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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战败的代价（第1页）

不平等条约

1842年8月8日，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两江总督牛鉴、钦差大臣耆英等一干贪生怕死之辈，派人前往英舰“皋华丽”号，将拟就的照会交给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他们在照会中说，清朝一向没有“全权大臣”这样的官名，英国的“全权大臣”，等于同清朝的“钦差大臣”。希望与英国代表共商通好，早日停战。英军则以耆英等人并未受皇帝全权委托而婉言拒谈，同时以开战相威胁。8月11日，英军浩浩荡荡登陆。伊里布等赶忙再送照会，称他们确实是受皇帝全权委托，既可商定和谈条件，也可签订合约。英方让他们出示上谕原件，并威胁将再度使用武力。14日，耆英等被迫将道光帝委托他们便宜行事的诏书正本提交英国。20日，应璞鼎查邀请，耆英、伊里布和牛鉴亲赴“皋华丽”号会谈。璞鼎查带他们参观火轮铜炮，炫耀实力，以迫使清廷彻底屈服，进而胁迫清政府承担引发鸦片战争的责任。29日上午，耆英、伊里布和牛鉴等人走上装备有72门舰炮的“皋华丽”号，代表清政府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地为通商口岸，英商进出口货税需双方协定，废除清政府闭关锁国时期的贸易制度。

1843年6月26日，耆英和璞鼎查在香港举行了《南京条约》互换批准书的仪式，在此期间，双方商谈了通商章程和关税事务，并于7月22日在香港公布了《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至此，中国又丧失了领事裁判权和决定进出口税率的权利。

1843年10月8日，耆英和璞鼎查代表中英双方又在虎门签订了《虎门条约》。《虎门条约》又名《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它强迫中国给予西方侵略者片面最惠国待遇、外国军舰常驻中国港口和允许英人在口岸租地建屋居住等权利。

上述条约“鼓励”了其他列强，美国和法国接踵而至，它们竭力效仿英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1844年2月，美国派遣顾盛为特使抵达中国澳门。为了达到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目的，顾盛大肆施展威胁、讹诈手段。7月3日，耆英与顾盛代表中美双方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望厦条约》。条约除没有割地、赔款外，包含了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国得到的一切特权，并进一步加以扩大化和具体化。1844年8月，法国政府也派遣大使刺萼尼带领8艘兵船来到澳门，虚张声势，武力威胁，最终在10月24日，耆英与刺萼尼代表中法双方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兵船上签订了《黄埔条约》，该条约基本以《望厦条约》为蓝本，除享受到美国所拥有的特权外，还强迫清政府准许传教、准许中国人加入天主教。

真相：

耆英的策略

在签字前，耆英煞费苦心，他竭力与璞鼎查结交私议，赠与璞鼎查厚礼，称其为挚友，为还特意把“挚友”一词的英文直译“因地密特”（intimate）抄在扇子上，勤加练习，不敢或忘。中国式的嘘寒问暖也被他毫无保留地用到了英国人身上。更有甚者，他还表示想收璞鼎查的儿子为义子，璞鼎查也答允了，尽管他的儿子终生生活在英国，但其子当时确实改名叫作弗雷德里克·耆英·璞鼎查。然而，英国人一向信奉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而且璞鼎查之所以能取代义律，就是因为他更有侵略经验，也更富侵略性，同时又胜券在握，耆英这种小恩小惠的策略不仅徒劳，也为其所笑。

2．条约下的中国

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将被迫向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南京条约》第三条规定，大英商船远涉重洋来华贸易，往往有船只损坏需要修补之时，因此应该将中国沿海一处“给予”英国，以便修船和存放所用物料。战败的道光帝不得不“恩准”将香港给予英国，并允许其长期占有，进行立法管理。香港从此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同时成为其对华掠夺、侵略的基地和据点。

《南京条约》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规定，清政府赔偿英国款项总数为2100万西班牙银元，其中600万为鸦片费，1200万为英国军费，300万为商欠费。所谓鸦片费，实际上是指清政府合法没收并在虎门销毁了的英国鸦片贩子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烟价。1839年，义律曾在广州以英国政府名义要求商人向清政府交出鸦片，所受损失由英国政府补偿。然而，1841年巴麦尊在给义律的信中说：“两年前你在广州交出的鸦片，国会决定不偿付这笔款项”，“一定要去强迫中国政府给钱。”所谓的商欠费，是指鸦片战争前广东十三行商人所欠英国商人的贷款本金与高额利息。当时，英商采取高利贷款方法，把他们滞销的棉布等货物推销给资金不足的中国行商，使中国商人成为他们的债务人。日久天长，拖欠日增。这次所谓的300万银元，是指1836年广州兴泰行和天宝行两家所欠英商的贷款利息。这本是两国商人之间的交涉，双方已经商定，由行商自行了结，在8～10年内还清，然而这笔民间商人间的欠款，却莫明其妙地成了《南京条约》赔款的一部分。所谓的水陆军费，是指英国政府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所消耗的军事开支，中国本是受害国，却需要为侵略者支付军费，这显然是一种厚颜无耻的公开勒索。这笔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南京条约》及其附属条约《虎门条约》还规定，中国准许英国人带家眷寄居于中国沿海五座港口城市--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自由通商，包括鸦片。据统计，在1840年代，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每年平均37000箱，到1859年增加到年均62822箱，1864年递增至年均70000箱，1880年达到年均87747箱。同时，中国允许英国在上述五个城市派设领事，赋予英国领事“领事裁判权”，即英国领事可以在中国用英国“法律”保护那些在中国为非作歹的英国人。1845年，英国又肆意解读《虎门条约》中关于准许英国人在五口租地造屋永久居住的条款，强迫清政府在上海划定所谓“租界”，设立“国中之国”。这种强盗行径后来被法、美、德、日等国先后效仿，中国境内的列强租界一度多达27处。在租界内，侵略者可以胡作非为而不受中国政府的任何约束。这严重破坏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显著标志。

总之，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影响，中国处境每况愈下，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力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所有这些，昭示着今天的中国必须对外保持开放心态，与时俱进，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对内凝聚中国力量，优先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增强国防实力，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提高人民的综合素质，最终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