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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与世界各国的往来（第1页）

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此时的中外交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后，以恢复华夏“正统”为己任，认为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是明王朝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证，从而制定了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大国外交

明朝特别是永乐时期外交活动的光辉，几乎皆集中在郑和下西洋这一在全世界外交史和航海史上皆堪称为壮举的活动之上。仅此一项，则所谓汉唐盛世完全不能望大明之项背。作为航海家、外交家的郑和，历事三朝，在二十八年之中七次奉使出洋，出访了占城、爪哇等三十余个亚非国家，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外交活动高潮。郑和的船队满载着大批精美而贵重的礼物，赠与各国的首脑和文武大臣以及贵族，向他们直接表达了明朝与各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诚意，由此而开辟了和谐共处的外交氛围。

诸国之中，占城在今越南中部，原系秦汉郡县，汉衰，占城建国，同中国关系自古即十分密切。虽然与中国殊俗异方，但接受中华文化已然十分久远，其国内通用汉文字。《明史·占城传》记载洪武初年占城曾遣使至南京祝贺明朝定鼎。费信《星槎胜览·占城国》记自福建五虎门至占城只有十昼夜的航程，因此郑和七下西洋，均将占城作为出使活动的首站。

自占城向南航行七昼夜而达暹罗古国。洪武初，暹罗国王曾遣使出访大明，向洪武皇帝贡驯象等方物。永乐初，暹罗使船在赴琉球途中失去驾驭，漂至福建海岸。永乐皇帝命令所司为其修船，并补充给养，待顺风时送其出海，以礼待之。暹罗王遂遣使来谢，贡献方物。永乐帝赐赉有加，并颁赠量、衡之式，显示了对暹罗非同寻常的信任和亲近。

爪哇距占城二十昼夜航程。元末，该国使节贡方物曾至福建，而元朝已经覆亡。洪武皇帝遣使送其还国，并赠以《大统历》。《明史·爪哇传》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访问爪哇，恰逢该国东、西王构兵内战，西王部下误杀了经过东王属地的郑和部下一百七十人，西王为此遣使谢罪，永乐皇帝对此表示了谅解，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之间的友好联系。爪哇的交易俱用中国铜钱，该国人最喜欢中国的青花瓷器以及花色绢帛、麝香等物，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亦较深刻。弘治十二年（1499）以前，出访大明的爪哇使者不绝于途，两国关系最密切时，在十几年之中，其使者基本上每岁一至明朝。

上述三国以及占城的邻国真腊（在今柬埔寨境内），皆为原本与中国有着比较密切往来的国家，郑和七下西洋，使中国进一步密切了同四国的友好关系。而一些曾经与中国有过邦交关系但久疏来往的国家譬如淳泥、彭亨等，在郑和多次和平出访的影响之下，彼此之间的邦交往来得到了恢复和加强。而更多的则是原来与明朝并无外交往来的国度，诸如锡兰山、古里、急兰丹、柯枝、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忽鲁谟斯、比剌、溜山、木骨都束、麻林、刺撒、祖法儿、竹步、榜葛剌等国，也先后同明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一些邦交往来的故事至今令人感慨不已。

在今文莱一带的淳泥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小国，就国力而言无法同大明相提并论，但是后者依然尽力与其保持友好的邦交往来。据《明史·淳泥传》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淳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遣使到明朝入贡，永乐皇帝予以热情接待，并遣官封赠国王，赐予大批精美礼物。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十分感动，遂偕同王妃率弟妹子女及陪臣等共一百五十余人抵达大明访问。自福建港口上岸以后，麻那惹加那乃君臣一行受到了明朝各地官员的热情友好的接待。八月，麻那惹加那乃到达京师，他真诚地向永乐皇帝表达了淳泥愿与大明发展良好邦交的意愿，他说：皇帝陛下应天承运，统一了中国。我们与中国虽然相隔遥远，也感受到皇帝陛下对我们的善意。所以我要不惮风波险阻，带领我的家属陪臣，来到中华向您当面表示感谢。永乐皇帝慰劳再三，命将国王带来的礼物陈列在文华殿，并在奉天门摆下盛大的筵席为国王接风洗尘，王妃等由国公夫人等在内馆设宴款待。皇帝也回赠国王众多的礼品，包括冠带、仪仗、交椅、银器、伞扇、销金鞍马、金织文绮等等。

