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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美国制度学派（第1页）

制度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最后形成的时期，它是当时资本主义处于较高发展水平的美国环境中的产物。该学派以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标榜，并以此得名。

制度就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凡勃伦

关键概念

制度

凡勃伦对制度的定义是：制度就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他说：“制度必须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状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习惯方式，而这些制度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发展。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如果就其一般特征来说，则这种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说到底可以归纳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的类型。”在凡勃伦看来，私有财产、价格、市场、货币、竞争、企业、政治机构、法律和谋利行为等都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即制度形式。

经典理论

经济制度持续演进论

凡勃伦用心理学解释制度的性质和由来。凡勃伦强调经济学说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类经济生活借以实现的各种制度，主张从“制度”的分析出发建立整个经济学体系。他批判了传统经济学以边沁的“苦乐主义”心理学为其哲学基础，指出苦乐主义心理学把人看作是“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者，俯仰浮沉于刺激力推动之下”，这种见解实际上把人看成是被动的，其行动只受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动机的支配，这是脱离现实的。凡勃伦以新的“职能主义”心理学作为他的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把“职能主义”心理学关于本能的学说引入经济学领域，用以解释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他认为个人和社会的行动都是受本能支配和指导的，这种由本能支配的行动逐渐形成思想和习惯，进而形成制度。他把决定社会经济生产和制度的本能分为三类：一是父母的天性；二是工作的本能；三是随便的好奇心。因此，凡勃伦把对制度的分析最终归结为心理分析，在分析心理现象变化时，又辅之以人种学、文化史、生物学、自然、历史、宗教等作为分析工具。

凡勃伦用达尔文进化论来说明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凡勃伦认为“社会习惯”是逐渐形成的，所以制度本身有一个历史进化过程。为了说明制度的进化过程，他提出了“历史起源法”，认为一切制度都是从它的远古时代的“历史胚胎”中产生出来的，并不断地演变为各种不同形态。要了解当前社会经济和其将来的发展倾向，就必须从制度发展过程的了解人手，致力于描述和探讨各种制度从远古以来的各种形态，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凡勃伦特别强调要研究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所以，他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一门进化的科学：他不同意传统经济学把经济现象区分为“自然的”和“不自然的”观点，并指出一切生命和生活都在不断地变更和发展，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和生物发展一样，也是一个过程。他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既然是一个“过程”，也就排除了区分“正常”状态和“非正常”状态的可能性。“过程”和“正常”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所以，不能认为符合某一发展阶段的人为分类的现象和范畴是自然的，而认为不符合这一发展阶段的人为分类的现象和范畴是不自然的。在他看来，以往的经济学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把寻求不变的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目的，为了寻求自然规律便首先“假定”一个“正常”状态的存在，但“过程”却否定了“正常”的可能性。他指出，社会经济根源在于和经济生活有关的制度，而又为制度的发展所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制度的发展过程。因此，不应该寻找不变的自然规律，而应该研究制度的演进，探寻制度发展的趋势。

按照凡勃伦的观点，制度既然是人类利用天然环境以满足自己物质需要所形成的“社会习惯”，而一切“社会习惯”又是人的本能产生的，本能是天赋的、不变的，因而制度就不可能进行根本的改变。而之所以会出现制度的演变，主要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引起人的思想和习惯的变化，从而导致制度具体形态的变化，制度的本质却是不变的。他指出：“社会的演进，实质上是个人在环境压迫下的精神适应过程；变化了的环境，同适应另一套环境的思想习惯已不能相容，这就要求在思想习惯上有所改变。”在他看来，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制度的演进过程就是人类思想和习惯的自然淘汰过程，或人类应付外界环境的心理变化过程。因此，制度的发展只有渐变，没有突变。凡勃伦还认为制度的演进不但是一个永不结束的过程，而且改变的趋向和进化的将来形态除了短期中的情况以外，都是不可能预期的。他认为，没有一个人今天能预测现在欧美社会的趋向。固然工人阶级有可能循着社会主义理想前进，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际纷争、没有朝代的新社会。但是，工人阶级同样地有可能，由于忠诚习惯和竞赛精神倾向的领导，热心地投身于朝代政治。从达尔文的观点来看，我们不可能预言无产阶级将是往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将是回过头来，把他们的力量埋人爱国主义的广阔的沙土里。这是一个习惯和固有倾向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所受到的和将要受到的刺激的问题。结果如何不是一个逻辑推论，而是取决于对于刺激的反应。凡勃伦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原理。他从进化论出发，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野蛮时代、未开化时代、手工业时代、机器方法时代。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凡勃伦以标榜“制度趋势”的研究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他认为，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两种主要制度，即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它们都以人的本能为基础。前者来源于原始人类的“工艺本能”，后者来源于人类的“获得本能”。这些人类天赋本能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在于这两种制度的发展，而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两种制度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按他的说法，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然经历了草莽、野蛮、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四个时代。机器工业时代就是资本主义时代。

凡勃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由“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这两个基本制度构成的，这两个制度是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演进到当代的具体表现形式。“机器利用”表示以使用机器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企业经营”表示资本家通过资本投放来控制和调节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全过程。

