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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漫话春节（第2页）

初一也是构成春节的核心节日。百节年为首，除旧迎新中新年的第一个节日就是初一。

除夕“驱傩”活动忙了一夜，当一声金鸡长鸣迎来一岁之首时，迎接新年的礼仪活动又开始了。在早期，元旦的习俗和礼仪主要是燃放爆竹驱鬼、祭祖、饮椒柏酒、喝桃汤和拜年。

我们知道，燃放爆竹之仪式，早在远古时期就有燃竹燃之驱怪兽“年”的传说。只是到了汉代，人们还没有发明火药，人们依然燃竹而爆，用那“噼噼啪啪”的巨大响声来“劈山臊恶鬼”，同时又为初一这个充满喜气、热闹非凡的日子增添喜庆气氛。因而，初一燃放爆竹这一习俗在汉代就已经被肯定了。

祭祖的礼仪，早在远古的原始崇拜就早已有了，到了商代和周代，达到了兴盛时期。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祭祖仪式由崇拜祖先又注入了儒家的“孝”道思想，祭祖之礼仪就更加神圣了，成了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尊卑、统治人民、上下等级秩序的“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不仅新年元旦要祭祖，几乎在一切节日活动中都有祭祀祖先的礼仪。

在汉代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在元旦饮椒柏酒和喝桃汤的习俗。因为“汉人说，椒是玉衡星的精灵，吃了使人年轻耐老，柏是一种仙药，吃了能免除百病。饮椒柏酒，预祝在新的一年中，人人身体健康”。（韩养民、郭兴文：《中国古代节日风俗》第48页）汉代的“桃汤”是取桃树的叶、枝、茎煮沸后来饮的，以此“压邪气、制服百鬼”。魏晋以后，人们才以饮屠苏酒来取代喝桃汤。

至于中华民族重人情的初一“拜年”活动，几乎是与“年节”同步产生的。到两汉时，早已蔚然成风了。

5．元宵节

有人说道教称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合称“三元”。照这种说法，元宵“上元节”当是道教的陈规习俗了。而道教产生于魏晋时期，那元宵自然而然也就是魏晋时期才形成的了。

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元宵称为“上元节”的起源与肯定应在道教之前，也是在汉代形成的。其过程是：汉武帝时，采纳毫人谬忌的奏请，在正月十五祭祀“太乙”神，形成“上元节”之雏形。东汉明帝时，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日夜在宫廷和寺院“燃灯表佛”，逐渐形成了元宵灯节，张灯祭神。

（二）春节习俗从单一到多彩。

在两汉以后，从魏晋南北朝起，中间经过隋、唐到宋、元时期的这一千多年的时问里，我国春节的习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包括春节在内的我国节日的发展演变被一些民俗学家称之为“异变”和“裂变”的阶段。具体一些来讲，他们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异变”阶段，唐代是“裂变”阶段。（韩养民、郭兴文：《中国古代节日风俗》第19、23页）这个道理是很有见解的。不过，如果我们把春节礼仪和习俗发展演变的脉搏再集中一点来加以研究，就会发现，从根本上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里，我国春节礼仪和习俗发展演变的总趋势，主要是由单一向多彩的方向发展。

这一变化，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

第一，从春节礼仪和习俗的性质而言，已由单一的祭祀性能发展为娱乐性、礼仪性的重大节日。

先秦和两汉时期，在春节所进行的各项礼仪和习俗，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看，虽然有着驱鬼辟邪、喜庆丰收、祈祷吉祥等等，但就实质而言却集中为一点，那就是“祭祀”。春节的活动几乎全都被禁忌、迷信、祓禊、禳除的神秘气氛笼罩。“腊八”要祭，送灶要祭，除夕要祭，元旦要祭，元宵也要祭，祭天、祭地、祭日、祭月、祭神灵、祭祖先，整个春节从头到尾一直在祭，整个春节下来就是祭祀的过程。不仅民间各家各户祭，宫廷官方更是大力倡导、大祭特祭。

到了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唐宋时期，这种现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春节的礼仪与习俗已从浓厚的迷信色彩中解放出来，转变为娱乐型、礼仪型的“佳节良辰”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还应强调一点，就是这并不意味着春节活动中完全取消了迷信的神秘色彩。这些东西依然存在着，但把它与先秦和两汉时期相比，就没有那么浓厚了，大大加强了春节习俗的娱乐性和礼仪性。

只要以除夕、元旦、元宵这三大节日的某些重大习俗为例来加以比较，这一变化便可一目了然。

原来在两汉时，不论民间还是宫廷里，除夕“驱傩”，其规模都是十分浩大的，而且纯属驱鬼逐疫的宗教迷信仪式。如汉代宫廷的“大傩”仪式，就有一百二十名“侲子头戴面具在那里又吼又叫、装神弄鬼地在宫中驱鬼捉鬼”；宫外还有七千卫士和千余骑士送火炬出宫，将凶鬼恶疫镇压在水底，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从这些活动中我们看不到一点点娱乐性质。这完全是一种祭祀性的活动，然而，情况到了南北朝时就发生了变化。北魏的“驱傩”仪式风格大变。它变为列兵南北两队，北兵为骑士，南兵为步卒，双方厮杀，不断变换队形战斗，最后以南军失败告终。这种北魏“驱傩”仪式，完全变成耀武扬威的军事演习式的礼仪活动了，没有一点点祭祀的味道。到了唐代，除夕的“驱傩”更是发生“裂变”。它由祭祀性质的“傩舞”发展为“傩戏”了。两汉时期宫廷成百上千人的“驱傩”仪式，到了唐代已经变成十几人、甚至三四人演出的歌舞小戏了。这就使严肃的“驱傩”仪式变为欢乐的娱乐型戏剧了。

