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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超越（第2页）

阶级关系无国界，由此政治秩序也突破了任何国家界限，天然地以全球为单位，是无产阶级国际（international）对（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普遍战斗。斗争的终结是一个伟大的终极历史时刻的到来，是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将使得资产阶级时代的“民族”（nation）消失，或者说纵向划分的政治空间消失；由于从此进入无阶级社会，横向政治空间也将因此消失，整个人类世界进入一种普遍均质的状态。这便是用时间克服了空间。

从另一角度来说，在这一终极历史时刻尚未到来之前，纵向的政治空间仍然存在，在已有国家的地方，表现为资产阶级所主导的阶级统治，在还没有国家的地方，表现为资产阶级所主导的民族自决；而横向的政治空间也一直存在，表现为普遍的阶级斗争，并作为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一旦有了对于这样一种终极历史时刻的理解，有了对于历史规律的把握，人们便可以通过主观能动的行为来推动时间对空间的克服加速到来，这便是无产阶级革命。至于这一终极历史时刻何时到来，在哪里到来，在不同的地方分别以什么节奏到来，则有赖于革命领导者的判断。

这带来一个衍生结果，就是革命领导者可以基于其判断，而以各种方式来利用不同的政治空间结构，对给定空间结构进行各种击穿，又创建必需的新的空间结构，由此而浮现出可以打交道的不同政治对象，可以视情况所需变换政治结盟关系，并能对此进行逻辑自洽的正当性辩护，形成具有极大的政治弹性与灵活性的政策方案。而用以为纵向空间的国家政治进行正当性辩护的各种观念系统，在横向空间的阶级政治当中是否仍然具有正当性，则取决于革命领导者对于历史时刻的判断，但即便仍然有正当性，也是一种工具性的正当性。阶级政治有自己的一套正当性观念系统，它超越于旧有的观念系统之上，统领并视情况调用各种观念系统。

在这样一种时间、空间结构下，一切空间性的东西都被相对化，非终极的、日常时间性的东西也被相对化，它们都不具有绝对的价值和不可通约的差异，它们都将被那个终极历史时刻所超越，它们的意义也都通过那个终极历史时刻而获得识别。在终极历史时刻的观照下，一种终极命运审判式的精神结构建立起来，一切日常的禁忌都被打破，一切现实当中的魅惑（enchantment）都被祛除，一种无比宏大的世界观念被建构起来。以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说，这是一种不仅突破了“地心说”，也突破了“日心说”，甚至突破了“宇宙中心说”的时空叙事，任何以其他模式生成的历史目的，都会被它消解掉。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打开了想象力的空间，对于世界秩序拥有超级的思考格局。

但超级格局还对应着另外一重面相。所有的这些超级格局，都以终极历史时刻来正当化自身，终极历史时刻在本质上类似于一种信仰。古典帝国也有其终极时刻，由宗教给出，将实现于彼岸世界；对该终极时刻的教义解说，会被转化为一种法理化的讨论，其在日常时间、日常政治中转化出一种具有可预期性的法权秩序。共产主义的终极时刻基于对历史规律的理性把握，将实现于此岸世界，对它的解说倘若被法理化，便与此岸世界的资产阶级法权难以区分，所以它会拒绝法理化的努力；这就让日常时间、日常政治本身的可预期性遭遇到困境，一种稳定的日常法律秩序难以建立起来。这样一种复杂纠结的状态，必须通过革命领导者的临机决断而获得突破；于是，革命领导者就会转为共产主义革命的肉身化呈现。共产主义革命历史当中的一系列复杂难解的困境，也隐藏在这一重面相中。

在这种超级格局下，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远大于中国国民党的动员效率。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基于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而获得了新的军事动员效率，但是此种组织原则与其道德原则并不足够匹配；更准确地说，国民党试图用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但三民主义是一种政治性的理念，而非伦理性的理念，只能为政权进行正当性辩护，并不能起到规范世道人心的作用。于是，强大的组织原则便会喧宾夺主，置换掉道德原则对于组织目标的定义能力。北伐的过程中便发生了一系列过激行动，对传统社会秩序与伦理形成巨大的冲击，也令组织目标本身陷入混沌。

