人之家的市侩气,自觉地将自己与人民联系在一起。他的名言是:“如果我是个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初登文坛的契诃夫也曾写过不少幽默轻松的搞笑小品,但他最终抛弃了这种无聊的创作。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开始用文学抨击专制、剥削给下层劳动人民带来的榨取、痛苦和磨难,并且在《柔弱的人》中,已闪烁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光芒。对最黑暗制度下的贫困群体,揭示他们的苦难和痛苦,应该是契诃夫小说的最伟大的成就,他的《苦恼》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他内心真正地把揭示人民的苦难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难怪英国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宣称,她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一篇契诃夫的《苦恼》!
19世纪末的俄国处于农奴制的黑暗年代,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往往麻木不仁,寻求精神麻醉,要么被颓唐的社会腐蚀成以赚钱为最高追求的吸血者,要么竟与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同流合污成为帮凶。只有契诃夫在不倦地探索着知识分子自身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维系着知识分子良知的防线,同时用他那支犀利的笔剖析着伪知识分子的庸俗、伪善与丑恶。
人类良知的火炬还会在像契诃夫手里那样高擎而熊熊燃烧吗?
契诃夫的名言何等掷地有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垃圾文学、帮闲小品、无病呻吟的伪文化和洋奴艺术,甚至连西方社会也不屑一顾的腐朽艺术、颓废文化,在今天的商品消费文化时代泛滥成灾。这,难道不应该在纪念契诃夫的同时引起人们的反思吗?我们现在一些所谓媒体极力炒作的“文学”之类离现实相去甚远,鲜有深刻的、真正能反映占我们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生存境遇的现实主义作品问世。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过:“思想形成人的伟大。”契诃夫在痛苦的创作历程中,不会去与出版商讨论版税的比例;他在抨击专制社会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压榨和欺侮时,不会去想到炒作、包装和拉选票;他在以文学的方式关怀社会时,不会想到名车别墅、醇酒妇人,而仅仅是自觉履行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作家的良知。
尽管契诃夫生前没有看到他所憎恶的社会制度的灭亡,但这并不妨碍他的理想与良知通过其伟大的作品流传久远,影响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们为社会的不断进步、美好而筚路蓝缕,这是一条艰难的布满荆棘的崎岖之路,唯其如此,才更成为我们在今天重申勿忘契诃夫的意义所在。
契诃夫墓前的芳草已萋萋百年,但他的精神、人格和不朽的作品却将永远郁郁长青!
重提聂鲁达
在物欲横流的时日,几乎已经没有人读诗了。倘若对只知星巴克、麦当劳、迪士尼、美国大片、流行音乐……的小资们提起聂鲁达,恐怕也无异于天方夜谭吧?
巴勃罗·聂鲁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响彻世界的名字,是一团从南美燃烧到东方的火焰,是一首昂扬着理想与信念音符的交响乐。他来到这个世界已逾百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他的影响与魅力不亚于马雅可夫斯基,当时人们知道的聂鲁达,是一位政治抒情大师,每一首诗都成为飞向美帝国主义的投枪。其影响之大,诚如孙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因此,聂鲁达的一首首政治抒情诗,就是一面面迎风招展的反抗压迫、剥削、掠夺、霸权……的战旗。
在他诞辰百年之际,少得可怜的媒体和出版界又提到了他的名字。他的爱情诗也开始全面地为人所知。当然,聂鲁达的文学成就并不仅仅限于诗歌。1995年意大利拍摄的电影《邮差》一举获得奥斯卡大奖,人们才再一次感受到聂鲁达震撼人心的魅力。他的情诗也因此成为出版界的小宠儿。但是,尽管聂鲁达生前曾宣称:到2000年人们也决不会为诗举行葬礼,但他的洋溢着爱国激情的抒情诗却渐被尘封,浅薄的评论家力图把他描绘成一个迷恋女人的情种,呜呼哀哉!
岁月如烟。聂鲁达离开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不过30个春秋,难道会有两个聂鲁达?聂鲁达生于智利,本名为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16岁时用“巴勃罗·聂鲁达”作为笔名,直到响彻世界而不曾改变。“巴勃罗”是希伯来语,意为“讲述美好的事情”;“聂鲁达”则直接来自捷克作家扬·聂鲁达,这位捷克作家关注社会底层,毕生为捷克人民代言。聂鲁达用他的名字作为笔名,真是意味深长,今天来看,应该也是他毕生诗歌创作的主旋律。
聂鲁达本来可以不以诗人为生。他16岁进入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攻读法语。1928年,他23岁时进入智利外交界,先后任驻仰光、巴塞罗那、马德里领事、大使等职。1945年当选国会议员。同时以文学上的成就荣获智利国家文学奖,他本来应该前程似锦,但他却选择了另一条不甘心做外交家的荆棘之路。当选国会议员的那一年,他加入了智利共产党。他所付出的代价是遭到缉捕而被迫流亡国外,“死亡、酷刑、阴影、寒冰”时时像噩梦一样笼罩着他。
但是他无怨无悔,而一直为他的理想、信仰、祖国和人民歌唱。古巴游击英雄切·格瓦拉谱成歌曲的那首聂鲁达的诗,也许正可以代表诗人的心志:“在那漫漫长夜在那黑色大地中我并不感到孤单我就是人民那无以计数的人民……我的声音里有着无可怀疑的力量它能超越沉默在黑暗中播种死亡、黑夜、苦难、冰雪突然间淹没了种子人民仿佛已经被埋葬然而谷粒重又回到了大地上它的红色的永不妥协的手冲破了沉寂它从死亡中一次又一次获得新生。”尽管他数次被自己祖国的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但在流亡的孤寂岁月中,他从未忘怀祖国。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终于回国,悲伤地逝世在他深爱的温暖土地上。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评语是:“他的诗歌以大自然的伟力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切·格瓦格是拿起武器为梦想和信仰而战,而聂鲁达则用的是手中的一支笔和诗人的歌喉。
不可否认,聂鲁达是一位感情丰沛的诗人。他热爱大自然特别是与大海有关的一切事物,喜欢养鸟和狗,酷爱收藏,热衷于绘画和造型艺术,迷恋于侦探小说和商业电影;当然,也写情诗,但他仍然是英雄史诗中的斗士。他热爱祖国和人民,追求理想和信仰,憎恨一切丑恶。
岁月并不如烟。熟悉南美政治史的人都知道,这块大陆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涌现出了多少“苛政猛于虎”的军人独裁政权?又有多少不甘暴政的人们悲惨地死去?聂鲁达甚至不必同流合污,他完全可以凭借名声,啜着香郁的咖啡,低吟着情诗,在外交官和议员的远大前程中安享晚年。但是,他最终选择了一条为理想、信仰、人文和荡涤不平等制度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