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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新的生活（第3页）

1982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屋里爬格子，忽听有人问话：“这是贺绪林的家吗？”我抬头一看，屋门口站着一位陌生的中年人，含笑看着我。我疑惑地看着他，点了一下头。他笑着说：“我是商子雍，给你写过信。”说着，他伸出手向我走来。我急忙握住他的手，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傻笑。

商老师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戴着眼镜，中等身材，文质彬彬，风度翩翩，一身的书卷气。商老师说，编辑部委托他来看看我，并告诉我，我的两篇小说将在第12期《长安》杂志上刊发。我惊喜万分。我的作品终于登上了正儿八经的文学刊物，一个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跋涉的人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一时激动无语，只是紧紧地握着商老师的手。

商老师详细地询问了我受伤致残的经过及现时的处境，我一一作答。

他热情地鼓励我，中肯地指出我创作上的得失，并殷切地告诫我要坚持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

1982年年底我收到了第12期《长安》杂志，上面不仅刊发了我的两篇小说，还刊载了商老师一篇介绍我的文章——《在逆境中奋飞》。手捧着散发着墨香的刊物，我真想大声呼喊，可嗓子眼发涩，只觉得眼睛发潮……

我似乎看到一颗流星从天上划过，黑沉沉的夜幕上闪过一道亮光。

时隔不久，商老师又写了篇介绍我的文章——《贺绪林素描》，发表在1984年第4期《陕西青年》上，向社会介绍我。

后来，在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陕西省文联）和陕西省作协召开的几次创作会上，我都见到了商老师。每次见面，商老师都给予我热情的鼓励。

1998年冬季，陕西电视台《周末俱乐部》栏目“文坛光点”版块为我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制作节目之前，编导魏含章来家采访我，问及在创作上谁都对我有过帮助，我说到了商老师和赵熙老师。再后，魏编导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将聘请商老师做此次节目的嘉宾主持。得知此消息，我十分高兴。

制作节目时，我又一次见到了商老师。商老师一点儿也不显老，依然风度翩翩。更让我感到惊奇和敬佩的是，在摄像机前商老师侃侃而谈，声情并茂，挥洒自如，再次把我介绍给更多的观众和读者，那水平完全可以与电视台知名主持人相媲美。

回首往事，我有说不出的辛酸和苦恼，也有道不尽的欢欣和喜悦，但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当我在人生的路口徘徊之时，是商老师最先向我伸出援手，扶我上战马，使我下定决心在文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为此，我常怀感恩之心。

2010年，在“陕西著名作家走进杨凌”的采风活动中，我有幸忝列采风团中，再次见到了商老师。他步履稳健，红光满面，精神矍铄，风度不减当年，完全不像是年近七旬的老人。闲谈中，我提到他过去对我的帮助，他淡然一笑，说道：“那是一个文学编辑的职责，也是应该做的事，不值一提。”话虽是这么说，可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两天的采风活动很快就结束了，分手时商老师握着我的手关切地叮嘱，要我多保重身体。我又一次被感动了。在这里，我衷心地祝愿商老师笔力遒健，宝刀不老，健康长寿！

五

1982年秋季，我写了一部反映残障人同疾病抗争的中篇小说《生活之树常绿》，四万余字。写完后我很茫然，不知该往哪家刊物投稿。是时，我手头恰有一本新出的《当代》杂志，顺手查出地址，便贸然寄出。

半年过去，没有消息。我以为稿子寄丢了，要不就是又被“枪毙”

了。就在我完全丧失希望之时，乡邮递员送来一封北京的挂号信件。我一瞧是大信封，知道又是退稿，心里顿时拔凉拔凉的。大信封被我扔在桌子上，我都不敢去看，抱着头坐在桌前发呆，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知过了多久，我把手伸向了信封。不管咋的也得看看呀。

我慢慢拆开信封，果然是退稿，但附着一封长信。我急忙看信，第一遍竟然没看明白。我又慢慢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激动兴奋得心跳如鼓。信中对我的习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嫌不足，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让我修改之后尽快寄去。信尾署名：《当代》编辑部。