因此，蒋介石在1932年便提出要用“礼义廉耻”来“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1934年春天，更进一步将此主张具化为“新生活运动”，以他重新解释过的“礼义廉耻”之四维作为基础道德原则，同时吸取一系列现代理念，以整肃国民日常生活、改良社会风气为目的，力图达到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的目标。礼义廉耻不能抽象地谈，它需要具体的社会载体。在乡村而言，就是以乡绅阶层作为该道德秩序的担纲者，他们与一般的底层民众之间形成一种微观道德共同体的共生关系。而乡绅阶层只要存在，便对乡村人群具有组织能力，从而与政府从乡村汲取资源之努力形成抗衡；而国民党又不可能取消乡绅阶层，因为这与新生活运动本身的逻辑相悖。这就使得国民党政府从乡村地区进行资源动员的能力相对有限，其在财政上更多地要依靠江浙财阀以及外国贷款的支持。

对共产党来说，则不存在这样一种障碍。在阶级斗争的话语下，乡绅阶层与底层农民之间在传统时代的等级共生关系，被转化为一种阶级斗争关系。共产党作为底层受压迫的劳动者的代表而存在，它引领底层劳动者反抗那些剥削者，敢于抗拒的人，便是土豪劣绅，会被镇压；而对他们的镇压，在终极历史时刻的时间维度中会获得高度的正当性。这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土改过程，土改打破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带来强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效果。共产党由此所获得的乡村资源动员能力，远非国民党所可比拟。

但是这种资源动员手法有一个约束条件，即因为如前述，可预期的稳定的日常秩序在终极时刻照临下变得不稳定，日常的经济运转会大受影响，所以它会使得该手法很快走上自己的逻辑终点。除非，或者它能够持续地通过本身的高效动员而从外部汲取资源，或者它能够统治足够大的区域，从而通过庞大的规模来消化掉日常秩序受到的扰乱，仍然维持自己。倘若不能满足其中的至少一点，便需要改变政治策略，重新定义当下的政治时间与政治空间，以便革命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继续；随着时空条件的改变，策略也可以无阻碍地转变。政治策略的各种改变，同样能够在终极历史时刻之下获得正当性辩护。这便是统一战线政策能够有效实施的政治哲学基础。

在国际安全环境较好的情况下，国家对于动员效率的需求并不会很高，稳定的政策与日常秩序的需求是第一位。一旦国际安全环境变得很糟糕，则国家对于动员效率的需求就会变得很高，甚至会阶段性地压倒国家内生的历史目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的安全环境越发糟糕，于是，共产党获得了特殊的历史意义。它通过其极为灵活的策略、极其宏大的格局、极其高超的效率，将敌后的乡村社会转化为共产党的根据地，并将自己从外在于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为内嵌于中国历史与社会。

2。对汉民族主义的超越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区域主要是在汉族、中原地区，边疆与少数民族问题只是被抽象地谈及过，在早期并未进入共产党的认真思考当中。直到后来转战陕北，长征一路上所走的多半是少数民族地区，陕北也是地处汉蒙回交界地带，倘若少数民族问题处理不好，会让革命遭遇到巨大困难。正是在这种处境下，共产党开始认真思考少数民族问题。这个过程与国民党从中原到西南、西北的视野转换有类似之处，但共产党以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为基础，对于少数民族问题的思考与处理有着与国民党大不同的路径与格局。

1937年7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针对少数民族问题成立了一系列工作委员会，并专门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研究室在1940年起草了两份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指导性文件，成为党中央的正式文件。在这两份文件中，分析了少数民族所面对的三个基本矛盾：第一是回、蒙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第二是回、蒙民族和汉族的矛盾；第三是回、蒙民族内部的民主力量与封建势力的矛盾。

最重要的是第三个矛盾，它析解出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关系，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便被阶级矛盾所击穿；第二个矛盾实际上并不是回、蒙民族与汉族的矛盾，而是两者与汉族统治阶级的矛盾。依照共产主义的叙事，蒋介石所代表的汉族统治阶级并不能代表汉族，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必须被打倒，由中国的劳动阶级自我统治。这就需要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必须代表中国的劳动阶级，因为劳动阶级才是真正的属于中国人民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中国的劳动阶级，所以越是共产主义，才越是民族主义。在一种复杂的时空结构变换当中，普世的共产主义被转化出民族主义的意义，民族主义又自然地从汉民族主义被上升为中华民族主义。普世民族主义的样貌于此也隐然浮现出来了。

