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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能说会道巧妙赢得他人心（第5页）

在人际交往之中，既要敢说“不”，也要善说“不”，更要会说“不”。你才能应付自如，不得罪人。

别把话说满，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

人生一世，千万不要使自己的思维和言行沿着某一固定的方向发展，直到极端；而应在发展过程中冷静地认识、判断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以便能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来采取机动的应对措施。

杯子留有空间，就不会因加进其他液体而溢出来；气球留有空间，便不会因再灌一些空气而爆炸；人说话留有空间，便不会因为“意外”出现而下不了台，因而可以从容转身。反之，就会贻害自己。

单位领导就某项决策征求职员意见的时候，在表现自己的同时，别忘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当你在单位决策上发表自己看法的同时，别忘记加上一句话，“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还要看上级的最终决策”。

事情办成了当然是皆大欢喜，但如果出现了问题，每个人因为自保都会推卸责任的，而关键就在当时大家发表意见时每个人的说法上了。

一个公司的产品部经理在对每个产品进行市场预测的初期，总是要开公司会议，还经常叫上销售部和设计部共同讨论，同时私底下也会征求个人意见。

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开会的时候，公司新来的两个员工孙壮和赵书辉都表达了自己超前的思想，得到了公司领导包括销售部和设计部的好评。而且两人在阐述自己想法的同时，还强调如果按照他们的方法做一定会成功。产品部经理当即表示要孙壮和赵书辉一起写一份详细的计划书出来，公司一定会认真考虑。此话一出，孙壮和赵书辉欣喜若狂。作为新人的他们能得到领导如此重视，想来自己也算是幸运的吧。但是新产品在制作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这令公司上下非常紧张。

事后，当公司处理这个问题责任的时候，孙壮和赵书辉成了众矢之的。而本该为这个项目负责的产品部经理，参与产品研讨的销售部经理、设计部经理都相安无事。最后，孙壮和赵书辉出于无奈，递交了辞职信。

事外的人，大概都认为那些领导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吧。正常来说，领导不仅肩负着本部门的工作，公司发展和重要决策的决定他们也应该负90％以上的责任。但这次公司新产品出了问题，为什么不让领导来负责，而是拉出了孙壮和赵书辉这两个当替罪羊呢？原因就出在产品部经理让孙壮和赵书辉共同写的计划书上。当初让他们写的原因是希望参考年轻人的想法，当然，如果出现问题自然有文字上的东西为公司中层们开脱。

话不说满就是给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事实真相，或看看事态的发展及周围形势的变化方可拿主张。孙壮和赵书辉也有问题，他们不懂得“模糊表态”的说话方法，最终留下了话柄。他们在开会时不仅表明了自己的想法，还要在后面加上按照这个方法来做一定能够成功。这种飘飘然的自我夸大，也注定了他们最后自讨苦吃的结果。当公司要追究责任的时候，产品部经理把孙壮和赵书辉共同写的文书一交，自然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这就是把话说得太满而给自己造成窘迫的例子。当然，也有人话说得很满，而且也做得到。不过凡事总有意外，使得事情产生变化，而这些意外并不是人能预料的。话不要说得太满，就是为了容纳这个“意外”！

所以当别人征求你意见的时候，在阐述自己想法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话不说满”，千万别忘了加上一句“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还要看上级的最终决策”。这样不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关键时刻还不用负责任，达到明哲保身、留有后路的目的。

有时候“话不说满”还可以作为拒绝别人的最佳方法，既留给了对方面子，也不会让自己为难。它可以让对方保留一点希望之光，有利于稳定对方的情绪。

当有人要求你解决或答复问题的时候，他的内心其实一定寄予着厚望，希望事情能如愿以偿，圆满解决。如果突然遭到生硬的拒绝，由于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很可能因过分失望或悲伤，心理上难以平衡，情绪难以稳定，产生偏激言行，有碍于人际交往。相反，倘若话不说满，一切都尚未完全说死，则使他感到事情并非毫无希望，也许经过更多的努力或者过一段时间机会降临，事情会向好的方向转化，因而情绪趋于稳定。

凡事没有必然的定式，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话不说满”。任何事情的发展变化都得有个过程，有的还得有一个相当长的演变过程。当事情处于发展变化初期，实质性的问题尚未表露出来，这就难于断定其好坏、美丑、利弊、胜负。这时，就需要等待、观察、了解研究，切不可贸然行事，信口开河地去下定论瞎承诺。

