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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商爱商富甲天下（第1页）

广东人重商爱商，不甘落于人后。只要锁定目标，他们就会坚定不移的走下去。即使成功，他们仍会再接再厉，勇往直前。因此广东人总是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的潮流。在2006公布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广东人占了66个席位，独占鳌头。

1。首倡商战，“危言”济世

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革派思想家所提出的一种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思想。其主要之点是主张在国家的保护和扶植下，以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实现独立富强。这就是著名的“商战”思想，这种商战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郑观应。

郑观应，广东香山人。1858年（清咸丰八年），16岁的他放弃科举考试，到上海学商，先后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1880年（清光绪六年）以后，先后出任过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公司等总办，是一位久经商海的老将。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次与西方国家较量，都以失败而告终。他出于拯救民族的情怀．屡屡喊出危言，并队《盛世危言》著作问世，主题就是“富强救国”。

郑观应作为一名实业家，任总办期间的实业都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因此也较多地接触到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管理模式，他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著名的“商战”论思想。

商战一词，最早由曾国藩在1862年提出，“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这里的“商战”与“耕战’’对应，而商鞅“耕战”原意是重奖农耕和按军功授爵，即“耕、战”之意。因此，商战应为“商、战”，即对外贸易、军事对抗。

只有郑观应主张的商战，才是一个和“兵战”真正相对应的词，目的就是呼吁要勇于和西方列强展开市场竞争，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所以，他才是真正主张商战的第一人，他的言论大都在《盛世危言中有明确的表达。

他主张“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这里的兵战应是指军事建设，商战则指市场运作。意思就是蜕向西方学习，不能仅热衷于购买西方的战舰、枪械，单纯按照西方模式建炮台、造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还要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各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尤其在世界大航海贸易时代，必须学习西方发展工商业的技术与管理经验。

郑观应一反传统重农抑商的理念，明确主张要“以商立国”。他说：“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

他把商务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正是长期与外商打交道的经验之谈，适应了时代变化的需要。当时西方各国以商立国，藉商强国，藉兵卫商。他认为随着国际贸易交流的日益扩大，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会日趋激烈，西方列强到处伸出魔爪，“皆商人为之先导”。他说，中国要战胜西方列强，就必须摒弃陈旧的“崇本抑末”观念，树立以商为本的新观念，大力振兴商务，才能国强民富。

郑观应主张的商战，不是单纯局限于狭义的商业贸易，还包括生产和流通的各个部门。其实就是主张中国要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扩大出口，限制人口，摆脱成为西方列强“取材之地，牟利之场”的处境，实现“国势日强，民生日富”的局面，最终达到“固本”的目的。

郑观应的商战论，并不是简单的说教，还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他提出国家应革除“困商之政”，实行“保商之法”，调动一切有利于商业发展的资源为商服务，“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总之，国家政策应以商战为基点，一切围绕商务展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海关几乎都由外国人控制，关税自主权丧失殆尽。郑观应主张国家应采取措施，收回海关人事权，真正实行关税自主权，“此乃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然后改革关税，减轻出口货税，加重进口货税，促进对外贸易健康发展。

郑观应指出，提高商品质量也是保证商战成败之关键。商务之盏衰，不独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

也就是说，生产质优价廉的产品是与外国进行商战的重要条件，而不在于物产的多寡。所以光有商还不行，还必须要发展工业。

商战，说到底还是人才之战，中国要想在商战中获胜，就必须造就一批具有能按世界商业发展规则办事的工商业人才。他要求在中央特设商部，各省分设商务局，商务局必须兼设商学，“分门别类，以教殷商子弟，破其愚，开其智”。

郑观应商战论的出台，在清末社会暮气消沉的状态下，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危言”，催人奋发向上。张之洞点评《盛世危言》说：“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光绪帝读毕感叹不已，下诏分发给朝臣阅读。可见，这些危言对改变当时中国现状无疑是一剂苦口良药。

