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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危机中崛起(第3页)

这个时候,我国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强大起来。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发现后先谎报人数,下令减其马价,想从中捞取好处,结果导致双方失和。其实瓦剌名为进贡,主要还是侦察,探听明廷的虚实。太师也先还曾提过与明廷皇室通婚,出于敷衍的目的,王振也私下擅自答应,而朝廷根本不同意,回复瓦剌的诏书中没有允许通婚的意思,瓦剌觉得受到了愚弄,双方仇怨加深。

王振见瓦剌不肯就范,就取消了赏赐,瓦剌便以此为名发动对明朝的战争。明英宗年少,不知天高地厚,想御驾亲征。王振本人也想名留青史,于是就力劝皇帝御驾亲征。21岁的英宗和王振一样对军事一窍不通,对战争只有浪漫的想法,希望能有机会成就二祖那样的事业。当时明朝的主力部队都在外作战,根本无法调回,朝中大臣们都力劝英宗不要亲征,但英宗根本听不进去,而且王振又大权独揽,根本不理会朝臣的意见。于是从北京附近东拼西凑了50万大军,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七日,英宗偕王振统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当时天降大雨,关于出师不祥的谣言四起,军心涣散,加之粮饷接济不上,士兵饥寒交迫,一路饿死了很多士兵,将士们士气非常低落。前方战败的消息不断传来,毫无作战经验的王振不知所措。只见被瓦剌杀害的明军尸横遍野,英宗和王振开始害怕起来,下令撤军。王振是蔚州人,离大军驻扎的大同不远,于是王振请求英宗给他衣锦还乡的机会,让大军绕道蔚州撤退。尽管王振的提议立即遭到所有人的反对,认为这样会耽误撤退的时机,所建的一所家庙但是有英宗做后台的王振根本就肆无忌惮,于是大军退向蔚州方向。这时王振突然变卦,原因是担心大军经过会踩坏家乡的庄稼,那么自己反而背上骂名,于是又开始按原路撤军,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举动上。大军快撤到怀来时,由于补给跟不上,王振命令原地驻扎等待。

如果当时英宗能及时进驻怀来,瓦剌军也只能一筹莫展,但大军偏偏又在距离怀来城仅二十里的土木堡停顿了一天一夜,最终被瓦剌军赶上并包围。明军的水源被切断了,困于死地。瓦剌也先假意议和,趁明军防备松弛,发动总攻。蒙古铁骑冲破战阵掩杀过来,明军相互践踏,死者满山遍野,根本无力组织抵抗,很快就全军覆没。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佐,学士曹鼎、张益等人全部战死。王振本人及兄弟王林也战死于乱军之中。随从皇帝的大臣中,只有肖惟祯、杨善等几个人逃了出来。二十余万大军全军覆没,大量器械、粮草等辎重被全部缴获,英宗被俘,这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变。英宗就这样开始了一年的俘虏生活。

北京保卫战

英宗被俘、土木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众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皇太后和留守京城的郕王朱祁钰急召大臣朝议。翰林侍讲徐理竟公然主张逃跑,建议迁都南京。他的这一谬论当即遭到兵部左侍郎于谦的坚决反对,于谦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的支持。在于谦、王直、陈循以及商辂、王豌等坚决主战的激励下,朱祁钰和皇太后决心抗战,并把战守重任托付给了于谦。

于谦受任后,立即和主战派官员一起,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来稳定局势,安定民心。

首先,调外省军队增援。土木之变中,京师精锐丧失殆尽,残兵不及十万,军心震恐,上下无斗志。于谦于受事的第二天立即奏请朱祁钰调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的浙兵急赴京师守卫。同日,又命令将通州漕粮全部移入京师。当时通州仓存粮百万石,因担心落入瓦剌手中,起初打算焚毁。后来,于谦接受了应天巡抚周忱的建议,征调顺天府大车五百辆运通州仓粮进京。各地军队陆续来到京师,粮食储备更加充足,京师人心渐趋安定。

其次,清洗王振同党势力。八月二十一日,于谦升任兵部尚书。

二十三日,朱祁钰登临午门代理朝政,右都御史陈镒等恸哭请族诛王振,王振私党马顺呵斥群臣退下。

给事中王竑一跃而起,一把抓住马顺的头发,激愤地说:“你们这些奸党,论罪早就当诛,到今天还敢如此嚣张!”