很不幸的是，十月，淳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由于风霜劳苦，一病不起，病逝在大明的京师。在国王生病期间，永乐皇帝多次问医问药，妥加慰问。国王病逝以后，永乐帝十分悲痛，辍朝三日，表示哀悼，派遣官员前往悼念致祭。自皇太子以下各亲王也纷纷遣祭。在皇帝的关怀之下，淳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被安葬在京师安德门外，铺设了神道，刻就了碑文，以示永远的纪念。永乐皇帝派遣心腹太监和官员乘海船一路护送麻那惹加那乃的儿子遐旺等一行返回淳泥。不久，在淳泥长宁镇国山上，立起一方从大明运去的石碑，永乐皇帝在碑文中再一次向淳泥人民表达了希望与淳泥永远结好的意愿。

在郑和下西洋、各国使团纷纷出访大明的外交潮流的推动之下，永乐十五年（1417年），位于今菲律宾群岛的苏禄国也派出了多达三百四十余人的外交使团，北上出访明朝，抵达北京，为首者正是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刺、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他们向永乐皇帝进献了金缕表文以及珍珠、宝石、玳瑁等礼物。永乐帝举行隆重的典礼，正式册封了三王，颁赐印诰、袭衣、冠带以及鞍马、仪仗等诸器物，其随从人员等也各有冠带等赏赐。客人辞归，永乐帝赐予很多的礼物、钱财。苏禄客人一行乘舟沿大运河抵达山东德州时，东王病逝于馆驿。永乐帝闻报震悼不已，命令有关部门以礼厚葬，勒碑墓道。派遣使节南下德州，对东王长子都马含说：你的父亲愿意与中国结好，带领家属陪臣万里来京，孰料其染病去世，朕深为哀悼。你为东王嫡长子，朕封你为苏禄国东王，希望你能够继承你父亲的遗愿，永远与我大明结好。苏禄国王墓在今德州市北，陵园内松柏苍翠，墓碑题刻“故苏禄国恭定王墓”字样。而当年留居大明的苏禄国守墓人，包括东王的亲属，则逐渐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圆融博大之中。他们的后裔，则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成为德州北营地方的温、安两姓，现已传至第二十一代。

满剌加王国位于今马六甲。其建立本身，得到了明朝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其后巩固政权的历程中，明朝帮助其修建城池，加强国防建设，还多次警告暹罗不要侵犯满刺加。就是对这样的小国、弱国，作为强大明朝的君主，永乐皇帝也是热忱地以礼相待。在郑和的船队访问了满剌加之后，永乐九年（1411年），满刺加国王率领妻子、陪臣共五百四十余人回访大明。使团抵达京师近郊，永乐即命太监和朝臣出城设宴慰劳。

入城之后，永乐皇帝亲自在奉天殿设宴，欢迎满剌加国王。赠与国王金绣龙衣、麒麟衣、金银器等，王妃等人也得到了礼物。国王圆满结束出访，即将回国之时，永乐帝又在奉天门设宴欢送，并赠与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白金、钱和钞以及锦绮纱罗等礼物。永乐帝对国王说：国王漂洋渡海几万里到京师，一路平安，这是国王忠诚之心感动天地而使然。朕与王相见甚欢，本当留王在京多住几日，可是国人皆盼王归，不能辜负了他们的期望。现在正值冬天，顺风向南航行，正是好季节。希望国王在途中要强饮食，加意调养，以副朕眷念之意。