我欣喜若狂，深深地呼了一口气，那一刻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刻不容缓，我当即按照编辑老师提出的修改意见动笔改稿。三天改完，我立即寄出。半个月过后，我又收到退稿及信件，信中说，改稿虽有进步，但并不理想，并再三告诫：认真修改，不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从笔迹看，两封信出于同一人之手。

怎样才能改得令编辑满意？我心中茫然，无从下笔。文路崎岖，无人指津，苦恼烦躁之中我冒昧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的情况和处境，请求编辑部能派位老师来帮我改稿。信寄出后，我就为自己荒唐的想法而后悔。这样非分的要求编辑部怎么能答应！

万万没有想到，两周后，《当代》编辑部的何启治老师突然来到我家。

那是1983年6月中旬的一个午后，艳阳高照，天气燥热。我正在午休，乡友喊我，说是有人找我。我刚坐起身，两位中年人就进了家门。其中一位是县文化馆的同志，他给我介绍：“这位是《当代》杂志的何启治老师，他是专程来看望你的。”我又惊又喜，握着何老师的手激动得连话都不会说。

何老师四十出头的年纪，中等身材，戴一副眼镜，面带微笑，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大编辑的架子。何老师说我寄给他的信他收到了，刚好他来陕西组稿，就顺便来看看我，还说编辑部的老师都向我问好。何老师又说，两封信都是他写的，稿子很有基础，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说着他拿出稿子谈起了修改意见。显然他已经把稿子看了好多遍，意见中肯而具体，且把需要修改的地方都用红笔勾画了出来。他说，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不要拘泥于真人真事，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来虚构，但要虚构得合情合理……（原话我已记不大清楚，大意如此。）我茅塞顿开，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何老师起身告辞。我很想挽留他住一宿，再聆听聆听他的教诲，但我知道他是个大忙人，在西安还有许多事情要办，而且我的茅舍实在太寒碜，不便留客。

临别之时，何老师握着我的手说：“小贺，别气馁，鼓起勇气重新生活，我会尽全力帮你一把的。”我的眼睛发潮，喉咙发涩，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紧紧地握着何老师的手……此后不久，我的中篇小说《生活之树常绿》刊发在1983年《当代》第2期增刊（《新人新作专号》）上。何老师给我寄了五本样刊，还有一沓未装订的单篇。我翻到目录，看到了我的名字。我用手指轻轻地摩挲着，突然想哭。万里征程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再后来，何老师陆陆续续给我寄来许多书刊，并多次写信鼓励我，希望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何老师在我最危难之时坚定了我的信念，他在我心中如同神一样地存在着。

我原本是个活泼不甘寂寞的人，伤病让我失去了自由，近十年我几乎没有迈出家中的小院。那时没有电视，更别说电脑啥的，加之农村的信息十分闭塞，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井底之蛙，头顶永远只是院子上空那片天。

我渴望有朝一日走出囚困自己的那间屋子。

《生活之树常绿》发表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了稿酬——三百八十元。

活了三十年，这是我最大的一笔收入，拿钱的时候我还有点儿不相信这钱是我的。我跟嫂子商量这笔钱怎么用。我说给家里人都买件衣服吧。嫂子说：“给你买辆手摇轮椅车，我在杨陵街道上见过腿脚不便利的人坐着摇，很方便的。”我说：“我听你的。”

于是，我用这笔稿酬让在西农大工作的外甥给我买了辆手摇轮椅车。

杨陵没有货，外甥托人在西安买。外甥送来手摇轮椅车那天，一家人都很高兴，我更是无比兴奋。从那以后，我可以自己出去转一转，呼吸着家里以外的新鲜空气，见闻着家里看不到的事物。

我常常回忆起这件事，感慨万千。那时，伤残使我对生活丧失了信心，彷徨之中，创作成为我的精神支柱，但成功的彼岸距我太遥远，虽然屡败屡战，但心火渐熄。倘若何老师没有来家给我鼓励，倘若没有他的扶持帮助，倘若那个中篇又被“枪毙”，我也许不会再舞文弄墨，也许我的生命早已枯萎凋零。那个中篇的发表使我在绝望之时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使我生命的航船在再次搁浅之后又升起了风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