委婉地表达，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英国思想家培根就说过：“交谈时的含蓄与得体，比口若悬河更可贵。”做人固然要正直、直率，但并不意味着说话都要直言。因为不适当的直言如同从反面说话一样，是一种消极和否定的语言暗示，不是使人抵触反感，就是使人顾虑重重，增加心理压力；而恰当得体的委婉说话意味着进行积极的语言暗示，而防止了消极的语言暗示。

如医生给人看病，遇到病情较严重而又诊治不及时的病人，就直言道：“你怎么这么瘦哇!脸色也很难看!”“你知道你的病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吗？”“哎呀!你是怎么搞的？你这个病为什么不早点来看哪!”这些说法里所包含的消极暗示会使病人怎么想呢？作为医生这是治病还是致病呢？

相反，若医生说：“幸好你及时来看病，只要你按时吃药，多注意休息，放下思想包袱，相信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这将给病人很大的鼓舞。

所以在言谈中，有驾驭语言能力的人，就会自如地运用多种委婉的表达方式。他们知道，生活中并非处处都能“直”，有时还非得含蓄、委婉些，才能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

上海有家理发店，一次，有位高个子的姑娘走进店来，要店员给她理一个像日本电影《生死恋》中的女主人公夏子那样的发式。

女店员发现这位姑娘长得俊俏，只是脖子很长，如果像夏子那样把头发盘上去，势必把脖子全部暴露出来，未必好看，但要直说，又怕伤害对方的自尊心。她想了一下，温和地说：

“小姐，听你口音不是上海人吧?”

“我是东北人，到上海好几年了。”

“怪不得，你长得比较高，其实，高才好看，身材苗条，穿裙子也漂亮。”

几句话，把对方说得心里甜丝丝的，双方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对方还没开腔，女店员又说：“现在秋天已经到了，头发盘上去，脖子会不会有些凉？”一句话，提醒了对方，姑娘连忙说：“那让我再考虑考虑。”

女店员忙说：“我也正想和你商量，不如剪个‘波浪式’，发脚刚好披在肩上，下部卷曲，中间起伏，上面收拢，配上你这身段，一定很好看。”姑娘听后想了想，满意地点了点头。

如果店员直接说：“你的脖子这么长，理这种发式太难看。”对方一定会一气走之。要使对方明白“长脖子不宜盘头”这个道理，又不伤害对方的自尊心，那就应该采取间接规劝的办法。女店员以拉家常的方式闲谈，先从籍贯谈起，毫不涉及“长脖子”的问题，当对方说出是东北人时，女店员立即联想到北方人个子高，于是抓住这个契机，将话题引到身材上去，几句话就把对方说得心花怒放，当双方有了进一步谈话的感情基础后，又不失时机地点到“脖子”这个要害，但又不像是故意揭对方的短。所以，并没有引起对方的反感，却提醒了对方要注意的问题。

女店员用委婉暗示的间接战术，使对方自省自悟，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此外，在外交上，委婉含蓄的语言往往更意蕴深刻。

1984年9月，前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问白宫时，曾开玩笑似地对第一夫人南茜说：“请贵夫人每天晚上都对里根总统说句悄悄话——和平。”言外之意是里根总统头脑不够冷静，往往做出有损于世界和平的事。对此，南茜回敬说：“我一定那样做，同样地，希望你的身边也能常常吹出这样的‘枕边风’。”葛罗米柯听后，心领神会地讪讪一笑。

由于代表着不同国家、不同的政治利益，政治家之间的语言游戏，无论形式如何，都是针锋相对的斗争。葛罗米柯和里根夫人的妙语，都在含蓄之中藏着三寸钢针，一个刺得好，一个扎得妙。听似玩笑，实则真言。凭借委婉含蓄，政治家把尖锐的批评包藏起来抛向对方，不显山不露水地进行了一番较量。

由此可见，委婉法是说话处世时的一种“缓冲”方法。委婉语能使本来也许是困难的交往，变得顺利起来，让听者在比较舒坦的氛围中接受信息。因此，有人称“委婉”是处世语言中的“软化”艺术。但是，使用委婉语，必须注意避免晦涩艰深。谈话的目的是要让人听懂，如一味追求奇巧，就会使他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甚至造成误解，必然影响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