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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中庸之道万古之慧（第3页）

最后再让我们重温一遍孔子的这句至理箴言：“过头和达不到同样不好。”圆满的人生境界，要像击剑选手一样，有进有退。怎样进攻？何时退让？其中可大有学问，我们必须提升自我的智能，才能真正体会“进退有道”的奥妙所在和无穷妙用。

4。有进有退，必可再进

原典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冇道则见，无道则隐。

——《论语?泰伯》

释义

局势危急的国家不能进入，局势混乱的国家不要在那里生活。天下有道的地方，就去施展你的才能，不讲道行的地方，就应该隐居而不出。

孔子的这句话就是要让人认清局势，在乱世要采取全身而退的方略。在面对危急、混乱情况的时候，也要做到该退则退，该忍则忍。

我国古代的历朝历代，因“不隐”而落的妻离子散，死不知何所的大有人在；也有深知“隐忍”而保全自身，全身而退的人。至于“隐”与“不隐”，这就是“中庸”上讲到的“两端”，在面临这种“进则可能死，退则可能生”的两难境界的时候，该怎么取舍？这就得适时地运用“中庸”思想——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不仅如此，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也要学会保全自身，不能过于冒进，不能偏激，要时时处处掌握好这个度。俗话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中间的“不得不"就是迫不得已的意思，如果强出头，后果就是“头破血流”，谁也不会傻到这样的地步。其实，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很难，这就需要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懂得运用“中庸”，万事不可偏激，不可走极端的思想态度，做到恰当地处理，“退进”都能合乎“中道”。

三国时期，由于关羽的狂妄自大失去了荆州，自己也身首异处。

作为大哥的刘备当然对此怒不可遏，不听诸葛亮的劝阻，亲率70万大军伐吴。蜀军从长江上游顺流进击，居高临下，势如破竹。

刘备大喜，感觉一举拿下东吴的时机已到，急驰大军进发。战事也正如刘备所预想。蜀军连胜十余阵，锐气正盛，直至彝陵，航亭一带，深入吴国腹地五六百里。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孙权命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将领陆逊为大都督，率5万人迎战。

陆逊虽然年轻，却深谙兵法。他非常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刘备锐气正盛，并且是居高临下之势，吴军如果同他正面交锋，很难占到便宜。于是决定实行战略退却，以观其变。

这样，陆逊就把吴军完全撤出山地。可这样却害苦了蜀军，几十万蜀军士气正旺，却一时找不到“打击"的目标。并且在五六百里的山地一带很难展开数十万大军的阵势，这样一来，蜀军反而处于被动地位，欲战不能。

相持了足有半年的时间，蜀军斗志松懈。年轻的统率陆逊看到蜀军成线绵延数百里，首尾很难相顾，且在山林安营扎寨，犯了兵家之忌。吴军看到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下令全面反攻，打得蜀军措手不及。陆逊一把火，烧毁蜀军七百里连营，蜀军大乱，伤亡惨重，慌忙撤退。

《易经》中说：“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为人处世，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当高则高，当低则低。所谓进退有据，高低有时也。

可见，人生成败与进退术有很重要的关系，不善进退者，自然是败者。我们知道过于急进者，常会自以为聪明至极，从而在某一天突然遭到大败。因此，进是基于摸准对方心理的行为一一只有摸准对方。才能进行有效的行动，这是人际交往的基本道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退避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一般人总是以事物发展向上向前为吉，而以向下向后之退避为凶，其实这并非是对退避的正确理解。如果该进之时则向前，当然是吉兆，但是，如果处在该退之时仍然盲

目前进，则由吉趋凶，自取其咎。相反，此时，如果顺时而急流勇退，行遁之道，则又逢凶化吉。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影响……战略退却的全部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_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能不能取胜。”

所以，做人做事要懂得适可而止，不要过了头。一件事做久了，就会形成一种惯性，让人欲罢不能。权力也好，荣誉也罢，人的欲望如果不适时地加以遏制，就会逐渐膨胀，以至于到时难以驾驭。这时，你就需要停顿一下，或者后退一步，就像音乐需要休止符，照片需要留白，绘画需要淡彩一样。不论你在职场，还是在商场，为人处世，都要善识时务，懂得退让之道，不要由着自己的性子来，退一步可能会更好。

5。时中——无可无不可

原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卜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礼记?中腐》

释义

君子一言一行所作所为都合乎中庸的道理，小人所作所为都违反中庸的道理，君子之所以能合乎中庸的道理，是因为君子能随时守住中道，无过与不及；小人之所以违反中道，是因为小人不明此理，无所顾忌无所不为。

世间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因此，想要坚持中庸之道就不能墨守成规。孔子是很明智的，他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给人们提出了“善行时中”的思想修养方法。所谓“时中”，即因时制宜地确认并实行当下的中道。这就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精神。

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意思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对于天下的一切事情，没有固定的可以，也没有固定的不可以，一切都取决于当下按义理该为与否。他还批评那些死守小信而不知灵活变通以害大义的人说：“言必信，行必果，磋硅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论语?子路》）意即：不顾形势的变化，而固守先前自己所许下的一、二句无关大局的诺言，这种盲目守信的态度是不足取的。

在《论语?微子》中，孔子曾评价历史上的几位大贤说：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孔子认为，古代这几位大贤，都各有优点，不仕乱世，也不仕新朝，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不降低志向，不玷污身份，保持了清名；柳下惠、少连虽降志辱身，出仕于污浊的朝廷，但不同流合污，言论得体，三思而行，委曲求全；虞仲、夷逸隐居不仕，横议古今，立身清高，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自由自在。而孔子自己却并不主张做他们那样的人，他的观点是“无可无不可”，意即不执一端，不死守一种形式。他既不作伯夷、叔齐那样纯粹避世的隐士，也不作柳下惠、少连似的委曲求全的循吏，也不作虞仲、夷逸那样到处放言、不负责任的狂人。他不走极端，出处进退，全视时机而定。又说：“伯夷，圣之清（清高）者也；伊尹，圣之任（负责）者也；柳下惠，圣之和（随和）者也；孔子，圣之时（适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圣之时者”，即圣人中最能按适时执中原则办事的人。孔子的一生，恰好是“圣之时者”的生动说明。

即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亦即孔子自称的“无可无不可此即中庸的灵活性。

孔子讲授儒家学说，不是拘囿于死板的说教而是灵活运用，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孔子以诚信为本，讲究君子之风。但是不该讲、无条件讲的时候，他决不死要面子活受罪，决不死板，可谓达到了高度民主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绝佳统一。所以他是闪耀两千多年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