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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先秦哲学（第4页）

王霸之辩

王霸之辩是中国古代两种统治方法和政治理想的争辩。王指王道，即先王之正道。孟子以王道与霸道相对，认为施行仁政，以德服人者为王道。霸指霸道，即凭借武力假行仁义以征服别人的政治统治方法。霸道以武力压服别人，不能使之心悦诚服。孟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韩非则提倡霸王之道。秦汉以后王霸并用。到宋代，王霸之辩更演为社会历史观的争论。朱熹和陈亮进行了数年的争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义利之辩

义利之辩是中国哲学史上关于“道义”和“功利”相互关系的争论。孔子最早提出义和利的对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回答梁惠王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也把义和利看作是矛盾的，强调要贵义而贱利。荀子则主张先义后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墨子的说法与儒家不同，他认为“义，利也”（《墨子。经说上》），主张义和利是一致的。

人性的善恶之辩

人性是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论题，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告子、荀子。孟子阐述了一个实验：假设一个孩子即将掉到井里，看见这一情景的人会做出怎样的心理反应呢？他认为，危险时刻，恻隐之心会像本能一般油然而生。可见，每个人都具有同情心。接着，孟子把这个结论推广并提升到人性的四个基本要素：“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所要表达的是，人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它们是构成人性中“仁、义、礼、智”的源泉。孟子由此认定“人之初，性本善”的结论是可靠的。

告子将人性比作水渠中的水，让它向什么方向流它就向什么方向流。人性的善端，不是生而就有的，是靠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而形成的。由此看见，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后天的教育和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认为“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这些险恶的秉性不仅是人类的基本特征，而且是与人的生活经验无关的共性，这就是荀子所谓人性恶的根据。荀子还认为，为了防止恶的人性继续发展，必须随时用善良的思想进行教化，把人们从恶的方面挽救回来。

管仲（约前7或前7—前），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谥号敬，史称管子。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是周穆王的后代，少年时父亲去世，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后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作为丞相，对内，管仲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管子》共卷，8篇，今存7篇，内容极为丰富，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之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水本体论思想

管仲在《管子》里提出“水是万物之本”，早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水是世界本原的唯物主义哲学本体论者。管仲的水本体论思想，蕴涵着十分可贵的人本思想和博大的人文襟怀。前者表现为水的“平澹”本性中所蕴涵的平等思想：水唯有“平澹”才能生养万物，平澹是世界构成的法则，是万物生长的内在规定性。人是万物之一种，水的平澹法则与内在本性，对于人者之王的君主同样该如此。后者表现为水的“卑下”本性蕴涵了博大谦卑的人文精神种子：“水”的卑下，使它永恒流动而生生不息。人不同样如此吗？尤其是人者之王的国君，要称霸天下，其自生自强的根本品质，就是卑下，这种卑下的具体表现就是“宝民”、“尊民”、“贵民”、“畜民”、“富民”、“强民”。

伦理法治思想

管仲从治民的立场出发，既强调法制，主张“严刑罚”“信庆赏”，又充分肯定道德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提出礼、义、廉、耻为守国治民之“四维”。他区分了刑政与德教的不同作用，认为刑起着威慑的作用，德起着教化的作用。指出治民仅用刑罚，“不足以服其心”，必须辅以德教。管仲还认为，欲民为善，必须保障人民物质生活的消费资料。他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从而肯定了物质生活水平与社会道德风尚之间的联系。管仲很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认为在上者应“称身之过”，“治身之节”。

管仲的伦理思想基本上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为后来的法家伦理思想所汲取。他的“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道与人情

天道与人情，是管仲学派的哲学思想的两个基本范畴。《管子》在谈到称王天下时指出，如果具备地大国富、人众兵强这些称王称霸的条件时，若不掌握自然发展和人心变化的规律，国家也就接近于危亡的边缘。因此只有根据“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办事，才能防止事物向反面转化。遵循天道并得人心，战争一旦爆发，“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此正天下之道也。”。

