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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化科技的发展（第2页）

洪昇（1645-1704年）《长生殿》的作者，他是清代杰出的戏曲作家。其家庭曾遭到清政府的迫害，长期怀才不遇，因而对现实心存不满，养成了狂放、孤傲的性格。他文学修养极高，善写词曲，所撰有《长生殿》、《四婵娟》、《回文锦》、《天涯泪》等剧本多种。康熙二十八年，因在佟皇后丧期内演唱《长生殿》，为人所劾，被革去国子监生的资格。康熙四十三年，于吴兴醉后失足落水而死。洪昇的《长生殿》是清代传奇中最有名的一个。

《长生殿》全剧共五十出，以唐朝安史之乱为背景，描写唐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悲剧。作品深刻的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歌颂了民族气节，鞭挞了在外族入侵面前的无耻投降行径，抒发了人们对国家兴亡的感慨。作品没有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因而它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但是它却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优秀作品。

故事描写唐玄宗宠幸贵妃杨玉环，终日游乐，将其哥哥杨国忠封为右相，其三个姐妹都封为夫人。但后来唐玄宗又宠幸其妹妹虢国夫人，私召梅妃，引起杨玉环不快，最终两人和好，于七夕之夜在长生殿对着牛郎织女星密誓永不分离。为讨杨玉环的欢心，唐玄宗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海南岛为杨玉环采集新鲜荔枝，一路踏坏庄稼，踏死路人。

由于唐玄宗终日和杨玉环游乐，不理政事，宠信杨国忠和安禄山，导致安禄山造反，唐玄宗和随行官员逃离长安，在马嵬坡军士哗变，强烈要求处死罪魁杨国忠和杨玉环，唐玄宗不得已让高力士用马缰将杨玉环勒死。

3-6冯耘《长生殿图》

杨玉环死后深切痛悔，受到神仙的原谅，织女星说：“既悔前非，诸愆可释”。

郭子仪带兵击溃安禄山，唐玄宗回到长安后，日夜思念杨玉环，闻铃肠断，见月伤心，对着杨玉环的雕像痛哭，派方士去海外寻找蓬莱仙山，最终感动了天孙织女，使两人在月宫中最终团圆。

洪昇继承和发展了前代有影响作品的成就，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三易其稿，写成了《长生殿》这部在同类题材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戏曲作品。

《长生殿》抒情的色彩极为浓厚，曲词清丽流畅，充满诗意，遣词用韵，非常讲究。

《长生殿》写出后，经常被演出，在戏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这部剧本以宫廷生活为主线，穿插社会政治的演变，情节跌宕起伏，有几个高潮。并让苏州音乐家徐麟帮助他严格地按照曲律填词，使整个音乐布局与曲辞密切配合，风格各异，与人物场景配合的恰如其分。杨玉环酒醉后用《南扑灯蛾》曲“宛然一幅醉杨妃图”；郭子仪唱用北曲雄浑激昂。所以此剧一经演出，立刻轰动，北京城中几乎家家会唱其中的唱段。其中片段被各种戏剧剧种改编，梅兰芳的京剧《贵妃醉酒》也是改编自《长生殿》。

考据学派的兴旺

考据学是清代出现的一种特别的学派，以考据为治学内容。它尊崇、提倡汉代对经学的解释，采用汉朝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因此又称“汉学”，又因这一学派贵朴素、重证据，也称“朴学”。它源出于清初，形成于乾嘉，衰落于道光，所以又称乾嘉学派。

康熙中后期一直到整个乾隆朝，是考据学兴起并占据学术主流的时代。三大家中的顾炎武，学风扎实，其《日知录》带有考据的特点。但《日知录》的考据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论证其经世思想。比顾炎武稍晚一点的考据学者有阎若璩和胡渭。阎若璩的代表作是《古文尚书疏证》，用丰富的材料证明《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书。胡渭的著作《禹贡锥指》和《易图明辨》，辨河图洛书和先天后天图等非《易》本原。从阎、胡开始，学风开始有所改变，其治学的目的从“经世”转入了“避世”，从关心社会现实到为考据而考据。

