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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厚德载物儒道行商（第2页）

李嘉诚拥有好几部轿车，名车大众车皆有。在10多年前，他的座驾多是白领阶层那一档的轿车。使用的是柴油，“超过九成九用300，有时用200”。现在用的多是日产总统型，据他说是为了安全，才改用这种大马力的车。李嘉诫打趣道：“贼人开2000CC的日本车打劫已经可以爬我头上了。”

他有一部劳斯莱斯，市值数百万港元。据统计，香港拥有劳斯莱斯1500余部，是全世界人均占有劳斯莱斯最密集的地区。以李嘉诚世界华人首富的身份，他坐劳斯莱斯，完全合其身份，且无人议论。他这部劳斯莱斯已近30年。李嘉减曾对《经济日报》记者讲，我自己绝不会坐，只有陪客时才劳驾它代步。

1993年第7期《世界经济》，对日产总统型房车如是评述：“犹记得3月中公益筹款活动中，一部日产总统型房车以160万由另一地产商投得。日产总统型房车来头不小，首先它是日本皇室御用座驾，置身其中，独享尊贵典范；其次此车矜贵难求，日本本土以外，除

了在中国香港便没法找到，加上配额仅40部，非泛泛之辈能坐拥……”

李公子泽钜的婚礼，花车是劳斯莱斯，李嘉诫坐的是日产总统型房车，到会嘉宾中何鸿椠坐的是劳斯莱斯，李国伟及郑裕彤的座驾亦同属日产总统型号。屈指一数，当日停泊在教堂门外的豪华房车，分别为19部奔驰、3部劳斯莱斯及10部日产总统型房车。

大多数人认为，李嘉诚既然已拥有名贵价昂的劳斯莱斯，自己独享几次也无妨，大可不必打入“冷宫”。李嘉诚的意思，坐太名贵豪华的车，恐会使自己贪恋奢侈，忘记勤俭。

当然，也有人表示不解。如那位对李嘉诚赞叹不已的加拿大记者，又认为李嘉诚过于谨小慎微，他在文中说道：

“李嘉诚可以因一些小事而尴尬，好像他儿子泽钜在劳斯莱斯汽车上装的镭射碟机装得不好（注：有人批评他不似乃父勤俭简朴），李嘉诚也要费唇舌解释。这位世界级富翁向人船释这些小事，真叫人大惑不解!”

李嘉诚做了爷爷，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我不打算摆满月酒；省下的钱拿去做公益。将来第二个儿子结婚，如果女家方面肯听我劝，我照样不铺张。我认为一些事在内心庆祝就可以啦，我一生都未摆过生日酒。”

在香港商界，潮籍人以勤奋、精明而著称。也有人说潮州人“孤寒”（吝啬、小气）。1995年12月1日，国际潮团联谊会在港开幕，仪式完毕后，李嘉诚立即被记者包围住，有记者提到“潮州人孤寒与否”的问题。

李嘉诚说：“潮州人只是刻苦，而非孤寒。”他强调：“我绝对不孤寒，尤其对公司、社会贡献方面和‘作为中国人应做的事’上，绝不会吝惜会钱。”

真正的财富巨人，都明白自己是如何从艰苦中度过来的，他们更加懂得珍惜成功的来之不易。李嘉诚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功，正是因为一直保持着当年创业时期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而粤商之所以驰骋商界，百年不衰，凭借的也是这种艰苦朴素的创业精神。

3。言必言利，逐利而行

在岭南文化重实用思想的熏染下，广东人摒弃了北方人耻言利的传统意识，普遍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形成了重实利与务实的精神特质。

对广东人来说，他们更喜欢由外在的物质结构和功能构成的物我合一的精神境界，更倾向于实在的内容和价值，更注重行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并在行动中不断修改调整自己的计划。先行动后思考、重实干、讲效益、求实用、重感觉、轻理论是广东人的特点。

据说新华社一位记者问一位广东农民：“你喜欢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位20世纪90年代初的农民回答说：“你看我这里搞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我就喜欢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我就喜欢社会主义!”

这位广东农民的回答，典型的体现了广东商人重内容不重形式、务实不务虚的实用主义观念。类似的理论，还有惠州一位副市长提出的“米袋子论”和“黑匣子论”。米袋子论是说：早上你拿了米袋子出去．晚上你背了米回来就行，不管你是怎么把米弄到手的。黑匣子论是说：经济生活好比一只黑匣子，只要一边投入一边产出效益就行，黑匣子里面过程看不见也不用管它。这里并不是鼓励人们去偷去抢，而是讲要善于变通，要务实，注重实效。

因为重利与务实，广东人从商做生意的目的就十分坦然与明确，即是要赚钱。为了赚钱，广东人干得踏踏实实，他们没有心思，也没有功夫空谈哲理、人生。人与人交往是因为有利益才交往。反之则视为浪费时间，做生意赚钱比一切都重要。

为了挣钱，广东不少商人远渡重洋，足迹遍布东南亚，甚至是欧亚太陆。一位英国人曾风趣地说：“只要有鸟的地方就有广东商人的足迹。”

近代东南亚商界的风云人物张弼士，出生于潮州一个贫寒家庭，成年后，他见家中衣食无着，便独自赴荷属东印度（今印尼）巴达维亚谋生。他最初在一家米店当店员，有了一点积蓄后，开始独立经商，“经营数年，囊渐裕”，于是他创办裕和公司。张弼士具有非凡的商业