共产党带领劳动阶级推翻汉族统治阶级的革命，实际上就是消除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使少数民族与汉族获得平等地位的过程；而获得解放的少数民族也要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完成自己内部的民主革命，由其劳动阶级来自主，最终形成普遍均质的人民。整个过程中，汉族劳动阶级的革命是核心的能动力量，它会引发整个中国内部的连锁革命，并通过阶级斗争消解一切民族矛盾，共产党则是超越于各民族之上的统合性力量。在阶级斗争的话语下，不再有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分，而只有阶级之分。

在此逻辑下，还可进一步击穿第一个矛盾，即少数民族乃至汉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国际层面的阶级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代表日本人民，中华民族应该与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所压迫的日本人民联合，推翻国际层面的反动派，并最终实现全球普遍革命。对于回、蒙之外的少数民族问题的解析基本上是在同样的理论结构下完成的。这是对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一种本土化应用，纵向的民族政治空间与横向的阶级政治空间，在这一叙事中被以各种方式调用，最终在一个复杂的时间结构中，实现对各种矛盾的逐层消解。

在这样一种时空结构的叙事逻辑下，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于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过程。共产党在纵向政治空间的结构下，承认少数民族的主体地位，典型的象征性事例呈现在对成吉思汗陵西迁的处理上。在成陵途经延安之际，共产党也安排了盛大的迎灵和祭祀活动，祭文起首语与国民政府类似：“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圣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灵。”但文中所呈现出的政治空间结构与国府大不相同。嗣后，又在陕甘宁边区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在延安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设立蒙古文化陈列室，每年春夏两季分别举行两次成吉思汗大祭典，毛泽东、朱德曾亲自发起公祭。

但是，这样一种纵向空间的民族政治，又必须从属于横向空间的阶级政治。国共内战时期，内蒙古率先解放，在1947年5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其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内蒙古自治政府以内蒙古各盟旗为自治区域，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自治政府是实现高度自治的区域性的民族政府；区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各民族间的亲密合作团结互助的新民族关系。此前的东蒙等地曾经有过一些由蒙古族建立的“自治政府”，意在进行民族自决，乃至与外蒙古合并；但是苏联及外蒙古出于对国际关系问题的考虑，都拒绝了合并的建议。这些尝试遂渐次失败，其中很多领导人物被新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所整合。新的自治政府成立的时候，几个东蒙背景的领导人物旧话重提，认为内蒙古的社会状况和内地不一样，还没有无产阶级，成立共产党没有阶级基础，不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革命。

与乌兰夫一同从延安被派赴内蒙古领导当地革命工作的刘春（曾任西北工作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室的负责人）则坚决驳斥，提出，正因为内蒙古的无产者规模还太小，不足以形成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所以内蒙古的蒙、汉等各民族无产者便必须与全国其他各民族的无产者一起，才能形成足够的规模并成为无产阶级，也就是统一的中国无产阶级。因此，内蒙古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才能获得成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不是哪一个民族的党，所以争取包括蒙古族在内的中国各少数民族彻底解放的中国革命，只能由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刘春的这套叙述，同样获得了乌兰夫的支持。乌兰夫提出，内蒙古长期发展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已证明蒙古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是紧密相连的，内蒙古革命斗争也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一部分，不能脱离开中国革命的总轨道；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汉人的政党，而是超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内蒙古的工人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然应该由中国共产党来统一领导。

这样一种叙述，其政治空间的结构变换极为高超，在终极时刻的背景下，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主体性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格局，进行了一种有机结合。如此的政治空间观与格局感，使得共产党在少数民族政策上有着远远大于国民党的灵活度与吸引力，最终在整体战略形势不如国民党的情况下，反倒收获了蒙古族的人心，率先统合了内蒙古地区，将其变为自己可以依凭的极为重要的战略后方。