商战思想的提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积极的和具有进步意义的。这一口号，把发展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直接联系起来，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到了国家、民族存亡兴废的高度上来，揭露了以商品输出为主要手段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实质，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2。尺累寸积，艰难致富

在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绝境。很多人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缺少坚持下去的勇气。心不定则事不成，没有了勇气，自然就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遇到困难就没了主意，除了放弃就是逃避，结果一事无成。其实，人们在最困难、最危险，甚至是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只要坚持奋斗，便可以创造转败为胜、起死回生的奇迹。

广东人中的大商富贾凭借敢打敢拼的闯劲、借势生财。也有一些小行商，他们发财致富则凭借的是执着坚定、坚忍不拔的毅力，他们日积月累，艰难致富。天宝行的梁经国是其中的典例。

梁经国六岁时就每天往返60里到广州做小买卖，晚上则和母亲一起纺织。长大后外出打工，“尺累寸积，渐获赢余”，最终脱贫致富。

梁经国18岁时进人广州的冯氏洋行打工，23岁娶了能干的凌氏为妻，夫妻台力，十年后，积蓄已达60多万两。

就在梁经国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中英关系恶化，l807年8月，英军强行进入澳门，广东官府命令英军退出，并下令行商停止和英商做生意。英军反而乘势闯人虎门，中英武装冲突一触即发。后在行商和外商的调解下，英军于12月撤出虎门和澳门。在这场较量中，行商损失惨重，破产事件屡有发生。据统计，1808年仅存行商十家，连总商同文行潘振承也宣布暂告歇业。

自幼在逆境中成长的梁经国却偏要迎着困难上。1808年，47岁的他就在行商处于内外交困之际，毅然创立了天宝行。

其实，创业时的梁经国已有了近20年和外商打交道的经历。他勤学、诚实、实干而灵活。据族谱记载，他在冯氏洋行打工期间，深得行主信任和重用，在行主外出时，独立代理洋行事务十余年，“颇获赢余”。行主十分感动，决心资助他开设天宝行。

天宝行成立后，很快就得到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毛织品贸易额中的一份。而当时总商也只占有二三份的额度，一般行商只有一份或半份。说明天宝行的信誉一开始就赢得了尊重，1818年天宝行的额度升至二份。

天宝行的另一大宗生意是茶叶，1811年其经营的出口茶叶量为8000箱，1815年达1万箱，以后不断递增，基本上维持在1万箱以上，1820年一度达到32万多箱，占当刚各行商茶叶贸易额的10％左右。

天宝行还根据行商必须充当保商的规定，从1811年开始，承充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的保商，截至1833年，每年承保的商船多在两艘，说明天宝行的信誉有了切实的保障，外商愿意和他做生意。

为了天宝行能更好地发展，梁经国踊跃向各级政府捐输，以得到朝廷的眷顾。1811年，捐资修建广州文澜书院，1819年，捐资治理黄河支流武陟河。同年，逢嘉庆皇帝60大寿，梁经国又上贡2万多两银子，“为各行之冠”，引起朝廷的注意。

这些钱当然没有白花，嘉庆帝颁下圣旨，建立牌坊旌表梁经国，并给梁经国加官进爵，由同知衔累加到通奉大夫，相当于文职从二品官衔。虽然这些官衔有名无实，但对天宝行的发展无疑是一把尚方宝剑。

不过，勇于和逆境较量的梁经国，无法和一个没落的时代相抗争。正当天宝行发展壮大之时，鸦片走私贸易在广东沿海日渐猖獗。与此同时，英国人开始在印度推广种植茶叶，广州的茶叶出口量逐渐减少。天宝行在劫难逃。

1822年，天宝行就出现了危机，不仅欠有外商债务，而且还欠缴粤海关税饷近10万两。在内外交困下，天宝行债台高筑，举步维艰。1824年，与其有具结联保关系的同泰行破产，几乎把梁家拖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