群臣随之一哄而上,当即把马顺击毙。并向郕王朱祁钰索要宦官毛贵、王长随,朱祁钰派人将二人从宫中轰出,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二人血溅廷陛,当场毙命。不一会,有人又把王振的侄子王山捆来,众争相唾骂,朝班大乱。朱祁钰见状欲起身离开,于谦分开众人上前拦住,请他当场宣谕说:“顺等罪当死。”众乃定。谦袍袖为之尽裂。随后,朱祁钰又下令把王山捆送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论老小一律斩首。不久,王振党徒宦官郭敬、彭德清从大同逃归京师,也被抄家下狱。

内部隐患一除,于谦即进一步加强战备。八月二十四日,于谦推荐右都御史陈镒安抚畿内军民。同日,请封镇守宣府总兵杨洪为昌平伯,以表彰其护城之功。二十五日,升广东东莞县河泊所闸官罗通任兵部郎中守居庸关;派四川按察使曹泰守紫荆关,封石亨为武清伯,总管京营兵马。

二十八日,下令将南京军械兵器运往京师,以备作战之需。

为进一步稳定政局,有利于对瓦剌的斗争,于谦等人以国家无主,太子幼弱为由,请太后立朱祁钰为帝。

九月六日,朱祁钰即皇帝位,是为明代宗(又称景帝),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1450年)为景泰元年。

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和也先的气焰,于谦估计也先一定不会就此罢兵。所以,他一方面继续选派得力将领,增补关隘,加派援军,调整长城防守,另一方面又派遣御史白圭、编修杨鼎等15人,募兵畿内、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并招募民夫,更替沿河漕运官军,集中京师备用。同时,工部征集资财,命京内外军工厂昼夜加工,赶造攻战武器,以备作战之用。

十月,也先以英宗为人质,率军入紫荆关,过易州(今河北易县),到良乡,一路势不可当。十日,大军跨过卢沟桥,直抵北京城下,军队驻扎在于城门外。英宗被安置在德胜门外土城关。于谦在景帝的支持下,布署北京城防,调动诸将分领官军22万,布列于北京九门外。于谦亲自到城门上,决心和守城的将士们同生共死。于谦和石亨陈兵于德胜门外,以抵挡瓦剌军主力。身后城门关闭,以示背城死战。官兵们被于谦勇敢坚定的精神感动了,士气振奋,斗志昂扬。

也先派出一万骑兵进攻德胜门,明军炮箭齐发,瓦剌军阵脚大乱,也先的弟弟也中炮身亡。乘敌人慌乱之际,明军冲入敌阵,杀得敌兵溃不成阵。

也先慌忙回撤土城,明军紧追不放,城外居民见瓦剌兵败,也爬上屋顶,向敌人投掷砖石,以助军威。也先又转攻西直门,也没能得逞,只得退下来。

继而率部向南转移,到彰义门土城(外城广安门)时,又遭到石亨义子石彪的截击,也被杀退。

也先环攻不下,只好挟英宗拔营退兵,由良乡往西,出紫荆关而去。于谦又派出骑兵一路追击,在清风店、固安等地又多次击败了敌兵,沿途斩获颇多,夺回被掠的大批百姓和牲畜。十一月初八,北京城城门解禁,北京保卫战胜利结束。此后,于谦继续整顿防务,充实边关,严防也先卷土重来。

于谦率领军民力战九门,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在战争中,于谦将火器部队与步兵和骑兵部队结合起来,协同作战,有效地抗击了瓦剌军的进攻,创造出明代城市阵地防御作战的特殊战法。京城中军民齐心,同仇敌忾,也是大败瓦剌军取得北京保卫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驱除权奸

土木之变以后,明王朝开始衰落。明英宗以后的几代皇帝,都昏庸腐败。他们没有吸取王振误国的教训,一味依赖宦官。宦官专政的局面越来越严重。明宪宗朱见深在位的时候,宦官汪直专权,在东厂以外,又设了一个西厂,加强特务统治,冤死不少好人。

1505年,明武宗朱厚照即位。他身边有八个宦官,经常陪伴他打球骑马,放鹰猎兔。明武宗贪图玩乐,觉得刘瑾等称他的心意,十分宠信他们。这八个宦官依仗皇帝的势力,在外面胡作非为。人们把他们称为“八虎”。