由永乐皇帝主导而由郑和具体实施的和平外交，也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将中国文化传播到数十个亚非国家。中国悠久的医术、沐浴方式，以及柔软光鲜的丝织品，典雅而实用的瓷器等物质文化产品，在这些国家一时间引起轰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国家的文明进步和发展，并发生着持续长久的影响，如今我们还能看到在这些地区出土的大量的中国瓷器。这些精美的产品，有些是作为礼物赠送各国的首脑，有些则通过公平的贸易活动，同各国的土特产品进行了交换，从而在各国民间也普遍架设起友谊之桥。《瀛涯胜览》等文献对此有比较多的记载：暹罗上水镇有宝石“红马斯肯的石”出售，郑和船队出访暹罗，则派出小船前往交易。

古里国有两大头目负责与郑和船队进行贸易，议定价格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快则一月，慢则两三个月。除交通等因素影响以外，也是议价慎重、绝非恃强交易而使然。

柯枝国商人预先购置宝石、珍珠、香货，等候中国宝船以及其他国家商人前来购买。

祖法儿国以盛产香料名闻天下。明朝的宝船两次远航至此，祖法儿王皆派人通告国人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鳖子之类”交换明朝的丝绸和瓷器。在天方国，明朝的使节买到了各色奇珍异宝以及麒麟、狮子、鸵鸡等商品。

陈诚出使西域

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月，永乐皇帝的车驾到达北京。三个月后，北京迎来了一个来自中亚帖木儿帝国的使团，他们受到了十分友好的接待。

来自中亚的使团结束了对大明的访问。永乐皇帝果断地决定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大明和中亚各国友好往来的成果，组成了一个以太监李达为首的九人使团，以“行报施之礼”，即以同样友好的态度进行回访。同时，也像对待亚非沿海诸国的使臣一样，护送帖木儿帝国使团回国。这九人使团之中有一位“典书记”（负责应对往来文书）的陈诚。正是这位儒雅之士，总共五次冲风冒雪，跋涉在茫茫的瀚海之中，成为我国近古时期最伟大的外交家之一。

陈诚（1365-1457年），号竹山，江西吉水人氏。其父陈同早年业儒，后往来南北各地，从事商业活动。陈诚与其父的人生道路则有很大不同，坚决走科举出仕之途。洪武二十七年（1394）中进士，旋即选除行人司行人。后历任翰林院检讨、吏部清吏司员外郎、广东布政司右参政等职。宣德三年（1428年）致仕。

陈诚是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家而名噪海内外的。由于它具有与郑和完全不同的科举士人的政治身份，因此，在朝在野都有更多的同僚和戚友与他意气相投。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洪武皇帝筹划安定北部警报频传的边防，开始注意切断蒙古与西北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此前大将军蓝玉奉命西征，讨伐不臣的朵儿只巴。当此西北各族民众人心思定、亟欲恢复秩序之际，陈诚奉派到达新疆，不辱使命，参与重建了安定等卫所，使各军事要塞得以巩固，西北边防得以稳定。

洪武三十年（1397年），安南侵夺大明的思明府，在奉使新疆中临危不乱处置有度的陈诚被派出使安南进行交涉。陈诚在经过对中越两国矛盾纠缠的历史进行仔细研究之后，义正词严地向安南国王陈日煜指出，自丘温一带以北之地，皆属于大明的思明府，而非安南，“此皆昭著简册，在人耳目，有不可掩”，史迹俱存，不容抵赖，忠告其勿怙终自祸。这是陈诚第一次奉使出国，在他留给我们的四通致安南王的书信中，我们初瞻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外交家卓尔不群的风采。