同样，在新疆，也呈现出类似的政治空间结构变换。作为一个在民国时期在新疆政坛已有重要地位的维吾尔族精英，包尔汉在其回忆录中曾多次谈到，民国时他与其他维吾尔族政治精英交流时会反复强调，新疆不能走独立的道路，那会让它落入帝国主义魔掌，就像印度、朝鲜和中国东北一样；但是国民党无视新疆本土人民意愿的统治也不能接受，所以要追求的是在中国的框架下实现新疆的自治。在帝国主义魔掌等富于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下，可以看到包尔汉更深层的思考。他于1948年在新疆学院（新疆大学前身）对全校师生发表演讲，驳斥东突主义者：“新疆两千多年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疆不是一个民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正如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各民族的中国一样。如果说新疆只有维吾尔族一个民族的话，在新疆范围来说就是犯了大民族主义的错误；在全国范围来说，就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即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他明确意识到，脱离开中国的新疆是无力自立的，它很可能会进入一种很悲惨的混乱当中；但是他也明确提出，新疆的主体性必须在某种政治方案下获得承认。

包尔汉的这种认知可谓真正的洞见，他对新疆以及维吾尔族命运的忧虑及思考，都直指真问题。对他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共产主义是无法避免的选项。包尔汉是从民族的生存困境出发，可以说他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共产主义者；而内地的共产党人则是共产主义基础上的民族主义者。新疆和内地以两种不同的路径出发，在共产主义上发生了交集，由此新疆问题找到了一种政治解决方案。在这种方案之下，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之间的所谓差异，都被阶级差异给消解掉了，它将民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从而实现了对于汉民族主义的超越，上升为中华民族主义。

3。中华民族主义的法理基础

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很多是出于民族救亡的考虑而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国势日蹙，国民党的救亡努力很快被其内部的派系斗争与腐败所消解，此时的共产党充满朝气，于是很多人投奔了延安。因此，共产党人多半是共产主义基础上的民族主义者，如前述，这个民族主义的内涵是中华民族主义。

在解放战争末期，这一点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由刘、邓两人领导的中原野战军改编而成的第二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之后转向进军少数民族众多的大西南，1950年初解放了除西藏之外的西南全境。进军大西南后不久，中央就民族问题向二野发出指示：“关于党的民族政策的申述，应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规定。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此点望你们加以注意。”

这段指示当中有一系列值得从政治叙事上深入分析的内容。其中最核心的是它确认了一个全新的法理来源——所有的民族政策都要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的规定。《共同纲领》颁布于1949年9月29日，其序言明确表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

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空间结构在这段序言当中呈现出来。《共同纲领》用阶级政治置换国家政治，被压迫的中国人民推翻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民党政权；但是这个阶级政治当中，所有曾经的弱者都联合在了一起，其中包括了复杂的阶级结构，这要求必须具备一种超阶级的认同基础，从而又形成了国家政治对于阶级政治的再置换；而此时的国家政治是由阶级政治所领导的，所以它不是对过去的国家政治的简单重复。少数民族也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参与者，它在前述的政治空间结构当中，被阶级政治和国家政治从两个方向吸收：从被阶级政治所吸收的角度来看，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异被消解；从被国家政治吸收的角度来看，汉族与少数民族共组为一个大的中华民族。如此复杂的政治空间结构，在终极历史时刻的照临下，各种差异被统统吸收，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普遍均质的存在；人民政协则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进行了一个建国立政的政治决断。

中华民族就此借助共产主义所打开的超级想象力，同时完成了对于所有矛盾的克服，超越于一切差异之上，从而表达出了自身。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来看，《共同纲领》具备制宪权行使的根本特征，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嗣后一切政治活动的根本法理基础。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是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做此宣示的，但这个主席的身份并不是因为他的这一宣示行为而成立，而是依照《共同纲领》规定进行的选举而得以成立的。

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内涵，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政治空间结构当中呈现了出来。通过阶级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反复变换，吸收掉了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治，超越了汉民族主义，上升到中华民族主义。

区别于国民政府在成陵祭典当中所表达出的中华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基础上的中华民族主义，基于其阶级政治的底色，还有着一个远远超越于中华民族主义之上的对于欧亚大陆秩序乃至世界秩序的超级想象力。这样一种视野，使得中国的精神结构得以在古典帝国之后再次进入到大陆帝国的视野，并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有了进一步突破大陆帝国视野的可能。中国获得了足够的精神容量来继续自己的现代转型。