刘瑾是武宗朝“八虎”之首,因得武宗的宠信,胡作非为,一手遮天,甚至代替皇帝批阅奏章。后来刘瑾被武宗升为司礼太监,掌管了朱批大权。刘瑾诬陷曾上疏武宗诛杀“八虎”的谢迁、刘健是“奸党”,把他们统统赶出朝廷,充军边疆。那些为谢迁和刘健说情的大臣,也被革职查办。朝中大臣都在刘瑾的淫威之下惶惶度日,曲意逢迎。如果哪位官员对刘瑾稍有微词,就会遭到残酷的打击报复。

正德三年(1508年)夏天的一次早朝上,武宗把御道上出现的一封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信交到刘瑾手中。刘瑾恼羞成怒,为了追查匿名信的出处,他竟然命令满朝文武三百多人跪在奉先门外,这真是历史上少见的荒唐事。当时,正值盛夏,骄阳似火,可是刘瑾却不允许这些官员喝水。其中有些年老体衰的官员中暑而死。一直跪到天黑,刘瑾也没有查出蛛丝马迹,于是又命锦衣卫将这些官员抓入天牢。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信来自宦官内部,跟朝臣无关,才把大臣们释放。

此后,更没有人敢对刘瑾的荒唐举动提出半点异议。刘瑾权势熏天,所有国家大政方针都由他一人决定。宰相焦芳、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都是他的心腹,无异于他的家奴,朝中大臣趋炎附势,称刘瑾为“千岁”。

这样荒唐的朝政自然叛乱频发,刘瑾当权五年后,宁王叛乱,打出的就是讨伐刘瑾的旗号。虽然这场叛乱仅十八天就被平息了,但是却给了宦官张永一个扳倒刘瑾的机会。张永本来也是“八虎”之一,但是一直遭到刘瑾的排挤,日久生怨,他早就想把刘瑾除掉了。于是,张永在慰劳平叛大军的庆功宴上,弹劾刘瑾十七条不法之事。武宗一怒之下下令逮捕刘瑾。

第二天又在刘瑾家中抄出无数金银珠宝和龙袍、御带等违禁物品。武宗雷霆震怒,以谋逆罪对刘瑾处以凌迟酷刑。

刘瑾虽然被杀,但是明武宗的昏庸腐败却是无可救药的。他杀了刘瑾之后,又宠信了一个名叫江彬的武官,在江彬的教唆下,他多次离开北京到宣府寻欢作乐。把朝政大权交给江彬,江彬又趁机贪污受贿,排斥好人。由于明王朝的腐败统治,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百姓的赋税和劳役负担更加繁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1510年,北京附近爆发刘六、刘七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延续两年,起义军横扫河北、山东、山西等8个省,四次逼近北京,给腐朽的明王朝一次沉重的打击。

明武宗死后,他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这就是明世宗。明世宗刚即位的时候,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像限制宦官权力,整顿税收,等等。但是后来他迷信道教,在宫内设坛求仙,渐渐不大过问朝政。

凡是迎合他信道的,就得到重用,大学士严嵩,就是因为善于起草祭神的文书,逐步取得了内阁首辅地位的。严嵩并没有什么才能,他只知道奉承拍马,讨得世宗的欢心。他当上首辅后,和他儿子严世蕃一起,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干尽坏事。当时一些没骨气的朝臣都投靠他,有三十多个官员做了他的干儿子。有了这些爪牙,他更加可以操纵朝政了。

严嵩掌权的时候,北面鞑靼部(蒙古族的一支)强大起来,统一了蒙古各部,成为明朝很大的威胁。严嵩不但不想加强战备,反而贪污军饷,让兵士们受饥挨饿。鞑靼首领俺答好几次打进内地,明军都没有力量抵抗。1550年,俺答带兵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北京城郊。明世宗派严嵩的同党仇鸾为大将军,统率各路援军保卫京城。严嵩怕仇鸾打败仗,指使仇鸾不要抵抗。结果,让鞑靼兵在北京附近掳掠了大批人口、牲畜、财物,满载而归。京城附近十几万明军,竟一箭不发。过了一年,仇鸾又勾结俺答,准备和鞑靼讲和。这件事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的愤慨,特别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

杨继盛为人正直,认为堂堂天朝大国不能损其国威。他多次向明世宗上奏,反对议和,只要朝廷上下能够发奋图强,富国强兵,驱逐鞑靼便指日可待。明世宗虽然也有心与鞑靼一战,但他性格软弱,经不起严嵩、仇鸾等人的夸大其词,最后杨继盛遭到排挤,降职到狄道(今甘肃临洮)做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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