予之为取

《牧民》篇说：“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种“给予就是取得”的思想贯穿于管仲学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中，它包含着对立面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辩证法思想。比如，在管仲看来，只有争取民心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这种辩证关系，就是“予之为取”，即统治者推行的政策越是能符合人民的心愿，就越是能从人民那里取得所需要的东西。应当指出，这种“予之为取”的思想是具有民主性精华的政治思想，是民本思想的体现和发挥。

老子（约前7—约前70），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春秋时期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人，曾在东周国都洛邑任守藏吏（管理藏书的史官）。

传说老子看到周王朝日渐衰败，于是决定到西域去，途中要经过函谷关。守关的长官尹喜精通历法，善观天文。有一天夜里，尹喜在楼观上凝视，忽见关谷中有一团紫气从东方冉冉飘移过来。看到这种气象，尹喜便知有大圣人将从此经过，于是告诉守关兵卒时刻留意，他自己也天天沐浴、斋戒，净身等待。有一天，守关兵卒见行人中有一青牛车，牛大车小，车板薄却载人重。车上坐着一位白发老翁，红颜大耳，双眉垂鬓，胡须拂膝，身着素袍，道骨仙貌。守关兵卒忙下关禀报。尹喜前去迎接并跪拜恳求老子到关中小住，指点修行之道。老子见尹喜心慈人善，气质纯清，就在函谷关住下，开始为尹喜著书，这便是《道德经》。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它完整地体现了老子的哲学思想。

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道

“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和中心范畴。关于“道”本身，《道德经》认为“道”是“唯一”，是“合理”，是“真实”，是“万物”，是“永恒”，是一切事物的源泉，是“万物之母”。“道”的含义很广泛，但其基本特征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老子的“道”中包含着一种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独到的感悟和深刻的体察，这也正是《道德经》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

无为的思想境界

《道德经》最著名的观点就是“无为”。“无为”的核心价值就是顺其自然，不能擅加一些不合理的人为的因素而破坏了事物原有的状态。老子强调“无为”、“道法自然”，要求人们在守道、行道、遵循规律中处理人与人、人与事的关系上，既要维护万物的自然状态，使之保持不变，又要遵循自然的法则。

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老子观察到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存在着互相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如有与无、刚与柔、强与弱、祸与福、兴与废等，它们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结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表明了对立面双方的统一性。而“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等论点则说明老子认识到对立面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小国寡民”的社会历史观

老子主张“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向往结绳记事的原始社会，认为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会“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表现出一种复古倒退的消极思想。

孔子（前—前7），名丘，字仲尼，祖籍在今天的河南商丘。孔子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孔子一生培养弟子三千余人，其中身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者有72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因求仕得不到重用，晚年潜心致力于古文献整理。他先后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

孔子一生的主要言行，经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编成《论语》一书，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

“仁”——儒学的核心概念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克己复礼”，一是“爱人”。“克己复礼”是对“礼”的承认。“礼”是指周朝统治者建立的宗法制度，“克己复礼”就是克服主观喜好，承认“礼”的客观存在，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爱人”是对统治阶级内部和外部矛盾的承认。在统治阶级内部，“爱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统治阶级外部，“爱人”就是把阶级压迫控制在老百姓能够承受的程度，不致使阶级矛盾激化。

矛盾中求得发展的天命观

孔子曾对殷周以来的天命思想深信不疑，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力量，具有主宰一切的伟力，他相信人的命运都是天命安排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然而，类似于颜渊遵天命，却穷困潦倒；子贡不受命，却财货满箧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孔子对天命有了新的思考，陷入了深深的肯定与否定、笃信与怀疑、崇拜与理性的矛盾冲突之中。但是，孔子毕竟是孔子，他睿智独到的思想智慧使他没有局限在怀疑传统天命思想的范围内不能自拔。他不再把天命作为言说的重点，而是对自己的思想辐射点做出了重大抉择，即由天命神学向人学（现实人生、人道）、由外在向内在、由彼岸向此岸方面转换。正是这一转变，使儒家最终没有走上宗教之途。