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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福建人生意经从血泊中捞金子（第1页）

福建人遍及世界各地，有着蒲公英一样的精神。他们不择地域、环境：不论是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还是人迹罕至的西部边陲；无论是繁华的大都市，还是偏远的小县城；无论是开放的巴黎，还是保守的朝鲜。只要可以生存，只要可以发展，他们就会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福建人这种四海为家、随遇而安的坚韧与顽强让人心惊胆战。

1．不怕风险，敢拼敢赢

在闽地人看来，人生在世，做什么事都离不开拼搏精神，否则就不可能有“成功”二字。做事要拼到底，许多事你拼了或许也拼不赢，但不拼则更不会赢。其实正是这么一个"拼"字，支撑起了闽人的精神世界。

闽裔华人与其他地区华人最大的不同是，他们虽然同样害怕失败，但他们不会被失败压倒，失败以后仍要拼下去。很多闽裔商人都曾三起三落，屡战屡败，但失败总是无法打倒他们，挫折总是难以吓退他们，他们败而愈奋、挫而弥坚，始终保持着个人对生命的最高要求：用自己的智慧铸造商业的辉煌。所以他们一直在拼，拼了一辈子，拼了几代人，拼了数百年。因而才有人说，看见福建人，你会觉得自己白活了。福建人有一种狠劲，他们可以用全部的生命来追求自己的最高境界，不肯浪费一分一秒，直至不死不休的地步，正如夸父逐日，生命不息，逐而不止。正是这种狠劲，造就了昔日辉煌的闽商群落，当今名传四海的闽裔华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闽裔商群创业者的经历中，有的人竟不止失败过一次，而是好几次，甚至接二连三，但他们最终还是能站起来。

屡战屡败的闽裔商人谢建隆最具代表性。

出生于印尼的谢建隆幼年丧父，12岁就在一家镇上铁匠铺里当学徒。1937年，15岁的谢建隆告别家人，只身来到雅加达，投入到了雅加达的自行车修理业。谢建隆勤快，肯动脑筋，又十分节俭，不久就有了点小家当，便开起了一家店铺，经营农副产品并逐渐扩展经营范围，经营一些低成本日常用品，起早贪黑地做，所得利润分毫不敢浪费，马上投入店铺的经营。五年之后，谢建隆已是一个殷实的闽裔商人，当初的小店也成了附近知名的大店铺。对于有事业心的人来说，钱能长志，谢建隆雄由此雄心勃勃，不断寻找商机，以扩充经营范围。

不幸的是，紧接着却来了灾难。就在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印尼，对雅加达开始进行大洗劫。谢建隆的店铺首当其冲。不仅店铺遭到了洗劫，人也被日本军队带走关了半年之久。谢建隆出来后家产已荡然无存，此时他的哥哥也已去世了。那段时间里几乎可以说是日月无光、天地变色，谢建隆简直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打击。大哥的去世，使照看四个弟妹的重担落到了年方20的闽裔侨人肩上，责任感使谢建隆挺了过来。不得已之下，做过老板的他只得重操旧业，继续以捡垃圾为生。一直到战争结束后，他还是无法继续做什么生意，最后选择了“出国”这条出路。他到阿姆斯特丹去学习皮革制造并尝试着做了一段生意，准备战后以此为业。1949年，独立后的印尼百废待举，商机无限。谢建隆趁机从荷兰回到了印尼。由于在荷兰待了两年，受到荷兰市场气氛的影响，他先入为主地以荷兰市场形势判断印尼市场，认为全印尼有1亿人口，人们对皮革制品的需求十分巨大，市场前景无限广阔。这个盲目乐观的判断导致了他的失败。他先是把在荷兰赚的一笔钱全投了进去，又举了一些债，信心十足地办了一个皮革加工厂，光是租厂房、买设备、招工人、采购原料几项，就花去了巨额资金。原以为会财源滚滚，谁知却弄了个虎头蛇尾，不仅业务难以开展，两年后更因严重亏损而破产倒闭。不得已之下，他只得卖厂还债。

