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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太平盛世下的顶峰时代第一章 经济为国之本（第1页）

明初朱元璋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到了明朝中后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国内外市场繁荣，工商业市镇兴起，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

与民休养生息

从农民起义开始建立大明江山的朱元璋深知农民的疾苦，对蒙元地主阶级有着刻骨的仇恨。明朝初年，为了发展农业、保障农民利益，同时也以此来稳定社会、巩固统治，明朝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农业新政，如徙富民、抑豪强；释放奴婢，减轻人身依附；实行屯田，奖励开荒；大力提倡兴修水利；惩治贪官污吏，等等。

洪武年间，朱元璋实施了一系列的徙富民政策，这也是明朝独具特色的一项发展农业的措施，极大刺激了农业发展。早在吴四年（1367年），明朝政府尚未建立，朱元璋便从苏州迁徙了大批富民至今安徽凤阳东的临濠府；洪武三年（1370年），又从苏、松、嘉、湖等地迁富民5300户至临濠府，并籍没土地。尽管有人认为，老家在临濠府的朱元璋下诏实施的这两次徙民，似乎有些私心，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两次徙民。为原本贫困的临濠府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也缩小了江浙和内地一带的贫富差距。洪武三年，朱元璋还诏令迁各地田满7顷以上的富民14300户到京师南京。在频繁徙民的同时，明政府大力发展屯田，“移民就宽乡”既打破了部分地区地少人多的农业发展困局，也加快了垦荒速度，使得耕地面积迅速增长。洪武四年（1371年）是明初移民规模最大的一年。三月，移山后之民17000户到北平耕种；六月，又徙山后民35800户、197200人入籍北平各处卫所和州县；不久，移徙沙漠故元遗民32860户到北平开荒种田，分别落户于大兴、宛平、良乡、固安、通州、三河、武清、蓟州、昌平、顺义等地。其后，洪武九年十一月，移山西及北直隶真定等处无产业的农民，往凤阳垦田；洪武十五年九月，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诸县元将何真所部降民24400余人到泗州屯垦；洪武二十年十月，命湖广常德、辰州农民家有三丁以上的，出一丁往耕云南；洪武二十一年八月，移山西泽、潞二州贫民往河南就耕；洪武二十二年四月，迁苏、松、杭、嘉、湖、温、台诸府民无田者，到滁、和二州等地开荒，九月，又招募山西地狭民稠府州县之民，赴北平、山东、河南土旷人稀之地耕作；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命户部籍浙江等省、应天诸府富民14300余户，悉徙其家，以实京师南京；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移山东登、莱诸府民贫无产者5635户，赴本省东昌等处编籍耕种。

洪武年间的这些大规模移民，史料记载有户数可查的有7次，涉及人口约60多万。朱元璋之后，移民垦荒运动仍在继续进行，但规模较小。如建文四年（1402年）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到北平种田，五年内不征税粮；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靖难之役”后，为了迁都北京，明成祖朱棣迁苏州等十府、浙江等九省富民三千余户，填实北京；永乐二年九月，又移山西居民万户入北京务农。

明初的大规模徙民带来的是耕地面积的迅速恢复和增加，农业也开始复兴。据《明太祖实录》和《明会典》记载，明初15年，每年全国新增耕地面积少则八九百顷，最多的洪武七年，新增耕地面积高达92万多顷。关于明初全国的耕地总面积，在《明太祖实录》和《明会典》中，记载存在较大差距。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四年，户部所报全国耕地面积为3874748顷；《明会典》中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全国耕地面积为8507623顷；而在黄册中，洪武二十四年的数字为8804623顷。一般认为，因《明太祖实录》中所记载为户部统计数据，应该仅是需要征税的农田土地；而《明会典》和黄册的统计数据，则包括了不征税的荒熟田。

耕地面积的增长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粮食增产。《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八年，全国本色税粮20889617石；洪武二十五年，这一数据增长到32789800石。而在不到一百年之前的元朝文宗年间，全国税粮仅为1200万石左右。

粮食的增产为明朝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朝廷税粮显著增加外，各地州府也多有余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年间山东济南府官仓粮食达75万多石，以至于“年久红腐”；《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年间陕西官仓存粮近2000万石，“可支陕西官军俸粮十年”；《明宣宗实录》载，宣德年间福建汀州府官仓存粮甚至“可支官军百多年俸粮”。