眼光与商业魄力，在长期经商的过程中，他悟出了这样的哲理：哪里有利可图，哪里就有自己的脚步，而且脚步必须快。

有一次，他听到别人说开垦荒地利润高，于是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认定这一行确实有利可图之后，花巨资开垦荒地，种植水稻、椰子、树胶、咖啡、木棉、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他看到英国人在其殖民地“专辟商场、开矿，皆获厚利”，于是利用殖民当局鼓励经济开发的政策，采用兼收并蓄、全面开发的经营发展方针，大规模利用银行贷款从事实业开发，也从中获得了暴利。

1877年是张弼士发展最为迅速的时候，他在苏门答腊日里创立笠旺公司，专门从事荒地开发，拥有树胶、椰子、咖啡、茶等各类种植园，仅胶园就有七八所之多，有了丰富资源后，又购置新式机器，以进行咖啡与茶叶加工，逐渐形成自己的工商王国，招募大量华人移民从事经济开发。

当时的华侨汇款回家乡主要靠水客带交，这样既不安全，又因交通不便而经常延误时日。他便在日里创办日里银行，以办理当地华人移民的侨汇为主要业务，还有信贷、储蓄、押汇等业务，是最早的华商银行家之一。日里银行采用近代银行手段处理侨汇，还较早开展电汇业务，能够将汇款人附言与汇款一起迅速送到收款人手中，由于侨汇安全快捷，深受华人移

民的欢迎。日里银行业务兴隆，成为张弼士扩展业务的金融基地。

接着，张弼士看到锡矿能挣大钱，又进军英属马来半岛的文冬、槟城以及印尼的亚齐。他在文冬创立东兴公司，从事锡矿的开发，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赚钱途径；在槟城创立万裕兴公司，开荒种植椰树及杂粮；在印尼亚齐创立广福公司，从事轮船业务。其业务不断向印尼及马来半岛的各项近代实业延伸。

张弼士抓住殖民当局鼓励经济开发的太好时机，利用东南亚地区廉价华人移民与土著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农业、矿产资源，以垦殖、开矿起家，业务遍及商业、金融、航运、房地产等行业，诸利并兴，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致富千万”，从一个一文不值的穷小子成为近代第一位东南亚华人首富。

可见广东商人的“言必言利，逐利而行”的实干精神，确实为他们带来了财富上的欢乐与满足。

4。诚信行商，儒商风范

人如果不诚实，就无法立身于世，就什么事都做不成。诚实的人不吃亏，自以为聪明、爱骗人的伪君子，最终是不会成就大事的。

曾宪梓亦是以经营国货为荣，在20世纪70年代进口领带横行的香港，为自己的名牌“金利来”争得一席之地。当然，他靠的是诚信。

若不是曾宪梓的叔叔写信来要曾宪梓去泰国处理其父亲的遗产问题，或许今天我们会少了个商场上叱咤风云的“领带之王”。1963年5月，曾宪梓先家人一步离开了故乡，取道香港去泰国。曾宪梓在父亲无法证实的遗产面前选择了放弃。这种放弃使得叔侄之间的感情得以维系。因此，叔叔收起戒心，教会他做领带。

1968年，曾宪梓带着母亲、妻子和3个孩子，再次来到香港。当时是年关，他又没钱，最后还是叔父的汇款才给这6口人一个安家之处。万事开头难，虽然是大学毕业生，但毕竟是个外来户，什么都不懂，还要养活家人，曾宪梓从来没有这么艰难过。为了谋生，他曾做过保姆，给别人看孩子挣钱，但艰苦的环境并没有磨灭他的信心。生活的艰难却萌发了曾宪

梓创业的决心。他利用晚上的时间认真钻研香港的市场状况，发现当时香港服装业很发达。400多万香港人中不少人有几套西装。有句话这么说：“着西装，捡烟头”，意思是捡烟头的流浪汉都穿着西装，可见西装的流行程度。在泰国就在领带行业于过的曾宪梓出于一种职业敏感，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西装那么普遍，但是作为西装最重要的配件——领带却没几个

像样的，这是一个颇为巨大的市场。通过调查，曾宪梓还发现，当时香港的领带大多从外国进口，本地的领带业还很薄弱。他默默地在心里盘算，以香港400万人计，假如每人有一套西装，配一条领带，这领带的销售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起初，曾宪梓和妻子两人只是用手工缝制低档的领带。尽管夫妻两人起早摸黑，干得很辛苦，生意却非常不好。开始的时候，没有人买他的领带。好不容易有一家商店的经理同意看一看他的领带，可是他报出的价钱，简直就叫曾宪梓无利可图了。曾宪梓当然不愿卖。那位经理便把自己店里经营的进口名牌领带指给曾宪梓看，相比之下，曾宪梓所做的领带用料低廉、款式单一、色彩灰暗，确实摆不上柜台。

曾宪梓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察觉自己从主观想象出发，认为生产档次较低的廉价领带，会比较容易进人市场，事实证明他想错了。廉价产品所换来的不是利润，而是别人歧视与羞辱。只有精品才能打开市场，否则自己生产的和地摊货又有什么区别，自己当初生产领带的初衷也就不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