但闽南人就是闽南人，不知忧愁，只懂拼搏，这一特性使谢建隆很快活跃了起来。1952年，他向亲友们筹借了一笔资金，成立了环球桑卡公司，经营土特产。但仅仅三年，环球桑卡就倒闭了。经历了历次失败的谢建隆病了三个月，身体倒下而意志未倒，他创业之心不改，并回顾了自己历次的失败，正视了自己在经营上所犯下的种种错误。

谢建隆重新振作了起来，从这一刻起他认清了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商人。1957年他与人合股成立了阿斯特拉国际贸易公司。在最初的两三年内，他把业务范围定位在收购出口椰干、香菜油并输出农副产品植物油，部分商品出口到英国、荷兰和原联邦德国上。1960年，他开始经营出口国外的一些机械产品。阿斯特拉公司最初几年的发展虽然并不是很快，但每一步都迈得很稳健，谢建隆当时像一个马拉松运动员一样步伐稳健。

进入20世纪70年代，阿斯特拉集团公司开始组装汽车，到1981年累计出产汽车173297辆，占印尼市场41．7％的份额。到1991年，公司年生产量已达3．4万辆，占印尼市场的54％。至此，“阿斯特拉”成为印尼人的骄傲，谢建隆也因其创业成功的神话般的经历而成为印尼青年心仪的偶像。

对于以打拼对抗事业的挫折带给人的收获，谢建隆自然体会良多，他多次向印尼青年介绍自己的心得，勉励有志创业的青年：要想在事业上获得成功，最主要的一点是不怕失败，永远保持蓬勃向上的精神，不因成败左右自己，破坏自己的心理防线。从修自行车、捡破烂起步，到成为印尼汽车行业大佬，有不平凡的创业经历和辉煌的业绩作证，谢建隆的经验之谈自然切实可信，令人回味不已。而作为一名闽裔华商，谢建隆的打拼精神也早已深深影响了印尼商界。2000年初，为纪念百年创业历史，《时代周刊》选出全球50位杰出人物，其中印尼6位实业家中就有3位闽裔华人，其中就有汽车大王谢建隆。

敢于打拼才会赢，这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闽裔商人创业经历的总结，是泪水、汗水凝结而成的经验，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可以成为商界人士永远的座右铭。

2．勤劳务实，知难而上

在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绝境。很多人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缺少坚持下去的勇气。心不定则事不成，没有了勇气，自然就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遇到困难就没了主意，除了放弃就是逃避，结果一事无成。其实，人们在最困难、最危险，甚至是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只要坚持奋斗，便可以创造转败为胜、起死回生的奇迹。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女胡仙就可以说是一个临危不退、迎难而上的高人。胡仙1932年生于仰光，是胡文虎领养的女儿，排行第四。1954年，胡仙女校毕业时胡文虎谢世，《星岛日报》、《星岛晚报》作为遗产留给胡仙，其余在东南亚的所有产业均被其他8个子女瓜分。一代闽商胡文虎的逝世，加上时代的发展和医药工业的进步与普及，使得万金油的昔日风光趋于平淡，有些产业甚至在儿女手中没落，惟一被发扬光大的，只有胡仙继承的《星岛日报》。

年仅22岁的胡仙刚走出校门，几乎完全不熟悉办报，也不懂得经营，而且报业公司已是困难重重。在胡文虎时代，报业与药业是全盘运筹，所以不用担心办报业的经费，报业经费相当一部分取自药业，而当胡文虎去世后，遗产和家族企业由后人刮分，财务各自独立，星岛报业由此断了财援，账面上立即呈负债状态。当时的情况可以说离烂摊子不远。当时报业公司的职员们甚至预感星岛报业要完了，都过一天算一天，但胡仙很快便摸清了公司的现状。