明初的农业发展主要依赖移民政策和耕地面积的增加，在农具革新方面成就不高，农业技术的发展尚不明显。

与明初以徙民和垦荒为特点的农业发展状态相比，明朝中期的农业繁荣更多倚仗的是新农具的发明、农业技术的革新和新型农作物的种植。

木牛、稻床、绞关犁、拔车等新型农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耕种效率。1485年，户部尚书李衍发明了一种用人力犁地的“木牛”，1502年，用于稻谷脱粒的“稻床”出现并逐渐被广泛应用；绞关犁又名代耕犁、代耕架，其形制和结构在《新制诸器图说》一书中已有详细记载；用于灌溉的小型手摇水车“拔车”也出现在这一时期；此外，在与传教士的接触中，徐光启学到了阿基米德螺旋管的制作方法，并加以改进，仿制了用于农田灌溉的“龙尾车”。

除了农具外，在灌溉、耕作技术、农业经营方式等方面，明朝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在气候温暖湿润、水源充足的南方，连作、问作、混作等耕种方法被普遍运用，双季稻发展迅速，在福建一带，双季稻和小麦轮作的一年三熟制已经比较普及；在降雨量较少的西北地区，农民用砂石覆盖土壤表层以蓄水保墒，提高土温，这种“砂田”栽培技术直至今日仍在西北部分地区运用；此外，套耕深翻技术、养鸭治蝗虫技术、粒选、“亲田法”、蝗虫防治技术等都见诸于相关农书记载。

农业多种经营是明朝农业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朝中叶，随着国力的强盛、海上贸易和外交的发展，一些高产作物开始传入中国，并在气候、土壤适应的地区开始种植，如玉米、番薯、土豆等。这些作物产量高，适应性强，对水源依赖性不强，因而普及得非常快。此外，一些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不仅为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明朝烟草、花生、棉花、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极大，如在江南苏州、松江一带，“邑之民业，首藉棉布”，也就是说，棉花已经成为该区域这一时期最主要韵种植作物；嘉兴、湖州两府，又有“蚕或不登时，举家辄哭”之说，可见在当地蚕桑的种植也超过了水稻。正是在经济作物广泛普及的情况下，中国主要产粮区从原来著名的江南“鱼米之乡”，转移到了湖广一带，从前朝流传下来的那句“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也在明朝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

农业的繁荣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农学专著。明朝正统至天顺年间，著名农学家马一龙亲自躬耕，依据自己在田间地头的实践经验和前朝农学理论，写成《农说》一书。该书继承了传统的重农思想，并针对当时社会弃农经商的社会现实，阐述了农业的重要性。同时，在《农说》一书中，马一龙还详细记载了自己多年摸索积累的一整套农作物培育和田间管理经验。《沈氏农书》和《补农书》是明末崇祯年间出现的两本农书，主要反映了明朝浙江嘉湖地区农业生产情况。而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则是一部重要的综合性农书。

手工业的发展

尽管明朝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政策一直是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业和手工业，但是统治者的政令显然不能遏止经济发展的规律。手工业在明朝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在许多领域，甚至出现了规模化生产的雏形。如在陶瓷业，明朝出现了吹釉法，使得施釉更加均匀光泽；火药爆破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采矿业；冶炼业中，煤已经成为主要燃料；铜活字在印刷业中普遍使用，不仅能够印刷文字和图案，甚至已经可以批量印刷精美的彩图。

技术革新带来了手工业的进步，同时，在经营方式上的日趋规模化，也带来了后来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在明朝，冶炼业和开矿业已经涉及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锡、煤、矾等多种矿产品，其中冶铁业最为普及，规模也最大。官营手工业先后在江西、湖广、山东、广东、陕西、山西、河南、四川、辽东等地设立了铁冶所。《明太祖实录》记载，早在明朝初年的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工部就曾奏报，当时全国“各处续开炉冶今已三年，而内库现贮铁凡三千七百四十三万余斤”。不过这一时期的开矿和冶炼业还是被官方控制，到了洪武末年，政策开始逐渐放宽，民间采矿冶炼也推动了冶炼业和开矿业的迅猛发展。