三、大陆帝国的自我超越

苏联的共产主义“帝国”，以普遍阶级为理解政治秩序的基础；美国的清教、自由主义帝国，以个体的普遍权利为理解政治秩序的基础。它们构成了两种超越民族主义的普世主义秩序想象，或者说两种现代帝国。科耶夫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提出，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起于法国大革命的民族国家不再是世界秩序的构成性力量，战后秩序必定是帝国的世界。美苏两大帝国在冷战中的对抗，是历史上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的对抗在现代的呈现形式：苏联以其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于沙俄留下的大陆秩序的整合乃至升级，美国以其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于英国的海洋秩序的继承乃至升级。

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必须拥有一种超越于中原视野之上的内亚视角，才能完成对帝国遗产的整合，安顿自己的边疆秩序，而这以普遍的大陆视野为前提；进入现代秩序的中国，以其超大规模的人口与资源在世界市场中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需要通过全球普遍贸易秩序才能获得充分释放，而这又必须以对海洋秩序的参与为前提。从历史哲学意义上来说，中国因此成为连接大陆与海洋，联通全球大秩序的中介性力量，也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成其为“中”国。此一中介性地位非陆非海，又亦陆亦海，充满内在张力；对此地位的历史哲学理解，同样需要一种具备内在张力的精神结构。共产主义在中国现代转型历程当中，作为中国通向“普世民族主义”的中介而具有的精神史意义，以及共产主义理念自身的发展，都要在中国对这样一种张力精神结构的需求中获得理解。

1。大陆帝国与“普世民族主义”

共产主义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想象力格局。远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前，这种格局就已呈现出来。李立三担任共产党总书记时，在1930年努力发动了一系列大的罢工与武装暴动。李立三当时的努力，是以他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的理解为前提的。在他看来，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也是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的地方，所以中国必定会是世界革命首先爆发的地区。中国的革命会带来残酷的国内战争，并因列强的在华利益之冲突，而引发残酷的全世界的阶级战争。故中国革命乃至一省或数省的革命胜利，就是世界革命的开始，而中国革命的最终成功又取决于世界革命的成功，所以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是同一过程。李立三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的这样一种理解，与列宁对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改造异曲同工，实际上是在列宁理论的基础上，顺着同一逻辑继续向前推论的结果。关于列宁的相关理论，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第二小节第三小小节的讨论。更进一步地，李立三把忠实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忠实于中国革命等同起来，甚至以忠实于中国革命作为是否忠实于共产国际的衡量标准，从而推导出，既然世界革命爆发在即，中苏两党同属共产国际，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中共可以为保卫苏联而战，那么苏联也同样应该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而战。

李立三的这套逻辑将列宁的“帝国主义薄弱环节论”引申运用到了极致，在普世主义的视野当中走上了中国本位主义。这种新的政治意识具有极强的内在张力，其在普世中强化了民族，民族又通达普世，“普世民族主义”以共产主义为中介而悄然浮现出来。这种政治意识在很多其他共产党人的身上也显示了出来，表达着中华帝国留存在中国人潜意识中的普遍主义冲动，同时又将其收敛在一种民族主义的载体上。

前文曾谈到过，在中国的现代转型进程中，传统帝国所尊奉的普遍主义理想本身需要被抽象化，对普遍主义要留其“神”而弃其“形”；将其与具体的特殊主义方案安置在不同的位阶上，普遍主义所空置出来的“形”可由特殊主义来填补，但特殊主义的“神”则要从属于普遍主义，以普遍来统摄特殊，以特殊来充实普遍。“普世民族主义”便将“形”与“神”安顿在了不同位阶上，一种具备极强内在张力的自我意识，就此通过共产主义进入到中国的精神结构当中；而朝向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的两种精神出口，也全都悄然埋了进来。

在毛泽东这里，“普世民族主义”形成了一种更加体系化的表达。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全靠观察国际局势来分析国内政治，在全球阶级斗争的大格局下，反观内政问题。这种观察背后所透露出的秩序想象力的宏大格局，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继续以其大格局的想象力来勾勒中国的前途。他在与美国记者谈话时提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