在凡勃伦看来，“机器操作”和“企业经营”之间存在矛盾，这是资本主义一切冲突和缺陷的根源。首先，它们的矛盾表现为两者的目的不同：前者追求效率和产品的适用性，目的是无限的扩大商品生产；而后者则旨在追求最大利润，筹划金钱交易，于是形成竞争和垄断，甚至故意缩减生产，以谋求高价出售，从而阻碍和破坏前者要求的实现。其次，它们的矛盾表现为两者的行为方式不同：“机器操作”表示为大机械生产在现代生产过程中已起决定作用，它使现代工业成为一个繁杂的统一的整体，要求在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保持高度的连续性和规律性，要求实行严格的统一管理和监督；而“企业经营”则表示资本所有者通过投资对生产与流通全部过程的运筹和控制，而不考虑计划性和机器操作的要求，把力争有利的价格作为全部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凡勃伦指出，生产的发展客观要求由机器操作制度来支配企业经营。但资本主义社会实际是“企业经营”支配下的“机器利用”。‘他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称为“价格体系”，价格是全部资本主义经济的枢纽。价格不是生产的问题，而是经营的问题。然而，“价格体系”的基础虽然是“机器利用”，而其控制力量则是“企业经营”。

改良主义方案

凡勃伦认为“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都是从进化中产生的，因此二者的矛盾也将在进化中得到解决。在技术管理人员和企业家这两大阶级的斗争中，最后必然以技术管理人员获胜而告终。因为“企业经营”以“机器利用”为基础，而“企业经营”对于“机器利用”的统治却不断地破坏了自己的基础，所以在“企业经营”与“机器利用”的矛盾中，“企业经营”不能永远处于支配地位，二者的相对地位会逐渐改变。与此相适应，随着社会进化和工业生产的发展，这两大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会发生相反的变化，技术管理人员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会大大提高，企业家的统治权则日益受到限制甚至被取消。他解释道，在手工业时代和机器应用的初期，财产所有者通常亲自监督生产，兼做技术专家和商人。但是，在进入发达的工业社会以后，他们日益成为“有闲阶级”和“不在所有者”。与此相反，由于现实的工业体系对技术上的需要越来越高，技术人员的重要性日益加强，他们已成为能与企业家相抗衡的力量。他在《工程师和价格制度》一书中指出，如今那些拥有必要的技术情报和经验丰富的、有天才的、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是国内生产性行业日常工作中首要的和必要不可少的要素。事实上，他们如今形成了工业体系的总参谋部，这样一来，改革将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工程师们联合起来，共同商量，制订行动计划，并决定把“不在所有权”一脚踢开，改革就会实现。这种改革的简单的方式，就是有意识地把效率大大降低，实行总罢工。到那时，国内工业管理的处置权和责任将从金融家那里过渡到技术人员那里。在凡勃伦看来，技术人员掌权后，追求商业利益的“企业经营”将被抛弃，“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消除。

凡勃伦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两大阶级：一是从事物质生产的，其中主要是由工程师、发明家、科学家等组成的技术管理人员阶级；二是从事商务（金钱）活动的，由董事、经理、商业推销员等组成的企业家阶级。前者进行“机器利用”，管理生产过程，后者依靠所有权占有企业进行“企业经营”，追求利润。

大师小传

托尔斯坦·本德·凡勃伦（ThorsteinBundeVeblen，1857—1929）是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他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马尼托乌克一个务农的挪威移民家庭。他饿学术生涯并不很顺畅，17岁时凡勃伦就学于明尼苏达的卡尔顿学院，曾受教于克拉克，但并未继承克拉克的衣钵。后进入霍普金斯、耶鲁、康奈尔等大学深造。在学习期间，凡勃伦曾涉猎哲学、心理学、生物学、自然史和考古学等方面，这对他的经济思想和方法论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1884年他在耶鲁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因没有找到合适的职业蛰居乡间。直到1890年以后凡勃伦才在大学任教，但因其学说被视为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被作为“异端”受到排挤而屡遭解聘。从1890。年起到1922年，他先后在康奈尔、芝加哥、斯坦福、密苏里大学和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直到1927年退休。

凡勃伦的学习兴趣较为广泛，对哲学、心理学、考古学和生物学等均有涉猎，这对他后来的经济学说强调社会心理作用和进化观点有很大影响。自19世纪80年代起，发表若干论文，90年代开始著书立说。

凡勃伦的代表作是《有闲阶级论》（1899）。此外，他还著有：《企业论》（1904）、《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1919，论文集）、《既得利益》（1919）、《工程师和价格制度》（1921）、《不在所有权和最近的商业企业》（1923）等。在这些著作中，凡勃伦对资本主义制度发起了责难和批评，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和罪恶，并提出社会改良主张。他阐述了自己的分析方法、研究方向和理论，为制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凡勃伦一生坎坷，由于他对资本主义弊病作了某些“批评”和“指责”，并试图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进行改良，而被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统观念所不容。但在他晚年和去世以后，他的经济学说却成为西方近代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派别之一，并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康芒斯

关键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