此番由永乐皇帝组织的大明使团，其为首者李达同郑和的身份相同，也是太监。这位老资格的外交家曾经多次奉使西域，广有声名。使团中尚有杨忠、李贵、李暹等太监。尽管永乐皇帝违反了洪武皇帝的训诫，大力启用宦官，为有明一代宦祸频繁交作开了先机，但在永乐一朝，宦官在外交舞台上确实非常活跃，并且留下了完全正面的形象。使团中另外几位成员则是在朝或在新疆任职的少数民族人氏：金哈蓝伯、帖木儿卜花、马哈木火者、哈三等。而陈诚作为使团中的学问淹博之士，被委任为执掌应对往来文书，自当再合适不过。正因为如此，当使团即将启程，奔赴遥远的西域的时候，陈诚的上司、同僚、朋友等纷纷撰文赋诗为他壮行，希望他能够不辱使命，向遥远的异域传宣朝廷的德教，并记述道里之远近、地理之形胜、制度之异同、物产之丰歉、风俗之好恶等等，以备国家修纂史书，以鉴政务。陈诚并没有辜负这些期望。永乐十三年（1415年）十月，在“绝漠穷荒至西天，前经后骑去经年”之后，完成出使万里还京的陈诚，向皇帝呈送了《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两部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西域行程记》全文仅两千余字，乃是明朝使团的日程记录，始于永乐十二年正月十三日（1414年2月3日），迄于当年的闰九月初一日（10月14日）止，凡二百五十余天。文中记录了自肃州卫（今甘肃酒泉）西行至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共万余里的艰苦行程。

陈诚返回国内仅半年多，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六月，又接到了永乐皇帝出使帖木儿帝国的圣旨。《明太宗实录》记载，这一年的六月己卯，哈烈、撒马尔罕、失刺思、俺都淮等访华使节辞归，永乐帝赐予钞币，并命礼部谕令所过州郡均须设宴以示迎送。太监鲁安和陈诚等人则受命组成了新的使团，携带着永乐皇帝馈赠给沙哈鲁国王及其子兀鲁伯的丰厚礼物，偕同那些返国的外国使节一同西去。在完成使命之后，帖木儿帝国的使臣也随同陈诚一起到达了京师。陈诚以功升迁为广东布政司右参议。

第三次出使西域的启程时间是在永乐十六年（1418年）的十月二日，李达、陈诚等与沙哈鲁、兀鲁伯的回国使臣偕行，目的地仍然是哈烈。此前东西两大王朝的国书往来之中，永乐皇帝曾经声称大明与帖木儿帝国是君臣关系，并表明了自己作为宗主的身份，而沙哈鲁的回函则同样不客气地劝永乐皇帝皈依伊斯兰教。眼光远大的永乐帝显然认识到自己的鲁莽，在此次致哈烈的国书之中，称赞沙哈鲁是一位行使德政、爱护人民的开明君主。他向沙哈鲁表示，希望两国关系日臻亲睦，信使及商旅和平往来，两国人民永享安乐。

永乐皇帝能够平等待人，求大同而存小异，不就错综复杂的宗教信仰问题在东西万余里之间打笔墨官司，以大明和帖木儿帝国等中亚国家和平共存之大局为重，无疑符合元末战乱以来人心思定的大趋势，具有很高的政治智慧。而其善意的睦邻主旨和陈诚等杰出外交家频繁而富有诚意的具体的沟通活动，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沙哈鲁国王以及其他帝国贵族的积极回应。这位被西方史家赞誉为开明的并富于艺术气质的中亚君主很快精心组成了一个访华的新使团，其中不仅有国王的代表，也有国王长子兀鲁伯的使臣。而三子贝孙忽儿的代表火者·盖也速丁则对这次出使大明进行了全程的纪录。这部日记体裁的被后人名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的著作，尽管在行程远近、山川形胜方面的记载有所缺陷，不及陈诚著作的详明，但是在城市生活、中国宫廷制度，特别是在永乐皇帝接见使团的细节记叙上，则是陈著所颇为不及的。陈诚虽然也提及了伊斯兰教的宗教建筑以及哈烈等地方的公共建筑和民居，但完全没有涉及沙哈鲁如何接见大明使团的活动，对使团本身的外交活动的记载却付阙如。本书的有关记叙，则不得不借助他所写的诗歌，以略窥其中的蛛丝马迹。

永乐皇帝所秉持的和平外交方针，在他主政期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外使团往来于西域古道之上，络绎不绝。约有二十个访华使团来自哈烈和撒马尔罕，三十二个使团来自中亚其他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