纺织业是明朝又一重要手工业，其官营织造中心位于江南一带。

一般了解的江南纺织业规模是从清朝的江宁织造开始的，而在南京设局织造宫廷所需丝织品，早在明朝便已经出现。据记载，明朝初年便在浙江、南直隶、北京、山东、福建、四川等地设立多处官营织染局，南京、苏州、杭州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三个织造中心，朝廷派有提督织造太监主管。在明朝中后期，随着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在江南的大面积种植，民问纺织业开始崛起。明朝的纺织业不仅脱离了城市的限囿，而且逐步在松江、苏州、嘉兴等地农村形成了生产和贸易相对集中的市镇。

如当时作为丝织业中心的苏州，明末时期至少有3万机，《明神宗实录》记载，当时苏州“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也就是说，其时“机户”雇用“机工”从事规模化的丝织生产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明朝早期官营造船业极为发达，中期以后，民间造船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海上贸易的繁荣。其中官营造船业最典型的代表便是郑和七次下西洋所乘的宝船，明朝诸多史料中都有记载。

尽管郑和的七次远航涉及到的航海技术不仅仅是造船技术，但不可否认，作为航海最主要工具的船舶制造技术对其航海起到决定性作用。郑和的宝船主要制造于南京，据《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都船厂在仪风门，即宝船厂，永乐三年三月命郑和等行赏占城。”对于当时的造船规模，《龙江船厂志》中提到：“洪武、永乐时，起取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今江苏）滨江府县居民四百余户，来京（指南京）造船，隶属提举司，编为四厢。一厢出船木梭橹索匠；二厢出船木铁缆匠；三厢出舱匠；四厢出棕篷匠。”《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如果折算成今天的计量，郑和的这艘宝船长近140米，宽超过了55米，实在是一个庞然大物。今天南京下关的龙江包船厂遗址已经不复当年的喧闹，但是从“上四坞”、“下四坞”等作塘和水道的规模来看，当时造船厂的场面是非常恢宏的。除了外型庞大以外，郑和宝船在技术上也有创新，采用平底使船的吃水浅，且在海上航行时候可以压住巨浪，首尾翘起，靠岸方便。

手工业的繁荣和规模化带来的是贸易的频繁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明朝中后期，随着政策的解禁，手工业大面积兴起，不仅提高了百姓收入，也使得商品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

明朝手工业分官营与民营两种，其中官营又分中央管辖和地方管辖两大系统。明朝前期，将官营手工业视为关系到封建统治和国计民生的大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庞大而复杂的生产与管理体系。

在中央，相关手工业行业分属工部、内府和户部管理。

工部四司工部是手工业管理的主要机构，在明初废除丞相一职以后，工部尚书都是直接对皇帝负责，可见朝廷对工部的重视。据《明史·职官》记载，工部设尚书一名，“掌天下百工营作，山泽采捕，窑冶、屯种、榷税、河渠、织造之政令”，同时设“侍郎佐之”，分左右侍郎各一人。

工部下设四个清吏司，明初为总部、虞部、水部、屯田四司，洪武二十九（1396年）年修订为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每个清吏司的行政主官为郎中，另设副职，称外郎，相关工作官员称主事。

营缮清吏司的最主要职责是“掌宫府、器仗、城垣、坛庙经营兴造之事”，也就是说，官方的主要建筑工程，都是由营缮清吏司负责；此外，他们还负责皇帝和皇后、太子、亲王世子、皇妃的卤簿、仪仗、乐器，以及物料和工匠管理。营缮司下设营缮所，同时还在各地拥有琉璃厂、黑窑厂、神木厂、台基厂，以及重都城、清匠司等，几乎都是官营手工业中的最重要部分。

虞衡清吏司的职责是“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如保管及核查陶瓷器皿，管理铸器、铸钱方面事宜，制造、验收军装、兵器，采集鸟兽的皮张、翎毛、骨角用于制造军器、军装和礼器，管理冶课、颜料、纸札等项事宜。虞衡清吏司的分司和下属机构主要有宝源局、试验厅、军器局、皮作局、颜料局、街道厅等。如明代最大的铁冶厂遵化铁厂便由虞衡清吏司管理；颜料局专门负责掌管、供应颜料；街道厅负责维修京城内外损坏的街道、桥梁等。

都水清吏司“掌川渎、陂池、桥道、舟车、织造、衡量之事”。也就是说，主要掌管的是舟车、纺织、衡量等行业。

屯田清吏司主管屯田事务，其中也包括了营建帝王陵寝和职官坟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