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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万历朝主要事件（第1页）

万历朝（1573年—1620年）朝堂除了上述事件外，万历朝朝堂上还有以下主要事件：

京察与大计

-京察：是明朝对京官的定期考核制度，万历年间的京察往往成为朝廷各派政治势力互相倾轧的工具。如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等想借此机会整顿吏治，淘汰一些不合格的官员，但因触动了一些权贵的利益，引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孙鑨、赵南星等最终被罢官。

-大计：是对地方官的考核，在万历朝也同样受到党争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很好地发挥其考核监督地方官员的作用，一些有能力的官员可能因政治斗争而被黜，而一些庸碌之辈却能通过关系等手段留任。

矿税使事件

-万历二十四年起，万历皇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派遣大量宦官为矿税使，到各地开矿征税。矿税使们在地方上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还引发了许多民变和社会矛盾，遭到了朝堂上许多官员的反对。但万历皇帝不听劝谏，坚持推行这一政策，使得朝廷内部围绕矿税使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加剧了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和社会的不稳定。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一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欲行不轨，后被擒获。这一事件引发了朝堂上的轩然大波，东林党人等认为这是郑贵妃及其党羽企图谋害太子的阴谋，而另一方则试图掩盖真相，将张差定为疯癫之人。此案虽最终以张差被处死结案，但背后的政治斗争意味浓厚，反映了当时宫廷内部和朝堂上各方势力的复杂矛盾。一些主要事件：

万历新政

-背景：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初期，面临着财政匮乏、土地兼并严重、边防松弛等问题。

-内容：内阁首辅张居正实行改革，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推行考成法；经济上清查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军事上加强边防，任用戚继光等名将。

-影响：使明朝的财政收入增加，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边防巩固，国家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

国本之争

-背景：万历皇帝的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朱常洛，郑贵妃生子朱常洵，万历皇帝欲立朱常洵为太子。

-过程：朝臣们依据“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要求立朱常洛为太子。双方争论长达15年，期间万历皇帝与朝臣多次发生冲突，许多官员因上疏争国本而被贬斥。

-结果：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万历皇帝被迫立朱常洛为太子，国本之争以朝臣的胜利而告终。

万历三大征

-宁夏之役：万历二十年（1592年），宁夏副总兵哱拜与当地官员的矛盾激化，发动叛乱。明朝派李如松率领大军前往平叛，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成功平定叛乱，稳定了西北边疆局势。

-朝鲜之役：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未避免“唇亡齿寒”，明朝两次派遣大军援朝抗倭。明军与朝鲜军队紧密合作，经过多年战斗，最终击败日军，维护了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播州之役：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朝任命李化龙为统帅，调集20多万大军分兵八路进攻播州。经过数月激战，明军攻破杨应龙的海龙囤，平定了叛乱，加强了明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

东林党争

-背景：万历年间，社会矛盾激化，政治腐败，一些正直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不满现状，希望通过改革来挽救明朝的统治。

-过程：顾宪成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朝政，批评时弊，得到了许多士大夫的支持，形成了东林党。东林党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以及其他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双方在朝堂上互相攻击，争夺权力，斗争涉及到官员的任免、政策的制定等多个方面。

-影响：东林党争使得明朝的政治更加腐败和混乱，内耗严重，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萨尔浒之战

-背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势力逐渐壮大，对明朝构成了严重威胁。

-过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任命杨镐为统帅，调集大军分四路进攻后金。努尔哈赤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结果：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后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役改变了明朝与后金的力量对比，明朝在辽东的统治陷入被动，后金则开始掌握战略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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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地方官府典型事件：

江南地区商业繁荣与手工业发展

-江南地区商业活动十分活跃，苏州、杭州等地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如苏州的丝织业，有许多机户开设机房，雇佣机工进行生产，形成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关系，这是当时新型生产关系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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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水利工程建设

-潘季驯在万历年间多次主持治理黄河、淮河等水利工程。他提出“束水攻沙”的理论，通过修筑堤坝等方式，使黄河河道相对稳定，减少了水患，保障了沿岸地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对黄淮流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居正改革在地方的推行

-一条鞭法在地方得到广泛推行，将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合并为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一举措简化了税收手续，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考成法在地方也促使各级官员更加注重政务执行，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

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明朝在西南部分地区逐步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将世袭的土司改为由朝廷任免的流官进行管理。如在贵州等地，这一举措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促进了西南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当地的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