这种学风的转变既有外因，也有内因。从内因上说，清初学术发展的趋向是黜虚崇实。明朝学界陆王心学占据统治地位，心学尚虚，特别是发展到末流，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一种学风发展到极致，弊端丛生，必然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空虚之学的反面是崇实之学。清初学问尚实，所以出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由虚向实的发展取向，就是重视材料的搜集、比勘、辨伪、考证等，而且中国历史典籍中的问题很多，到清朝也需要来一次全面整理了。从外因上说，这种转变是这一时期清朝的文化政策导致的。考据学在任何朝代都有，因为它是学术研究比较基础的工作。但这一时期考据学垄断了学术界，人们埋头考据，不问政治，就是不正常的了。与这一时期的文化高压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康、雍、乾三朝均发生了很多次文字狱，每次涉及人数之多，惩处之严酷，均令士人不寒而栗。因为一旦触及文网，不但自己身家性命不保，而且家人、亲戚、师徒、朋友都跟着遭殃。这一点凡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都不可能不顾忌。所以，他们尽可能远离现实，写文章、写书不与现实政治产生瓜葛。这是清皇朝对学者采取威压政策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清皇朝采取拉拢的手法，引诱、鼓励学者走上这条学术之路。科举考试、博学鸿词科特召的举行、明史馆和四库馆的设立，都是采取高官厚禄和提高地位的方式，笼络知识分子，给这些知识分子一定的用武之地。在这种恩威并用的文化政策下，知识分子无非就是这样几种命运：或犯忌讳而惨遭杀戮；或趋炎附势，为统治者抬轿子、吹喇叭而受重用，乃至飞黄腾达；或埋头治学，博古而不通今；或缄口不言而明哲保身。选择第一种危险之路的人恐怕绝少，没有人敢与清政府公然对着干，文字狱不少是统治者后来发现或牵强附会地捏造出来的；走与统治者合作之路，也必然是搞考据；埋头治学及明哲保身主要还是得走考据的治学路数。这样，统治者给学者留下的学术空间除了考据，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可见，考据学的兴盛更主要的是文化政策导致的。

考据的对象以经书为主。由于要通经，就不得不精通文字音韵、名物训诂，乃至地理金石、天算乐历、校勘辑佚等学问，再用这些来解经考史。当时，考据学者主要分为吴派和皖派。吴派的代表人物是惠栋（1697-1758年）。他是苏州元和人，著有《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周易述》等书。

3-7惠栋

惠栋幼承家学，接受了遵从古训并谨守汉儒家法的经学传统。他的弟子有余萧客、江声、汪中、刘台拱、李悖、贾田祖等人。

吴派的缺点是对汉人解经达到迷信的程度。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也曾向惠栋执经问难，这三个人以后在考史方面成就卓越，分别撰著了《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被称为三大考据学家。皖派以戴震为代表。戴震是安徽休宁人，二十岁时，从学于汉学大师江永。他研究经书从小学人手，认为读经是为了明道，而明道则要靠语言文字。他撰著的《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他这种治学方法的代表作。戴震精通小学、礼经、算术、舆地、金石等，集汉学之大成。但他对汉宋之学有比较公允的评论，认为“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在学术研究上，他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戴震的弟子有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孔广森等。其中以段玉裁、王念孙最知名。段玉裁精通音韵训诂，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古文字学家，作《六书音韵表》，用以解《说文解字》而明《说文》之意。他的《说文解字注》代表了他的文字学成就。王念孙著有《读书杂志》、《广雅疏证》。他的儿子王引之从他受学，也很有成就，著有《经义述闻》、《经传释词》。

考据学家在音韵、训诂、经传、子史等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工夫，在古籍整理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使一向难以通解的书得以读通，一向真伪难辨的书得到正确的理解，久已不明的古音、古义得以再现。考据学者踏实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但是他们的成绩，毕竟仅限于很小的天地里，与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的学术气象，是不能相比的。其繁琐细碎、不求规律、脱离现实的学术趣味，也具有很大的弊端，制了它朝更高的学术境界发展。当然，这些局限不能由考据学家们完全负责，他们也是时代的牺牲品。

与考据著述旨趣不同的著作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它是在考据主流下的一个另类，是继唐朝刘知几《史通》之后的又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对唐宋以后的中国史学进行了理论总结和反思，代表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新水平。但是，总体来看，中国这一时期的理论思维比较萎靡，不像西方那样产生了那么多如维科、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康德等等哲学家、思想家，其中主要原因还是与清朝的文化专制政策有关。首先，残酷的文字狱使人们不敢思考，更不敢自由立说；其次，考据学的学术导向使第一流的人才把精力都用到名物训诂上去了。思想家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康乾中后期没有产生与这个时代相称的大思想家，这在学术文化方面是令人惋惜的。

《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类书，一万卷。类书是采集各种书籍的资料，按照反映事物的性质，分类编辑而成为一部书。

在类书中，《古今图书集成》的卷帙和字数仅次于明朝编的《永乐大典》。但《永乐大典》早已残缺不全，所以《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

《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谕命皇三子诚亲王允祉主持编辑的，实际负责总编纂工作的是大学者陈梦雷。陈梦雷是福建侯官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授编修。

三藩之乱时，陈梦雷正在福建家中，因与好友李光地约定，陈梦雷伪降耿精忠以为内应，李光地为清军秘送情报，一旦形势转变则相互提携、作证。后三藩之乱平，李光地受赏，而陈梦雷却以通逆之罪被遣戍辽东。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帝东巡辽东，陈梦雷献诗称旨，因召还京师，命侍皇三子诚亲王允祉。允祉在康熙诸子中最为崇尚学问，身边聚集着一批颇具学识的知识分子。由于康熙帝非常重视纂修书籍一类文化事业，其时编辑著述之风十分盛行，因而诚亲王允祉积极赞助陈梦雷编修一部包罗万象的大型类书，务求做到“凡六合之内，巨细必举”。

在陈梦雷的主持下，招集众多学者，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四月编纂完成，定书名为《文献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