再看看门神，两汉时不论雕刻的还是削的桃木“神荼”与“郁垒”，总是那些面目凶狠的驱鬼神。发展到了宋元以后，人们不仅用秦叔宝、尉迟敬德、钟馗等的画像来代替，而且还把门神变成了印刷的碧绿丹青、色彩斑斓的艺术品了。这时，从门神还派生出让人看了喜气洋洋的“春联”来。我们不难看出，其实这也是由单一的祭祀型向娱乐型发展的过程。

在古代，人们在元旦放爆竹，目的是一种驱鬼辟邪的仪式。隋唐以后，特别是发明火药，制成鞭炮以后，爆竹不再是驱鬼的手段，其“噼噼啪啪”的响声，已成为节日欢乐和热烈的象征了。

元宵节的灯火，在两汉时是为祭神。到了隋唐以后，经隋炀帝和唐玄宗这些浪荡皇帝的倡导，元宵张灯已经变成人们游览观赏的文娱活动了。

第二，我们从春节的内容来看，已由单调的宗教内涵变为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

隋唐以后，春节活动的形式不仅变得欢快娱乐，而且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了。比如说，大量的文体活动，诸如荡秋千、放风筝、蹴鞠、赛马、打马球、射箭、游猎、拔河、竞渡等等，都融入了唐代人们的春节活动之中。这与两汉时期相比，春节对于人们来说，可以说是过得更自在、更开心、更丰富多彩、更有意思了。

第三，这一时期春节的内涵由单一变为多彩，还反映在节日观念的转变上。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门神，在过去，其形象总是凶神恶煞，唐宋以后则被威武的将军和进士取代了。元宵节的花灯不仅越来越多姿多彩，还产生了以灯谜为主的灯文化。

（三）春节习俗从发展到滞留。

春节的礼仪和习俗仍在明清时期还在继续发展着。可是到了民国时期，这种发展趋势却停滞下来了，没有多大变化，可以说是留在原地踏步，更谈不上发展。

在明清时期，我国的节日礼仪和习俗发展趋势，出现了多极变化。民俗学家们认为这种变化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上层统治者及文人士大夫层的复古风，二是有些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节日风俗淘汰或淡化，三是游乐性的风俗迅猛发展。”（韩养民、郭兴文：《中国古代节日风俗》第27页）他们的这些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明清时期的春节习俗的发展趋势。

从上层统治者及文人士大夫层的复古风来看，在春节礼仪和习俗中的表现是很明显的。比如宫廷除夕“驱傩”仪式，唐宋时的“驱傩”仪式已由浩大而神秘的祭祀活动，变成了娱乐性的“傩戏”，内容已经变得与前代相比面目全非了。可是，到了明代“驱傩”活动却又效法起汉代来。又如贴门神，明清时期民间已经广泛盛行贴钟馗、秦叔宝、尉迟敬德的画像，或是多姿多彩的年画，而一些士大夫和官宦之家却依然贴的是“神荼”、“郁垒”老门神。

在明清之际，在春节的礼仪和习俗中，统治者们除了倡导复古之外，还在宫廷的元日朝贺时大大倡导繁文缛节，让大臣们从头天晚上的半夜三更就进宫，接着在各种繁文缛节的礼仪中，进行数不清、道不尽的站、坐、跪、拜礼节，一直要折腾到年初一的中午宴罢才能回家。这一套繁文缛节把大臣们，甚至包括皇帝本人在内，都弄得精疲力竭，但是人人都得认认真真地去做，一点也不能马虎。统治者们就是利用这套繁文缛节来强化皇权，强调和巩固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这样一来，宫廷中的春节礼仪就变得越来越僵化。这也是我国封建制度日趋走向衰落的总趋势在节日礼仪和习俗中的曲折反映。

在论述春节礼仪和习俗在明清时期上层统治集团中的复古与僵化的现象时，我们也不能就说得出这时在上层统治者中春节礼仪习俗毫无变化的结论。比如说明成祖朱棣就曾在永乐七年下过元宵节自正月十一日起给百官“赐假十日”的诏令，让大家欢度佳节。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都未做过的创举。只是说问题在于在这个时期里，官方的春节活动与民间相比，不如民间发展变化快。

（四）从反映农业文化到反映现代化。

我国两三千年来年节习俗的发展和演变，无论从内涵到外延，都强烈地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在旋转，那就是为小农经济所支配，反映出来的均是农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