经过调查研究后，胡仙首先改革了报社的管理制度，实现现代企业最流行的事业部制，由总部制定方针和策略，具体由各事业部承包负责，将责任层层下压，做到人人有责，也人人有利。这项改革实施后，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只用了一年时间，报社各部门的利润就翻了一番，至1957年彻底走出低谷，一路上升。胡仙则因此建立起自己的威望，晋升为星岛报业集团董事长。对一个刚刚步出校门的女子当时的表现，星岛报业集团的员工们无不“拍案惊奇”。

商场总是瞬息万变的，仅靠一次成功并不能决定终生，要生存发展下去，还要看后来的表现。处于二次创业阶段的星岛报业集团后来又经历了两次巨大冲击，但在胡仙的恰当处理下，都被化解了。

第一个冲击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国民党台湾当局放出“太平党要对香港采取行动”的谣言。一石激起千重浪，香港人心浮动，经济开始变得萧条当时。《星岛日报》已增发欧洲航空版，报纸每天销往欧洲各大城市，在台湾也有销售。流言一起，海外代理商纷纷要求取消订货。那时每天都有大堆报纸被代理商退回来，企业立即亏损，而受到双重影响的员工们也无心事业。胡仙闻讯，立即通过多种渠道打听大陆动向，听取观察家们的分析，断定这只是心怀叵测的政治谣言。于是马上向员工转达了从高层探听到的消息，转述观察家们的看法，稳定了员工队伍。紧接着，她又马不停蹄地飞往全球各地，与不明内情、心存疑虑的代理商共析时局，说明所知情况，稳住了客户。在所发行的多种报纸上，她也刊出观察家的文章，以理服人，明辨真伪，终于控制了局面。危机过去后，胡仙认识到在港办报的软肋在于香港处于一个特殊的生存状态之下，较为敏感，政治倾向太浓的报纸会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像《星岛日报》这样的私企报纸，首先追求的是销量，这是决定报业集团生存发展的关键，因此要走大众路线。为此她对报纸的定位做了新一轮调整，坚持办报方向要贴近大众，更关注现实生活。这一改革赢得了读者的喜爱，《星岛日报》也从此开始稳步上升。

第二次冲击是电视业的蓬勃发展带来的。20世纪60年代，电视作为一种新型媒体开始在港岛普及。香港电视台每天24小时滚动播出的电视节目给报业带来了极大冲击。既然从电视节目中同样可以看到新闻报道、广告文娱，同时又可以看到生动鲜活的图像，何不舍弃报纸呢?如此这般，很多报纸的原有订户在有了电视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都不再看报，早上起床一边早餐一边收看电视新闻，然后匆匆忙忙再去上班。因而连续有一两年，专家们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报纸最终会不会被电视取代？同处一个屋檐之下，星岛报业当然也受到了冲击，一段时间里销量下滑得厉害，一些职员也跑到电视台去了。

根据实际情况，胡仙再一次对报纸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调整，要求与社会各界近距离接触，多捕捉各界信息，反映各界要求，同时要求文章更具可读性。为此她率先与广播、电视、电影界合作，对影视节目进行预告、介绍和评论，使报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传媒的注解。时间印证了胡仙的判断，即使是现在，尽管信息时代已发展出网络阅报，报纸仍具有其不可替代性。但当时能预见这一结果的人并不多，很多报界人士都被突如其来的冲击打懵了，不知如何反应。率先颖悟并积极进行顺应潮流改革的《星岛日报》从此跃出水面，成为香港办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

胡仙的成功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真正的绝境，无论黑夜多么漫长，黎明总会到来。面对接连不断的困难，永远也不要退缩，要迎难而上，那样定会成功。

3．人和则财通

福建自古出商杰。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铸就了福建人的品质，培育了福建人的商业精神。在福建商人眼中最重视的就是人，而无论这个人在当时能否看得出有何可利用处，他们都一视同仁，待人友善，遇人敬重。“商运”乃通，往往能把生意做大。福建人经商，情况往往是这样：一个商人在开业以前，相关的人际关系便早已在无形中理顺了，从来不做“现上轿现扎耳朵”和“过河拆桥”的事。

