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一个电话从营部打来,说南疆军区文艺宣传队要到哨卡慰问了,让哨卡做好准备。
南疆军区驻军喀什,新疆南部和西藏北部的部队都归南疆军区管辖,辖区幅员辽阔。我在帕米尔三年,军区宣传队到我们哨卡慰问只有这么一次。
这一个电话打来,引起一阵骚动。
听说宣传队要来,大家都很兴奋。
杨医生算是留守人员中最老的兵了,他1968年入伍,比李仁还早一年。他说,军区宣传队有很多年没有到我们哨卡来了。在明铁盖哨卡,他是和我最能说得来的一个。自从这年春天,部队搞了一次一级战备,连队干部都回到哨卡,连部的人住不下,我便搬到卫生室隔壁的一间库房里,与杨医生为邻。
我喜欢他把卫生室搞得干净整洁。卫生室开间小,在冬天,室内炉火很暖和。我们俩经常一起聊天,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杨医生说,他曾在喀什看过军区文艺宣传队的演出。他倍加赞赏一个叫什么红的女演员,说她歌唱得最好,也是最漂亮的一个。有一点遗憾的是,这姑娘在生活上有一点叫人担心,杨医生说了她的两件韵事。现在想来,那算是谈朋友吧,但部队有纪律,男女军人,只要没有提干,就不能在部队里谈朋友。那么,这姑娘谈朋友躲躲藏藏也算正常,不过在当时却给人留下谈资。
说起这事杨医生就笑,说不知道那个什么红来不来演出。
过了两天,营部又打来一个电话,说宣传队正在卡拉其古慰问,明天就到明铁盖,叫哨卡做好准备。
哨卡一片骚动。
电话传言说,姑娘们对哨卡人非常好,不但演出,还给哨卡人洗衣服,叫大家都把脏衣服准备好,专门留给姑娘们洗。
杨医生说:“狗屁吧!到时候她们高山反应还来不及呢!”
李仁有一点紧张。他把干部们召集在一起,又叫来我和二班长,商量有关接待事宜。
第一件事就是腾房。一班和三班到罗卜盖孜去了,两间宿舍可住二十人。二班也得腾出来,拉到阵地上住碉堡去。这天下午,二班往阵地上背马草,准备着明天晚上睡碉堡滚草窝。
我的任务是写标语,贴标语。红红绿绿的纸上写着“热烈欢迎军区文艺宣传队来我连演出”等,在营区里里外外贴起来,营造气氛。
哨卡突然来了许多姑娘,上厕所卸包袱成了大问题。哨卡是男人的世界,连里只有一个厕所。大家都表示把这个厕所让出来,让给我们的女战士用。于是,又在显眼位置,贴了“女厕所由此前进”。
李仁郑重宣布:今天把厕所打扫干净,从明天起,我们的人都到营区外面的羊圈里上厕所,千万不要和我们的女同志遭遇。
羊圈紧挨着哨卡东边的围墙,一人高的矮墙,围出八九十平方米的空地,有羊时,羊就圈在那里。现在,羊都交给老牧民热孜克代牧了,那羊圈就空起来了。羊圈有一个没安门扇的门洞,地面上只有一层薄薄的干羊粪。那地方,暂时当作男厕所没问题。
各种食品都挑出来了:牛肉罐头、猪肉罐头、冻生肉、冰冻鸡蛋,各种菜罐头、水果罐头,粉丝、花生米和葡萄干……战士们特意把自己攒起来的哨卡每月发给个人的水果罐头留在宿舍,说:“他们愿吃就吃吧,让他们吃个够。”
有人把电话打到营部,找自己的同乡,打听宣传队的消息。大家讨论,换下来的衣服、床单和拆下来的被套到底给不给她们洗,人家姑娘们头一次上雪山,累倒了怎么可以。
杨医生说:问一问什么红来了没有?
结果是说什么红来了,于是大家更加欢欣鼓舞。
据说,营部电话班的那帮小子那几天捂着嘴笑,把嘴都笑歪了,戏弄了明铁盖哨卡人,他们特别兴奋。
不管怎么说,大家都不由分说地把胡子刮了。副指导员李仁和冯台长、赵参谋摸着自己光溜溜的下巴嘿嘿笑,一下子都变成了小清新。这才对嘛,军人嘛,就是要有良好的军容风纪!
第二天大清早,有几个人就站在岗楼上和哨兵一起向东方张望,就盼望着宣传队来。有人还用了望远镜。快到中午时,果然有汽车出现在雪冈那边的公路上了,大家又是一阵骚动。
大家突然紧张起来。昨天商量了半天,怎么没有商量具体怎么迎接我们的宣传队呢?
本来嘛,依我的想法,副指导员带领我们大家去营区门口迎接,表示一下心意即可。副指导员这时候却有些慌乱。
眼看着汽车翻过雪冈,摇摇晃晃地往哨卡开过来了。大家都往房子里躲。副指导员和台长来找我,说:“你带头出去迎接。”我说:“为什么是我带头?”“你是知青。”我说:“这和知青有什么关系?”副指导员脸红红地说:“反正是你带头!”
正说着,汽车已轰轰地开到营区外面了。我看了一圈,大家都躲到屋里,从窗子里往大门口瞅。
敢情是被姑娘们吓住了。
我瞅了一眼杨医生,杨医生满脸严肃。
汽车在外面叫了几声,无人出去,扭了几扭开到营区院子里面了。连哨兵都跑了,院子里空无一人。
副指导员推了我几把,我没有动,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往外走。大家这才满脸严肃地三三两两地走出来。
汽车大厢里,宣传队的同志们可能是因为高山反应,都蔫蔫地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没人上前去帮他们拿行李。我看见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仔细看,有三个我们边防团自己的文艺宣传队员也坐在上边。他们是和我一起入伍的同乡,也是插队知青。他们自己把行李扔下来,跳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