郭鹤年祖籍福州盖山。其父在1909年下南洋，打过杂工，做过咖啡店伙计，后接管兄长创办的东升有限公司，经营大米、大豆、糖等农副产品。由于郭父聪明能干，在南洋，东升公司在其操持下逐渐成为一家有规模的商号，到1924年郭鹤年出生时，郭家在当地已是殷实之家。正缘于此，到了学龄的郭鹤年被父亲送人贵族学校新山英文书院读书。中学毕业后，郭鹤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马来西亚的最高学府——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并在那里结识了后来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从李光耀等朋友那里，郭鹤年吸取了不少新思潮，常和朋友们一起组织小型辩论会，探讨国计民生。在这种辩论中，郭鹤年因其商人后裔的天性，对经济产生了兴趣，后来与朋友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拉扎克、侯赛因·奥思先后任马来西亚总理；李光耀成为后来的新加坡总理，跨入政坛；郭鹤年则进入了商业，成为一代糖王，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王国。

1947年，年仅23岁的郭鹤年在新加坡自立门户，创办了第一家自己的公司——利克船务公司，注册经营轮船船运和一般商务。作为一个善于处世、有闽地传统的商家，郭鹤年对顾客诚然相待，服务周到，船务公司因而发展迅速。

郭鹤年本打算在几年内把利克公司发展为大公司，但意外事故使他改变了初衷。他的二哥因参加马来西亚游击队被捕后被枪杀，父亲在一连串的打击后一病不起，溘然长逝。郭鹤年只得放弃发展航运的计划，与其母和三个堂弟组建了郭氏兄弟有限公司，以求发展家族事业，重振家道。1949年，由于郭鹤年既有学识，又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经商策略也趋于成熟，因而被家族推举为董事长，成为郭氏家族的掌舵者。

郭氏兄弟公司继承了父辈的传统业务，主要从事大米、面粉、豆类及食糖的进出口生意。由于郭鹤年在东升公司干过，当年父亲也曾对他有意栽培，所以郭鹤年和东升公司的许多老客户都很熟悉。郭氏兄弟公司成立后，他逐一走访这些老客户，表示自己继承父业，请大家能一如既往给予支持。一方面因为原有的交易关系，另一方面因为大家比较了解郭鹤年，所以这些老客户成了郭氏兄弟公司的支持者，这使郭氏兄弟公司的业务迅速地走上了轨道。

1955年，此时郭氏兄弟公司及利克船务公司的业务由于发展均较顺利，已拥有较雄厚资本。郭鹤年借机又在新加坡创立了明田私人有限公司，经营商贸。同时，他又与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发展局联手建立了第一家糖厂——马来西亚糖厂，从印度购人粗糖后再加工出口国外。而其明田公司则专事贸易，从古巴购入蔗糖转卖东南亚各国。该公司的成立使他赢得“亚洲唐王”的称号。

原来的家族生意也在郭鹤年的重建和扩展下焕发了新的生机。1962年，他创办联邦面粉厂，为郭氏兄弟公司的米业经营注入了新鲜血液。1966年，他在吉隆坡西部的巴生市新建的面粉厂也在落成当年投入生产，此后由巴生市及新山（柔佛巴鲁）市合营的四家面粉厂相继上马，年产量达到22万吨，控制了马来西亚40％的市场。在新山（柔佛巴鲁），郭鹤年与人合资创办了马来西亚木板厂，为发展木材加工业，还租赁了4000公顷的森林。而他于20世纪40年代创建的利克航运公司也扩大了经营，并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建立马来西亚国际航运公司。

郭鹤年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军房地产业，创办了彩虹有限公司，专门经营房地产，在新山市购买了大片土地，建了彩虹花园、拍龄花园等住宅区。1971年，郭鹤年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委员会合资兴建了新加坡第一家豪华大酒店——“香格里拉”。在其高质量经营下，如今，“香格里拉”已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资产达数十亿美元。1984年，又在新山市收购了1000余亩的友兴橡胶园作为开发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